“灰皮书”的由来与发展

"灰皮书"是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延续到1980年为止将近二十年间出版的一批特殊的书籍,是为了配合党中央发动的针对苏联共产党的国际反修斗争,特别是中苏大论战的需要编辑出版的。当时根据中央宣传部的安排,中央编译局组织有关单位编译了一批所谓新老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指定由四家出版社,主要是人民出版社(用三联书店的名义)、商务印书     

国际反修斗争和“灰皮书”

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中共中央发动了一场针对苏共的世界范围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声势浩大,全球瞩目。为了配合这场国际反修斗争,特别是中苏大论战的需要,根据中宣部的指示,在中央编译局等有关单位的共同合作和配合下,由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世界知识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四家出版单位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所谓新老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作为“反面材料”,封面一律用灰色纸,不作任何装饰,大家习惯上就称为“灰皮书”。     

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争论

<正>上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为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中国出版了若干"灰皮书",其中就有普列汉诺夫的《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1962年出版,内部发行)。普列汉诺夫在过了37年流亡生活之后,终于在俄国"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从1917年3月31日到1918年5月,普的全部演讲、文     

浅析“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三次论战,其中"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次论战不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而且其中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学说和观点也对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一些影响和启示。正是在这不断探索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汉末大瘟疫与“医圣”张仲景

正在近代以前的2000多年中,古代中国平均约6年就会发生一场大的瘟疫。人们与瘟疫进行着艰苦的斗争,医生无疑是"战疫"的主力军。张仲景就是这样一位医生,他不恋仕途,用毕生精力刻苦钻研医术,与瘟疫展开生死较量,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医圣"。一、汉末大瘟疫自古以来,瘟疫就是国家极其重视的大事,稍有规模的疫情必然被史官记录在册。据1932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统计,中国古代发生重大疫情的次数是: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     

王的诤臣——胡适论知识分子的角色及使命

作为知识分子的胡适,他终其一生都将知识分子,包括将他自己,定位为国家、政府的"诤臣",这一"诤臣"的身份定位决定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时批评的使命和目的.胡适一方面要求知识分子要有"面折廷争"的勇气,另一方面也要求政府要有鼓励"合法的反对"的大度,而知识分子批评的目的正在于为政府救弊补偏,辩冤白谤.     

做“土”电话

正今天,我要做一个"土"电话,本想让爸爸帮我做的,可爸爸一口回绝了,说:"孩子,只有自己做,才会有收获。"于是,我就自己干了起来。我先准备材料,拿来剪刀、毛线、牙签、一次性杯子和针。我先拿针把一次性杯子底中间戳了一个洞,把线的一头用嘴抿一抿,塞进洞口,一看线太粗,只好又捏了捏线头,试着再穿进去,一戳线头歪了,只好拿短一点再穿,终于塞进去了,紧张得我冒了一身冷汗。我把线轻轻拉     

“国士”张元济

正古人曰:"士之才德盖一国曰国士。"在现代诸多文史类著作中,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1948年)合影的老照片,常作插页置于书中。照片中的胡适、赵元任、傅斯年、冯友兰、梁思成等院士的生平、业绩,常为今人津津乐道;而前排中间着长袍的时年82岁长者,似渐淡出大众的视线,鲜为人齿及。直至近年,始有一批相关研究著作问世,但似乎仍限于圈内。他就是现代出版拓荒者张元济先生。     

论李大钊媒介批评思想的来源及其马克思主义转型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事业和媒介批评先驱,李大钊早期媒介批评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论述。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成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媒介批评活动的典范。他的媒介批评思想来源的复杂性,体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资产阶级报刊新闻学,到无产阶级新闻学转变的思想历程,体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报刊媒介批评活动的历史和学术上的延续性和断裂性特征。     

八国峰会力争“东山再起”

八国集团找到了"新的主题",那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援助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5月26日至27日,八国集团峰会在法国西北部海滨城市多维尔举行。一改过往美欧争论不休的惯例,八国在中东局势、非洲发展等议题上空前一致——严辞批评利比亚、叙     

敢问“路”在何方

当29岁的杰克·凯鲁亚克终于停止狂热的键盘敲击,望着脚下30多米长的打字纸时,他一定想象不到,这些文字,会在未来改变许多人的生活与命运。那是1951年的春天,已经在路上旅行7年的凯鲁亚克,结束了自己最后一次横穿美国大陆的旅行,回到了曼哈顿的家。他把自己锁在公寓里,夜以继曰地坐在打字机前。3个星期后,他完成了小说的初稿,经历了几次删改,又在出版商面前碰了几鼻子的灰后,终于在1957年正式出版。     

“以党治国”面面观

<正>早在1941年,邓小平就曾对"以党治国"论提出严肃批评。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再次复出后,他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提出要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改革,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他在最后一次"南巡"谈话中,更明确提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出土文物”沈从文

沈从文一生为人低调、不事声张。抗战时,沈从文被选为湖南省议员,他一笑拒之。1958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庆祝反右斗争胜利的宴会上宣布让沈从文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沈从文当场回绝。1966年"文革"初期,江青为拉拢一批知识分子为自己捧场,借当年师生关系与沈从文套近乎,这时很多人奉劝沈从文给江青写信,以便自己不再受冲击和批判,沈从文断然拒绝。     

“探求者”文学社团的酝酿、批判与平反过程

1957年,陆文夫、高晓声、陈椿年、方之、叶至诚等一批江苏作家酝酿创办一个文学社团"探求者",并计划出版一份同人刊物《探求者》,以突破当时文学创作中千人一面的状况。当他们满心欢喜地宣传筹备,怀抱着知识分子的美好憧憬去改造文学时,反右斗争正迅速在全国铺开。"探求者"社团还没有成立,同人刊物还没有出版,仅仅一个月时间后,     

1957年“毛罗对话”版本比较及解读

早在1957年整风前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就曾三次公开回答过倘若鲁迅活着敢不敢写的问题,因而在其后反右派斗争期间再次回答这个问题合乎情理。在目前流传的三种毛罗对话版本中,贺圣谟版本提到的顾全大局四个字至关重要,最能体现毛泽东对鲁迅杂文立场的深刻了解和对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深切期盼。在他看来,凡事有经有权——鲁迅式杂文是永远需要的,但要站在人民立场上用保护和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写,这是经,是原则性;而当社会上出现否定党和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并使整风转入反右斗争后,原本在开门整风时用来讽刺自己队伍的杂文就不合时宜了,要顾全反右斗争大局,改变讽刺批评对象,这是权,是灵活性。这种思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策策略原理与中国传统经权思想的有机结合。     

一面反帝斗争的光辉旗帜——“清邑义和团”团旗

义和团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震撼世界的反帝爱国斗争。当时,在沙俄等八个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河南清丰的义和团的勇士们和我国北方其他地区的义和团勇士们一样,揭竿而起,同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清朝政府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清邑义和团"团旗是河南省清丰县前游子庄的革命群众代代相传、精心保存下来的一件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现藏在河南省博物馆。这面光辉的战旗用两幅白色平纹土布缝合而成,旗高150、宽180厘米,中间墨色楷书"清邑义和团"五个大字,严肃大方     

美“七朝元老”出书批总统

正70岁的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下文称盖茨)这个新年过得不太顺。1月1日,他在自己家中不慎摔倒,颈椎受伤,被送进了医院。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最近频频登上报纸头条,因为他即将出版一本新书《责任:战争中的部长回忆录》。书中,盖茨直截了当地批评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和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前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

五四运动以后,当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宣传,并且要建立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师范:海峡彼岸的一股“野风”

师范这个名字,不但在江苏读者中间鲜为人知,就是在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界,知之者也少而又少——在一些文学辞典里,虽然也可以看到他的名字,但大多语焉不详;而几乎所有的大陆学者编写的台湾文学史著,对他都是略而不论。然而,他却对台湾文坛曾经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在上世纪50年代之初,他和同伴们合编的文艺半月刊《野风》,为当时"反共文艺"甚嚣尘上的台湾文坛,吹来了一     

联合国里的“孙悟空”

正毛主席在接见赴二十六届联大的代表时,曾把中国比喻为"花果山"里的孙悟空,到联合国去是伸张正义,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称王称霸,造"玉皇大帝"的反。那时,我们认为世界处于革命和战争时代,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担当起世界革命的责任,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这一认识决定了我们在联合国采取斗争的态势,尤其是同苏联斗。"画饼充饥"的故事裁军是联合国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也是我们最关注的议题之一。刚进入联合国时,我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