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康为司马光之妾所生

司马康(1050—1090),字公休,是司马光唯一的儿子.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他任检阅文字工作,是得力的助手.司马光三十二岁时生司马康.生司马康之前曾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司马童、一个叫司马唐,但都不幸早夭.所以,生下这第三个儿子格外珍爱、为祝愿长命百岁而取名为康.     

对《司马康为司马光之妾所生》一文的商榷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6年第一期所载《司马康为司马光之妾所生》一文,确认司马康为司马光之妾所生.作者宋衍申同志这种勇于发前人之所未发的精神是可贵的,但他对于材料的去取、解释和运用却是大有问题的,因此,他所推演出来的结论,实难令人信服.谨撰本文,以就教于宋衍申同志及广大读者.     

读《通鉴问疑》札记

刘羲仲,字壮舆,是《通鉴》副主编刘恕的长子,他的事迹附于《宋史·刘恕传》后,其文曰:(恕)死后七年,《通鉴》成,追录其劳,官其子羲仲为郊社斋郎.据《范太史集》卷二十四载:恕有子事前池州华容县尉羲仲……刘羲仲未做高官,无政迹.只有《通鉴问疑》一卷,流传后世.《通鉴问疑》只有六千二百字左右,分三大段.第一大段是刘恕问,司马光回答,主要内容是讨论“正统”问题.第二大段是司马光问,刘恕答,主要内容是对魏晋南北朝     

略谈抄本《归震川先生未刻稿》的价值

归有光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散文大家,其文集的版本线索比较明晰,明代刻成的有子宁、子祜编辑、翁良瑜刊刻的昆山本,亦称翁良瑜刻本,和蒋以忠、归道传编刻的常熟本,亦称道传刻本.     

西河王济非王武子辨——读《文心雕龙》劄记

<正>《镕裁》篇中讨论文辞繁略问题时,曾举两位后人不太熟悉的作家为例,文曰:昔谢艾、王济,西河文士,张骏以为艾繁而不可删,济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谓练镕裁而晓繁略矣。谢艾是谁?问题还比较容易解决。《晋书》》卷八六《张轨传》附载《子寔、寔弟茂、寔子骏、骏子重华传》,名下曾记谢艾事迹,云是石季龙     

读《钱神论》书后

我所读过的以《钱神论》为题的文章,共有四处。一为《晋全文》卷五九所载,作者为成公绥,是魏晋时人,大概与篡魏建晋的司马昭同时,《晋书·文苑传》亦有成公绥传,但未载此文。二为《全晋文》卷——三所载,作者名鲁褒,是河南南阳人,大概和西晋末年惠帝同时。三、四两篇都是鲁褒《钱神论》的缩写,一见唐人撰的《晋书·鲁褒传》,一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以我所见,司马光缩引的《钱神论》最好,可说是一篇很好的时事杂文。     

司马光智劝夫人

有一年过元霄节,京城举行盛大的灯会。司马光(山西夏县人,北宋宰相、文学家,著《资治通鉴》)不想去观灯,他也不想让夫人去,所以,当夫人提出要去看灯时,司马光反对道:“家里也有灯,何必出去看。”夫人又道:“我还想看看游人。”司马光道:“难道我是鬼吗?”结果,夫人被说服了。     

唐狄仁杰卒年考辨

狄仁杰是唐代武则天时期的名相,久为人所称道。两《唐书》中均有狄仁杰传,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载有大量狄仁杰的事迹。狄氏生平,历历可数。至于他的卒年,今人多以为在唐武周的久视元年九月,如近年张习孔等先生编著的《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北京出版社1987年10月版),即列在公元700年的久视元年阴历九月,当     

司马光与欧阳修

司马光和欧阳修是北宋中期两位著名的学者。他们在史学上和文学上都有卓绝一时的贡献。翻开司马光的文集,可以看到不少他和时人唱和的诗篇。这些人如吴冲卿充、宋次道敏求、范景仁镇、江邻几休复、梅圣俞尧臣、王介甫安石、刘仲更羲叟、韩子华绛、石昌言扬休等,同时也见于欧阳修的文集中。他们都是欧阳修很好的朋友。但是司马光和     

南梁浮山堰长度和规模考辨

正作为淮河历史上第一座军用大型拦河坝,浮山堰的规模在当时可谓举世无双。但浮山堰的实际长度和规模等问题,从南梁至今,一直存在一些误解与讹传,因而很有必要厘清。浮山堰的长度考辨我国古代对浮山堰长度的记载,不绝于书。唐朝初期姚思廉的《梁书·康绚传》明确记载"(浮山堰)南起浮山,北抵巉石……其长九里"。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的《资     

王夫之对司马光史论的批评

王夫之著《读通鉴论》,就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史实而发论,并不是专为批评司马光史论(《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而作。其论史,与司马光的史论相较,有些观点与认识基本上一致或接近,有些议论与看法则颇有矛盾与差异,甚至有几十处或明或暗地批评了司马光的史论。我们企图窥全豹于一斑,就《读通鉴论》(以下简称《鉴论》)批评《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臣光曰”,来看王夫之与司马光在史论上有何不同的特点。     

红山窑:我记忆中的热土

正家乡红山窑是一个因缸而出名的地方。红山窑的缸,产自于红山窑的窑。红山窑的窑,依托家乡一座名叫红山的山而建成。红山和窑共同成就了完整的红山窑,其名即来源于此。红山窑的缸,就是司马光砸缸的那种大水缸。司马光是1000近年前的山西人,我没有研究过红山窑的历史,也不知道红山窑的缸与司马光所砸的缸有什么关系,但我依然想,红山窑缸的历史大概也不下千年了吧。家乡人每一天的生活可以说就是从缸开始     

司马光《朔记》考论

司马光《朔记》是尤袤《遂初堂书目》中著录的四种司马光"本朝杂史"中的一种,原为司马光收集整理的北宋以来所传闻、所见闻的历史记录。通过稽考相关文献,辑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壁注《王荆文公诗》补注与庚寅增注中的司马光《朔记》,可知司马光《朔记》为已编年的北宋杂史著作,内容起太祖朝,佚文中最晚的记载有司马光亲历的熙宁四年史事,《朔记》部分内容,是司马光从自己记录的《涑水记闻》中誊录整理并加系年而成的。     

中国古代小说东传韩国及其影响(上)

中韩文化交往历史远久.据伏胜<尚书大传>、司马迁<史记>及班固<汉书>等记载,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克商后封箕子于朝鲜,中华文化便传及韩国①.韩国古代典籍对此也屡有记述.如公元1428年,李朝文臣卞季良奉命撰<箕子庙碑>,引国王李世宗传旨称:"吾东方文物礼乐,侔拟中国,迨今二千祀,惟箕子之教是赖"(见<世宗实录>卷40).     

安禄山祖籍为西域

关于安禄山的籍贯,两《唐书》《安禄山传》及《资治通鉴》都称其为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人。看来似无疑问,其实不然。其一,《旧唐书》的作者刘昫是五代后晋人,《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和《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都是宋代人,距安禄山所处时代较远,对安碌山的籍贯不可能了解得很具体,加上安禄山本身所具有的神秘色彩,更为这些史家增添了不少模糊印象。所以,我们若从与安禄山同时代的人对他的称呼进行明察暗访。不难寻出他的踪迹。     

刘恕与《资治通鉴》的编纂

《资治通鉴》卷帙浩繁,博大精深,是北宋司马光编撰,世人皆知。实则助成斯事者尚有三位学者:刘恕、刘攽、范祖禹。而刘恕对《资治通鉴》编纂的贡献,又居三人之上,其功厥伟。但世人于此虽有所知,可也多不尽详。一选题酝酿的第一与谋司马光要编一部简明中国通史,是早怀夙愿。因为北宋书院儒学书生读的中国历史书,正史有一千多卷,难于读完,很不适用。司马光将这一选题构想,最先提出来与     

宋元传记资料中的夏竦形象塑造及其政治文化背景

在宋元传记资料中的夏竦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英宗忌惮仁宗旧臣，为援引亲信张本，在《夏竦神道碑》中塑造了东宫旧僚的夏竦形象，并对《仁宗实录·夏竦附传》的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夏竦在对夏问题上与神宗开边之策不合，导致了神宗时期《两朝国史·夏竦正传》中夏竦形象的“奸邪化”,而此时曾巩在《隆平集·夏竦传》中塑造了别于国史的夏竦形象，却秘而不宣。王称在《东都事略·夏竦传》中将夏竦与庆历诸君子的矛盾描写得更为丰满。元朝史臣对《两朝国史·夏竦正传》作了细节修改，最终形成《宋史·夏竦传》。了解夏竦的形象塑造及其政治文化背景，既可重新认识夏竦及仁宗政局，也可观时代的变迁。     

《左传》“吕歇”补正（中）

《玉篇》残卷卷九《欠部》：“歒：子合、子陆二反。《说文》：‘呜歆也。’野王案：口相呜之声也,或为嗽字在口部。又音徂感反,《左氏传》：‘响有昌歇白黑形塩。’杜预曰：‘蒲殖也。’舴名毯,《说文》为鱼字,在鱼部。”     

司马光与宋神宗的三次对话

回顾北宋历史,大臣司马光与王安石同仕一朝但政见不和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司马光（1019-1086,山西夏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变法也名扬千古。但司马光却是王安石变法的激烈反对者。作为一国之君的宋神宗,又是怎么处理这两位爱臣之间的矛盾的呢？与宋神宗谈话时,司马光又是怎样议论王安石的呢？为了排斥政敌,他会奴颜媚骨地刻意去讨好皇上吗？     

沈约《宋书》的民族思想

自东汉末年以来,我国北方、西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内徙,形成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局面。西晋以后,南北分裂,民族矛盾尖锐,这在南北史学中也鲜明地反映出来。当时北称南为“岛夷”,南呼北云“索虏”,表现出南北双方统治者及史家的深刻的民族偏见。如北齐魏收撰《魏书》中,有《僭晋列传》、《岛夷传》述东晋南朝历史;沈约《宋书》有《索虏传》、梁萧子显《南齐书》有《魏虏传》述北魏历史。《宋书》、《南齐书》又有《夷蛮传》、《蛮传》述南朝南方少数民族史。这种情况在当时毫不足怪。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