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权力影响下的产业集群演化研究——以上海汽车产业集群为例

在发展中国家,由跨国公司参与的外生生产型产业集群表现出明显的技术权力不对称现象。拥有行业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制定权的跨国公司在集群发展演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对此现象的研究目前缺少重视。以上海汽车产业集群为例,通过访谈和发放调查问卷研究发现,技术领先使得跨国整车企业拥有集群内的技术权力,并以此为力量,通过技术锁定、技术标准、技术援助、技术示范等手段直接和间接影响集群成员的行为,进而带动企业空间集聚、内部结网和建立相互学习机制,推动了产业集群的形态和功能由低级向高级演化。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产业集群研究——以河南省虞城县南庄村钢卷尺产业集群为例

近年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被引入到产业集群研究中,它从更微观层次刻画了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和网络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产业集群研究的缺陷。但是SNA并不是深层次的结构模型,相应的分析还要从现象洞察到其背后社会关系的深层含义。本文首先对SNA作一简单介绍,然后以河南省虞城县南庄村钢卷尺产业集群为例,来检验这种分析方法在集群网络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并通过探究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来修正和完善这种分析方法,得出了重要结论,同时为丰富我国产业集群的研究方法提供有益参考。     

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淄博市为例

近些年来中小企业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集群化发展的热潮,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发展也十分迅猛,并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和载体。淄博市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已经初步形成,但产业集群尚不成熟。本文在对淄博市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对加快淄博市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培育和发展的对策思路进行探讨。     

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中的共同演化分析——以鄢陵县花木产业集群为例

本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结合鄢陵县花木产业集群30多年的纵向发展演化实例,探讨了农业产业集群内部微观基础(农户、企业)、中观尺度的产业网络和宏观尺度的外部环境(制度、技术和空间)如何共同演化并决定着农业产业集群的演变。研究发现:①农业产业集群的演化与其内部基本行为主体农户与企业、产业网络、技术、制度和地域空间的演变具有协同作用、共同演化,特定的影响因素与集群网络交互作用形成了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②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网络、技术、空间和制度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不同的协同演化特征,微观主体的组织创新是对宏观环境变化的适应,宏观环境变化及地域空间演变是微观变化的综合。③在培育农业产业集群的过程中,既要重视个别农户和企业的成功示范,又要重视地理邻近效应对整个产业网络、技术、惯例形成和空间再造的作用。本研究结论对于农业产业集群的管理实践和集群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选择性环境、能力与农区特色文化产业集群的演化——以宝丰县赵庄乡魔术产业集群为例

通过二手资料和半结构式访谈法,以赵庄魔术产业集群为例,研究了我国农区特色文化产业集群的演化。发现该集群演化是行动者能力与选择性环境互动的结果。当地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与市场、制度和空间结构等地方环境相结合,催生了大量魔术表演团体的地理集中。农村经济体制变迁提供了文化产业化的市场推力和拉力,增强了集群竞争力。而基于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由不同行动者互动所建构的子承父业、师徒制、以团代培和行话制,形塑了知识溢出与集体学习的地方化网络。这两方面有别于城市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成因。依靠声望、信任等农区社会资本迅速组团,并以较高的弹性应对市场风险。     

旅游产业集群的企业网络属性研究——以平遥古城为例

由于旅游产业的特殊性,旅游产业集群内旅游企业间关系和合作并不是建立在投入-产出的物质联系上,旅游产业集群的企业网络也就有不同于制造业集群的属性和特征。根据四种划分标准可以将旅游产业集群的企业网络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根据对平遥古城的调查和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数据分析发现,以沟通联系和非正式合作为主要内容的非正式网络为主;位于网络中心位置的主要是旅游核心部门或具有一定行业地位的企业;旅游企业本地网络的范围和结网对象与地理空间及个人关系相关;旅游产业集群的企业网络具有本地化网络对集群创新和竞争力提升有重要影响。     

农区文化产业集群吸收能力与学习研究——以石佛寺玉雕产业集群为例

从技术学习角度出发,提出了农区文化产业集群吸收能力的概念与分析架构。通过对石佛寺玉雕产业集群的研究,指出通过探索性学习、集体性学习、转换性学习与挖掘性学习,我国农区文化产业集群的吸收能力得以形成。发现基于地理临近、关系临近与认知临近,集群的知识获取能力、分享能力等潜在吸收能力较强,但由于农区从业人员整体文化程度偏低、企业规模较小、高校与科研机构少等原因,集群的知识消化或转化能力、利用能力等现实吸收能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为强化农区文化产业集群的吸收能力,不仅要完善知识流动与学习的网络,充分发挥政府与行业协会的作用,努力搭建便于中小企业知识转化性学习与挖掘性学习的平台,而且还必须努力提高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加大创新型人才的培育与引进力度。     

旅游产业集群网络结构及其空间相互作用研究——以杭州国际旅游综合体为例

旅游产业集群的网络构成分为核心网络与外围支持网络。旅游产业集群网络由主体、旅游资源以及旅游活动三部分组成。论文把旅游产业集群网络结构分为原子式、单核式、多核式、混合式等4种形态。论文把旅游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空间相互作用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核心旅游企业之间及相关旅游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二是旅游企业和研究机构、地方政府、旅游中介机构及旅游投资机构之间的空间作用;三是旅游产业集群内部主体,主要是旅游企业与旅游产业集群外部成员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并以杭州国际旅游综合体为例对这三个层次的空间相互作用进行了分析。     

关于江门发展旅游产业集群的思考

旅游产业属于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省江门地区通过长期落实建设措施,已经使产业集群初步成形。但是由于环境条件与实际发展因素限制,江门旅游产业集群仍然存在一些负面问题。通过对相关体系建设条件进行分析,能够明确未来产业集群的建设策略,有效解决存在的问题,为经济发展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夯实基础条件。本文主要针对江门发展旅游产业集群进行深入研究,以供参考。     

试析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祖籍国关系的演变——以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为例

从早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马来亚华侨社团与中国之间是联系密切的侨民社团与祖国之间的关系。此后,由于马来亚华侨社会发生了本质性转变,当地华人社团与中国的关系转变为外国公民社团与祖籍国之间的关系。期间,由于种种因素,双方的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中马建交,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与中国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双方的关系进入良性发展轨道。本文概述各个历史时期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与中国关系的发展演变,探讨两者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以及影响。作者认为,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对华人社会和中国而言都是积极的因素,双方日益密切的联系,加强了当地华人社会与中国,乃至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的良好关系。     

近代朝鲜华侨制造业研究——以铸造业为中心

以朝鲜殖民地时期华侨制造业中最具代表性的铸造业作为研究对象,对华侨铸造工厂诞生的背景、同乡网络及其生产体制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华侨制造业在朝鲜烧锅制造领域里取得垄断性地位的原因,一是华侨铸造工厂里中国劳动者较低的工资及技术开发的进行;二是全国的华侨铸造工厂形成了以河北省交河县为中心的同乡网络并进行协力合作。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谋求战时经济的强化,朝鲜总督府也加强了战时统治经济,生铁原料的配给发生困难,华侨铸造工厂因而纷纷倒闭,走向衰退。     

侨批公会的建立与跨国侨批网络的制度化（1911—1937）——以潮汕为例的研究

本文以潮汕侨批业为个案研究,利用跨国主义理论,探讨了侨批网络的内部整合与制度化问题。认为侨批网络的制度化表现首先是侨批公会的建立,继而是侨批公会网络的形成,侨批公会网络再通过其制度化机制进入以中华总商会为中心的更高层次的华人社团网络。侨批网络的扩大加强了其对外的集体交涉能力,从而维护了侨批网络的正常运转。在此运作模式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侨批网络的运作模式对研究跨国华人商业网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日全面战争后的在日华侨、印侨网络

以近代日本在成为亚洲主权国家过程中经济方面的经历为线索,将居住在神户的华侨和印侨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华侨通商网络在20世纪30年代得以扩展、1940年后衰退的原因;简述了30年代起印侨通商网络的显著发展;揭示了欧洲近代帝国主义的本质与亚洲华侨、印侨通商网络的形成与扩展间的密切关系。     

中国大陆的归侨社团：以北京印尼归侨为例的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数以十万计的印尼华侨返回中国大陆。由于政治的原因, 他们与海外华人社会的联系一度中断。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 他们逐渐恢复了与海外华人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他们纷纷组建社团, 重拾失落的记忆, 再塑自我认同。本文旨在通过对北京印尼归侨社团的实地考察, 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归侨与海外华人社会关系的重建及其新的组织模式和认同特点。     

华侨家庭留守妇女的婚姻状况——以20世纪30-50年代福建泉州华侨婚姻为例

论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档案、民国报刊、口述历史访谈、留守妻子传记及其他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以20世纪30-50年代福建泉州华侨婚姻为例,分析了华侨家庭留守妇女婚姻的缔结、维持、离婚、重婚以及婚外情等婚姻状况,探讨了国际移民对留守妇女婚姻生活的影响和华侨婚姻中的两性关系。本文认为,受到国际移民和侨乡发展的影响和冲击,华侨婚姻呈现出多元性,婚姻状况因华侨夫妇的不同境况而异。华侨婚姻是中国传统父权制婚姻在国际移民过程中的变异体,保留了父权制婚姻的一些特征,同时国际移民重新分配华侨夫妇的社会经济家庭责任,留守妇女往往要承担传统意义上属于丈夫的社会经济和家庭责任,她们的婚姻生活品质和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婚姻家庭的维持依赖各种复杂的内外因素,包括妻子的智慧、能力、坚忍和牺牲。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中有重要的作用 ,从总商会的纵向联系和横向交往看 ,它是联接东南亚和东亚华商网络的关键性枢纽。这一组织在建构海外华人社会与商业网络过程中不断地发展 ,逐渐成熟的制度化的华商网络对 2 0世纪海外华人社会及其与中国的互动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 ;与此同时 ,它也成为本土化、区域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制度视角下的海外侨胞回国参加政协会议机制：历史、现状与发展

论文介绍了海外侨胞回国参加政协会议机制的历史演变,具体分析了1984年以来各地政协在组织海外侨胞回国参加政协会议机制方面的总体情况和影响开展此项工作的重要因素、具体实施的主导形式以及制度化的内在必要性。得出以下结论：地区经济发展基础是邀请海外侨胞回国参加政协会议制度的积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作为列席代表的形式比较符合实际;在国家层面特别是全国政协可以考虑对各地邀请海外侨胞回国参加政协活动进行制度化规范。     

归侨认同意识的形成及其动态——以广东粤海湾华侨农场为例

基于田野调查的内容,选择粤海湾华侨农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社区"概念,以归侨群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为理论视角,从多元社区的形成、归侨文化与认同意识的形成、归侨认同意识的动态等方面考察和分析了归侨社区内部高度复合性的群体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内部传统调适和整合机制。     

社会地位补偿与海外移民捐赠——广东五邑侨乡与海南文昌侨乡的比较分析

论文从社会学视角,对广东坎镇与海南文镇两个移民群体公共文化事业的捐赠活动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海外移民对于侨乡公共文化事业的捐赠与其社会地位补偿密切相关,提出了＂社会地位补偿＂的解释范式。广东坎镇移民流向主要为美国、加拿大等经济发达国家,移民群体社会地位落差较大。他们的捐赠活动,不仅能够补偿他们某种身份及归属感的缺失,而且还能够获得一种额外的社会声誉。这种移民的补偿心态使得坎镇侨乡的公共文化事业出现了繁荣发展的盛况;而海南文镇移民流向主要是东南亚国家,经历了从＂华侨＂到＂华人＂的身份转变,祖籍地与移居地的经济差距缩小导致移民补偿成本升高,侨乡地方社会所构建的补偿体系对移民的吸引力在逐渐减弱,从而导致文镇公共文化事业出现衰落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