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及其贡献

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既是民族独立运动的产物,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民族独立运动将非洲历史的重构提到了日程,国际学术界开始承认非洲历史学科的存在。《剑桥非洲史》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的编写及有关非洲历史的杂志和研究中心的出现对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伊巴丹学派、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和达喀尔学派等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在非洲史观的确立、方法论的突破和史学人才的培养方面做出了贡献,但这些学派也有一定的缺陷。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在树立非洲人民的自信和非洲国家建构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的融合——由钱穆对“科学派”的批评展开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立足于民族主义的立场,批评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派”所为,乃一种追求纯粹客观却不关现实亦无意义的史学研究。钱穆只看到此派科学主义史学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一面,因而其所谓“科学派”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不是一个完整的判断。同时,钱穆忽视了科学主义史学的价值与意义,亦未正视他自己在治史早期追随“科学派”时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倾向。基于历时性考察,作为现代性观念在历史学中的两种不同表现,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是融合共存于钱穆与“科学派”的著作中的。从这种融合的视角看,钱穆与被其批评的“科学派”在治史理念上同属现代史学的范畴,皆强调史学研究目标之致用与求真的结合,二者在史学思想上“大同而小异”。     

联邦德国社会史学派与文化史学派的争议--20世纪末联邦德国史学流派争议

20世纪末,联邦德国历史科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的社会史学派在与传统历史主义学派继续竞争的同时,又迎来了一系列新史学流派的挑战。本篇介绍的是社会史学派与文化史学派之间的争论。联邦德国文化史学派既是西方文化史学派的支流,也是本国社会史学派以及大学体制发展变化的结果。文化史学派与社会史学派的争议围绕“社会”与“文化”两个核心史学概念展开。文化史学派的挑战在年轻社会史学家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目前,两大学派的竞争仍在继续,预言谁胜谁负,还为时过早。     

年鉴学派与环境史学

战后率先在美国兴起的环境史．与法国年鉴学派既有亲缘关系,又存在不少差异。年鉴学派对环境史学的启示在于,它重视自然地理等结构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它提出了总体史观念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它强调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但环境史学与年鉴学派不仅在产生背景、研究重点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剐,而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也有着不同的认识。环境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和生态的变化,而年鉴学派则强调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决定性和自然因素的稳定性,此外,环境史学具有比年鉴学派强烈得多的文化批判意识。     

柳诒徵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

作为民族主义史学的重镇之一 ,柳诒徵一向主张史学要为培育民族精神服务 ,三十年代他明确批评古史辨派的疑古为破坏古史 ,大力发掘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 ,特别注重探寻汉唐盛世中国所以强大的因由 ,从而培养国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柳诒徵在抗战时期的著述以及为光大民族精神的一系列文化活动 ,既是其经世致用学术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 ,更是在民族危机下中国知识分子作出的自然反应。他有关民族精神的论断 ,可为我们新世纪文化重建工作提供宝贵的借鉴。     

论永嘉事功学派的史学思想

永嘉事功学派是南宋浙东史学的重要分支 ,在史学思想上具有经世致用、经史并重、求真务实等基本特征 ,对当时以及后世史学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抗战时期缪凤林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

作为“学衡派”的重要史家 ,缪凤林把阐发民族主义 ,提高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视为史学研究和著述的主要目的。抗战时期 ,他对中国民族西来说的批判、对中国民族关系史的论述以及对中国国民性的剖析 ,都是其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表现。从学术渊源看 ,它和世纪初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史学一脉相承 ;从社会作用看 ,它在抗击文化侵略、激扬民族精神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到抗战后期 ,其复古主义倾向的政治影响是消极的     

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在抗战时期受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民初史学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史学家发扬宋学、浙东史学精神,注重事功,经世致用,投身学术抗战,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新史学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通义理,进而转向宋学。两条线于抗战时期合一,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史学。抗战胜利后,新民族主义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新史学而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发展变化的路径。     

近世社会的史学定位与民族主义认同

面对剧烈的社会转型,为了寻找理想的社会变革模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运作之史学理念,近世西学、国粹派,改良与革命派有各自的探索。著名学人兼政坛活跃人物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汪精卫、胡汉民、杨度、章太炎等对近代社会的史学定位颇为关注且就此商兑。这与他们在救亡图存的语境下定位近代中国所属的史学阶段,以此为基础探讨政治变革的出路等密切相关。对"宗法"、"军国"、"封建"语义考析及民族主义认同的探讨,涉及精英们的现实政治取向及其历史语境。     

法国年鉴学派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影响

法国年鉴学派自20世纪初逐步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此学派一反19世纪的史学传统,以崭新的整体史观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给20世纪的西方史学以新鲜的空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以其新颖的史学理论和不断变革的研究方法,确立了其在西方史学乃至世界史学的崇高地位。同时,不可否认其自身也有着一定的缺陷。     

考据学的兴衰与中日史学近代化的异同

本文从儒家学术传统的变迁出发,考察考据在明清两代的兴起和发展,及其在德川日本的影响,从比较的角度,检讨中日两国近代史学的传统资源及其不同之影响。考据的方法作为一学术思潮在明清交替之后盛行,则与明代王学之泛滥和清代的统治有关。这一思潮到了19世纪,在中国已呈衰颓之势时传入日本,逐渐主导了日本儒学和整个学术风气。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史学开始迈入近代化,其特征是一方面吸收西方“文明史学”,另一方面又因考据学的兴趣而对德国的兰克史学情有独钟。考据学在清末的衰落和今文经派的兴盛,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由于考据学兴衰在中日两国的“时间差”,使得两国的近代学术呈现出重要之不同。[编者按]     

试论近代欧洲民族主义及其史学的浪漫主义渊源——以德国为讨论中心

近代欧洲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史学的产生,是浪漫主义运动在历史和政治领域的反映。浪漫主义对情感、历史连续性、独特性和整体性的强调,是民族主义产生的思想和情感基础。在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下,欧洲各国历史学家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命运进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民族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对个体独特性以及个体与整体协调发展思想的强调,使早期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在根本上保持一致。     

尼日利亚伊巴丹历史学派再思考——以阿拉伯文手稿的收集与研究为视角

20世纪50年代,深受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伊巴丹学派在尼日利亚兴起。国内现有研究大多强调伊巴丹学派创新地使用本土口述材料、书写民族主义史学。以阿拉伯文手稿为视角重新审视这一学派,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跨时代、跨学科的多元、动态的学术流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各地、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共同在伊巴丹大学收集、整理、运用了大量阿拉伯文手稿,将其背后穆斯林的历史纳入“非洲人的非洲史”,打破了殖民者带有的种族偏见,并证明非洲人历史上具有国家治理经验。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伊巴丹学派遇到资金、史观的挑战,学术影响力逐渐下降,而“民族主义”“口述材料”亦不足以概括伊巴丹学派的特点。     

史学批评与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史学批评是伴随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常现象。历代史家根据当时社会和学术发展的需要,在继承前人的著史理念、体例、方法进行史学撰述时,往往还会对前代学人的著作进行整体的或局部的评论,提出或褒或贬、或有褒有贬的论述。也有少数史学评论家从史学发展的整体角度对前人的历史著述进行总结性评论,提出一些问题。这种现象一直贯穿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中,但长期以来史学史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缺乏对于史学批评现象进行系统性的总结、研讨,直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由于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当代中国史学家才能对古代史学批评进行学理性的探讨。     

严复社会史观的建构与近代史学转向

严复对社会史观的建构颇有“西方史学本土化”、“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这一近代史学转向的特征。以往学术界探究严复社会史观的理论建构的专文鲜见,笔者从思想与社会互动的层面对此作探索,既在横向层面关注严复社会史观的理论源头,即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甄克思宗法制度论、西莱政治史学等学术思想与本土学术资源中苟子的社群观、杨朱之自利、墨子之兼爱及佛教的“心境之说”等思想,又从中西文化会通的社会语境中分析严复社会史观的嬗变及其昭示的理论得失。     

布里吉·拉尔的史学观念与实践

在殖民主义时代,受民族主义史观和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西方的史学作品将太平洋岛屿描绘为“落后的”地区,“幼稚的”人们。20世纪60年代,J.W.戴维森提出“岛屿中心”史观,力图改变帝国史观下的岛屿史学撰写模式。布里吉·拉尔即是从殖民主义史学到岛屿史学转轨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斐济本土史学家。拉尔主要关注太平洋岛屿史,尤其是斐济史。拉尔的史学实践与贡献集中在三个方面：聚焦斐济契约移民研究,运用口述史学和定量研究方法,拓展了印度契约移民史研究的新领域;开创斐济当代史撰写,对斐济四次政变的历史根源与斐济民主政治的发展进行反思;推动太平洋史学科建设,培养了一批从事太平洋史研究的学者。拉尔是太平洋岛国本土历史学家的代表,他对戴维森学派史学主张守正创新,客观处理政治与史学的关系,体现出他求真务实、知行合一的史学品格。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与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的新趋向

21世纪以来,一批在犹太复国主义与后犹太复国主义辩论中成长起来的以色列知识分子,围绕流散地历史与犹太教、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运动、工党时期的集体主义观念、以色列国家性质与未来走向、巴以冲突及以色列国家合法性等话题,重新审视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种以“修正”为核心的新史学话语,反映了当下期望与失望并存的以色列社会既要拥抱传统又必须面向未来的时代特征,这些知识分子被称为“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他们的出现,象征着以色列史学发展的时代转向与史学方法的调试更新,也代表了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的新趋向。     

从历史主义到计量方法:美国经济史学的形成与转变(1870-1960)

美国经济史学自19世纪末产生之初起,就带有鲜明的历史主义色彩和对理论经济学的批判风格。然而,进入20世纪后,传统经济史在稳步发展的同时,也遭遇到来自计量经济学者的挑战。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青年经济史学者普遍接受了计量方法,传统经济史学者则被边缘化。计量经济史研究逐渐成为美国经济史学的主流,但也因其抛弃历史主义传统而备受争议,其对历史的过度抽象和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分依赖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史学的发展。     

记忆史与心态史

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皮埃尔.诺拉主编的七卷本巨著《记忆的场所》的出版,②标志着史学领域中记忆研究的开始。近年来,记忆史不仅涵盖了众多传统的史学研究领域,对文化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产生了全新的影响,而且超出了法国范围,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史学现象,推动了史学研究的"记忆转向"。就其实践而言,记忆史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中     

抗战史学与民族精神——作为抗战文化的史学及其历史贡献

作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的中国史学受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强烈影响,在培育国民的民族意识、弘扬民族抗战精神等方面为民族抗战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尽管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抗战史学依然取得很高的学术成就;当然由于治史目的存在一定的偏颇,其局限性也无庸讳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