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名妓的气质与形象及其文化透视

名妓文化是晚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晚明名妓清丽脱俗的气质与形象体现在三个方面:衣着风貌的艺术美,居住环境的雅致美,行为举止的脱俗美。这种表现与她们的艺术修养以及晚明空灵的士风相关,也与名妓心理上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可和朦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密切相连;从文化层面看,晚明名妓在此方面的刻意追求反映了晚明市民文化、娱乐文化、思想文化等社会文化风尚的变化趋向。     

论晚明文化转型时期的书法变革

受明中后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晚明书法自徐渭至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人,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个性,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一股前所未有的变革潮流,改变了传统书法以"二王"为典范的套路,开启了清代碑学以至于近现代书法的先河。晚明书法的这种变革是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开端时期在书法上的反映,对当代社会书法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晚明消费社会士大夫的身份认同——读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

近年来,明清消费文化愈来愈成为历史学所重视的一个研究方向,与此同时又受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使其研究呈现丰富多元的面向,本文所要讨论的巫仁恕的《品味奢华》便是这样一种研究视角的代表作,该书透过细致具体的实证研究,展示了晚明消费社会背景下士大夫阶层的消费文化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士大夫阶层对自我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     

晚明士人嬗变探析

在中国的晚明社会,出现了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特征,这其中士人阶层极具代表性。士人这一具有历史性传统的阶层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自我意识、生活现、文学创作观和本末观等方面。造成士人阶层嬗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晚明士人的嬗变给晚明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对当今社会文化建设有一定为历史启示。     

晚明士人嬗变探析

在中国的晚明社会,出现了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特征,这其中士人阶层极具代表性。士人这一具有历史性传统的阶层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自我意识、生活观、文学创作观和本末观等方面。造成士人阶层嬗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晚明士人的嬗变给晚明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对当今社会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历史启示。     

晚清社会文化与民间史观

本文认为,中国民间的普通民众虽然直至晚清都几乎被完全剥夺了接受系统教育的机会,但他们对历史仍然十分爱好,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非常崇敬,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汲取也比较深刻,并以特有的方式表明他们对历史的总的看法,回答了历史发展演变、社会发展动力等一系列问题。     

晚明汉史通俗化研究

明代中叶,随着文学复古运动的冲击,学界兴起了《史》、《汉》研究的热潮,但主要是着眼于其文学笔法。明代晚期,汉史研究不仅有精彩的评析、严谨的考证,而且出现了普世化的趋向,即大量有关汉史的演义本和节选本产生。这种史学通俗化的现象与经济发展及文化需求是密不可分的,它便捷地促进了汉史的流播,同时,部分急功近利的书商为谋取利润,刊刻的汉史著作质量较差,引起正统学者的忧虑和非议。     

“以文征利”与“倚商事文”——晚明士人文化活动的趋利化及对文化消费风尚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生产和消费活动显著扩大。具有文化消费者和生产者双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认识到文化作为谋生资本的作用,自觉地推动整个社会文化生产和消费,并引导整个文化消费风尚。商人与普通民众亦步亦趋,雅文化与俗文化交互作用,士大夫的传统义利观正在发生变化,市井之民在社会生活中崭露头角,这种变化是将要萌生新生力量的前兆,经济、文化、政治正在积蓄前所未有的变动,中国进入了第一个较具普遍意义的文化消费时代。     

20世纪以来晚明士人群体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晚明士人群体的组织活动、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心态及士风、社会生活及生存状态、士人与地方社会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晚明特殊历史时期士人群体的新变化,为晚明士人群体及晚明社会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材料和新方法。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过于注重单个人或单个方面的具体现象研究、注重晚明士人群体的分化及变化研究,而对于士人群体的整体性研究、具体现象的文化解读、士人固守传统方面的研究,则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晚明党争人物的地理分布和特征

明代晚期是整个明代政治斗争最为激烈的一个阶段,浙党、魏忠贤阉党、东林、复社,彼此之间的政治党争呈现错综复杂的形势。其中,鲜明的地域性派别成为晚明党争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党争中所体现的地域扶持和异派倾轧,与各个政治派别的人员构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通过对这些派别主要成员的籍贯的地理分布的研究,可以对当时的某些政治现象作出更加合理的解释。     

晚明景德镇民间青花瓷蟹纹解析

景德镇青花瓷艺术发展至晚明(嘉靖至崇祯末年),出现了民窑大发展的全新局面,特别是晚明后期的天启、崇祯时期,官窑生产基本停顿,民窑进入更加自由的发展阶段。此时期青花瓷上的蟹纹装饰突然     

晚明泉州科举兴盛的原因及其社会影响

从区域社会自身的逻辑而言,整体社会活力的衰退是晚明泉州科举兴盛的重要原因。该时期泉州科举新贵的出身愈发多元,使得各乡族势力间的关系有所平衡;同时,士大夫又呈现集中于府城和晋江南乡的分布态势,且形成对周边县份、本县内部其他地区的土地的占有和人群的支配,塑造出新的地方权力结构。     

晚明陈和之款紫砂壶

宜兴紫砂壶是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的民间工艺品,早在晚明时期就为人喜爱。其重要原因是因为紫砂壶由＂文人参与＂而制成。它讲究胎土的选料、泥料的淘炼都要精细醇厚;捏塑工艺要精巧雅致;同时与诗、书、画、刻作为器表的装饰,充分表现出紫砂壶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蕴合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的艺术品,所以至令紫砂的魅力仍不减。     

浅论晚明士人与宗教的关系

晚明社会变迁与阳明"心学"的兴起,使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界一股新兴的社会思潮,日渐占据学术主流地位,并衍生了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成的民间宗教。这种学术社团的宗教化倾向,也势必导致其学术思想宗教色彩的加强与种种迷信化非理性成分的增长。     

浅论晚明士人与宗教的关系

晚明社会变迁与阳明“心学”的兴起,使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界一股新兴的社会思潮,日渐占据学术主流地位,并衍生了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成的民间宗教。这种学术社团的宗教化倾向,也势必导致其学术思想宗教色彩的加强与种种迷信化非理性成分的增长。     

论晚明东林党的舆论活动及其影响

晚明是中国古代舆论最活跃的时期,其中又以东林党的舆论力量最为显著。从万历初年到天启末年,东林党人的舆论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东林党围绕官员诠选、官员考察、对阁臣的批判、以学术促清议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舆论活动,其主张在邸报发抄、印刷刻传和书信交流等方式的扩散之下,迅速流通于士林。东林党以舆论为载体,形成了与朝廷对峙和对话的政治力量。东林党的舆论活动加剧了明政府的党争态势,加速了官僚系统的分裂,不利于政治局面的稳定。但东林党的舆论主导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对社会风气尤其是士大夫的气节产生了一种鼓舞作用。     

晚明生员的弃巾之风及其山人化

明代的生员,自万历以后,以各种原因而放弃生员资格与身分,甘愿成为布衣渐成风气。探其原因,有不堪迎谒官员困苦而援例侍养、告免,有一时负气或不满现状,也有为尽士节,不一而足,更多的是屡试不第。晚明生员弃巾后,生计即成问题,因而弃巾后生员的社会动向,或经商,或学仙,或为僧,或放意林泉等,在所有这些社会动向中,成为山人最为普遍,反映了晚明士人的一些社会性动向。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张扬与历史评论

晚明士人受王阳明及其后学理论的影响,其自我意识得到突出张扬,在思想化方面,表现出极力挣脱正宗意识形态束缚,追求独立人格的思想倾向。影响于历史评论,其主要表现是强调历史是非的评判决不应以既定的价值标准为标准,主张一切都应“本自心师”,以自己的认识对历史做出独立的价值判断。其中一些史学家还从理论上阐明“是非无定质”与“执一便是害道”对于史学批评的意义,显露出史学中出现的理性精神。     

明中期湟水流域汉族社会与文化之中兴

从明初洪武至嘉靖万历年间,经过卫、所制度建立,军、民屯田及移民,湟水流域汉族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屯田繁盛,居住区域扩大,区域性汉族社会成型;同时由于儒学设立、教育发展,汉族群体中人才辈出、著述颇丰,使得汉文化在湟水流域复兴,为青海传统社会、文化、经济结构增添了新的成分,建构了青海传统社会、经济、文化多元性特征。本文通过对明中期湟水流域汉族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梳理,阐述了明中期湟水流域汉文化中兴及对后世的影响。     

晚明官员的建言去官与起复封赠

晚明士人群体好谏诤,因建言而导致去官者众。针对这种情形,在朝群臣一再要求皇帝起复去官之人,或者封赠逝者,此类呼吁往往在朝廷出现政治变局与皇位更迭时,获得落实。从长时段的视野看,士大夫掌握了舆论话语权,士论砥砺,皆暗含着鼓励臣下直谏的思想。起复、封赠之议也反映出晚明中、下级官员与高级官员间的政治隔阂愈深,君臣关系隔膜愈甚的情形。但是,试图挽救晚明朝廷危局的主体终究是那些敢于建言,不惜去官,以及待诏起复的士大夫,他们无疑是晚明那个时代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