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文物的新认识

秦国的先世是居住在西戎之间的赢姓部族。非子为周孝王养马,受封为附庸。西周覆亡,秦襄公救周有功,平王封他为诸侯,始与列国通使聘享。春秋时期,秦国迅速强大,穆公西霸戎狄,但中原各国对秦仍存歧视,如《史记》所说:"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之会盟,夷狄遇之。"秦立国于西周王畿     

春秋时期诸侯国是独立主权国家吗?--与叶自成先生商榷

叶自成先生于近期发表的《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一文提出了春秋时期诸侯国是独立主权国家的理论。本文认为,诸侯国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要尊天子、循周礼,因此不拥有主权。对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不能简单地用中央政权对割据政权制约能力的强弱来确定这些政权是否为国家。统一的政治一文化空间和大一统的国家认同是更重要的因素。     

春秋列国盟会之演变

春秋列国盟会之演变莫金山盟会是春秋时期一个突出的历史现象。其数之多，种类之繁，涉及面之广，作用之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而且绝后。据笔者粗略统计，一部《左传》记述了四十一国一百五十余次盟会。当时诸侯之间、列国之间的矛盾纠纷的形成和解决...     

百年来的两周诸侯国政治联姻研究

<正>《国语·鲁语上》:"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国之艰急是为。"西周时期,周王室、各国之间联姻,与维系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相辅相成,共同成为促进稳固的同盟关系的重要途径。到了东周时期,"周室微,诸侯力政",婚姻关系的功能性被进一步扩大,甚至不惜打破"同姓不婚"、"异姓不媵"等传统,婚姻关系的缔结成为诸侯国之间频繁的邦交活动之一。通过对诸侯国政治联姻的深入解析,不仅能够探究各国政治策略调整以及两周时期政治形势的变化     

楚方城及其与楚国的军事关系

方城是楚国捍卫北部边疆的坚固防线。在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与战国七雄的对峙中,方城曾发生过很多次鼍鼓雷鸣,干戈交夹的战争,楚国的铁骑也曾多次从这里冲出,踏破中原诸侯国的疆土。楚方城与楚国的军事具有密切的关系。现就楚方城的建筑区域及与楚国的军事关系,试作探讨。一、楚方城与韩长城《水经注·(?)水》:“叶东界有故城,始(?)     

春秋时期河洛地区少数民族研究

春秋时期是河洛地区民族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这里的少数民族以戎、狄为代表,分布在以黄河为中轴线的山地丘陵地区,这些少数民族的生活条件恶劣,大多仍处于游牧阶段。其与诸侯国的关系是和、战并存。二之间安和局面的出现既有诸侯国为了自身的需要而利用少数民族为其争霸服务,也有少数民族依附于某一强大诸侯国以求得庇护的因素。其衰亡既有自身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原因,也有诸侯国统一战争的必然。     

周代交聘礼中的对等性原则

对等性是周代交聘礼中的重要原则,是中国古代发展政治实体、政权、民族、乃至国家之间和平交往关系的重要准则和宝贵的政治思想财富。其对等性原则主要体现在:一是交聘主体的对等性。《仪礼.聘礼》和周之《秩官》所载典型的交聘关系,其交聘主体是两个对等诸侯国及其国君。二是接待人员的对等性。如果聘国以卿、大夫、士组成使团,则主国亦设置与此级别一一相对应的接待官员组合以负责接待事宜。三是接待仪节的对等性。交聘礼仪中宾主双方在服饰、进退揖让和面向等具体仪节均一一对等均衡,贯穿于聘礼的全过程。对等性原则在周代产生并非偶然,一方面,周代分封制度所贯穿的等级秩序,为交往关系中等级性的敌体、对等关系提供了"法理"上、制度上和事实上的依据。另一方面,对于"礼"的辩证思维和"中"、"和"、"德"等理念与对称、平衡的文化意蕴则是聘礼中对等性原则产生的理论基础和文化依据。周代交聘礼中的对等性原则不仅在日后汉唐时期的交聘制度中有所继承、借鉴,而且与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对等性原则亦有相似、相通之处。     

文明对话视野下长江流域"蛮夷"文化与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碰撞——以春秋时"吴来征百牢"及吴、鲁国家关系为例

夏、商、周三代时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均在黄河流域。由地缘关系而导致的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吴、越、楚等,在中原史官掌握着话语权的文献记载中均被记为“蛮夷”。对东周时期地处中原的诸侯国与地处长江流域的“蛮夷”国之间的文化交融乃至冲突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国地域文化产生早期时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互动情况的研究,同时也是对华夏本体文化交融过程的深层次研究。本文分析夏、商时的“五服”和周代时的“九服”,并以春秋时期中原文化的代表性诸侯国——鲁国与“蛮夷”国家的吴国之间的军事、文化冲突为例,论述春秋时期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与长江流域“蛮夷”文化冲突的形式与渊源。     

春秋时期礼的社会价值

春秋时期虽然出现了"礼坏乐崩"的趋势,但人们谈礼、论礼的风气非常浓厚,礼依然是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基本准则。礼对于诸侯国的安危兴衰、诸侯国之间邦交斡旋以及个人的安身立命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春秋官制与《周礼》比较研究——《周礼》成书年代再探讨

通过对春秋时期列国官制的清理,并以之与西周官制及《周礼》所记载的职官系统仔细比较,可以发现春秋时期的官制无论在整体格局上,还是在各职官的官称和具体职掌上,都较西周时期更接近于《周礼》。《周礼》作者应是一位更熟悉春秋官制的政治设计家,他在很大程度上将其所熟悉的这套职官系统纳入自己的政治理想的蓝图中,由此,判断《周礼》的成书年代不会早于春秋末叶,或当在战国前期。     

左氏心折第一人——通过《左传》看子产思想特色

清人冯李骅说:"《左传》大抵前半出色写一管仲,后半出色写一子产……"子产执政时期,内政外交都比过去要稳定得多,这是子产贵族民主精神的成果。在天道观方面,子产提出了"天道远,人道迩"的思想。子产政治生活上最大的成就,就是改革田制、作丘赋、铸刑书三项改革。同时,子产是春秋时期出色的外交家。确实,恰如近人王源所言:"《左传》载列国名卿言行多矣,未有详如子产者也。子产乃终春秋第一人,亦左氏心折之第一人。"     

“我”与《史记》“世家”部分——论《史记》对诸侯国史书之取材

《史记》"世家"部分有数十条带第一人称"我"字的战事记载,时间起于春秋,止于秦灭六国之前,可直接证明司马迁在撰写各诸侯国历史时,确实参考了各国自己修纂的国史。这与《史记》中提及的诸侯"史记"是相吻合的。     

政策与人性

正这是春秋时期的一则故事,属于孔门往事。子贡是孔子的学生,他出生在卫国,比孔子小三十一岁。子贡经商成功,所到之处与王侯分庭抗礼,是孔子弟子中最有钱的人。《孔子家语》里记载了一件子贡和孔子的故事:鲁国鉴于很多国人成为各诸侯国的奴婢(当时称作"臣妾"),所以制定了一条法律,凡是有人     

清华简《系年》“南瀤之行”考析

吴楚关系是春秋晚期列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简《系年》所记楚灵王时的"南瀤之行"是当时两国之间的重大事件。简文之"南瀤"与《左传》的"南懷"不同,泛指淮河以南的地区。所谓的"南瀤之行"实际上是楚灵王时期在淮南地区对吴国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合《左传》昭公五年的记载,可以认识到:"南瀤之行"的经过从时间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地域上可以分为北线战场和东线战场,而且主要发生在东线战场,从大的地理范围上来说属于淮南地区。通过对"南瀤之行"的分析,可以清晰地认识吴楚战争中的线路及地域问题,也可以对楚灵王时期的吴楚关系有更明确的认识。     

史学精粹

<正>晁福林:《谈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的史料价值》(《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郑武夫人规孺子》是清华简第六册的首篇,对于研究郑国史及春秋时代的历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篇所载内容为周代各诸侯国顶层决策提供了一个较完整的例证,让我们看到决策程序的一些特点,可以对上古时代国家政治的贵族民主制有更多的了解。简文中所言郑武公"居卫三年"提示人们关注两周之际甚为复杂的列国外交关系。这对于研究春秋初期的政治演进也有较重要的价值。     

论春秋时期的“出奔”

出奔作为春秋时期特殊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和存在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其特点是出奔的次数多,涉及的国家多,出奔包括社会统治阶级的各个等级。出奔可分为主动性出奔和被动性出奔两类。对于不同的出奔,母国和接受国出于自身的利益,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对策。这不仅涉及当时各国内部的政治事务,也关系到列国之间邦交关系的走向。     

春秋末期,吴楚争霸,起因竟是:采桑女引发的战争

春秋时期,南方诸侯国吴、楚的边境线上,有一座小城,名叫卑梁(今江苏盱眙县东阳一带)。《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卑梁城属于楚国管辖,周围生长着许多野生的桑树。平时,吴楚两国的居民都来采桑。公元前518年的一个春日,卑梁城内一伙村民气势汹汹地越过边境,来到吴国,四处打听一个吴国采桑女的住处。     

《春秋》文化价值论略

笔者曾占本刊一角,概述《诗》、《书》、《礼》、《易》的文化价值,现补论《春秋》,连同前篇,可略观“五经”文化意义之全貌,并以之就教方家。 一、官修编年国史之滥觞 “春秋”原是西周末期至东周前期各诸侯国编年国史的通称。《国语·楚语》有“教之以《春秋》”、《国语·晋语》有“习于《春秋》”等语,可见楚史、晋史皆名《春秋》。《墨子·明鬼》更征引“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说明春秋年间各诸侯国所编国史皆名《春秋》,墨子曾称“吾见百国《春秋》”,极言其时作为列国国史的《春秋》数量之众。然而,在众多的诸侯国国史中,传世者仅为《鲁春秋》,于是,后来《春秋》成为鲁史专名。《孟子·离娄》说:“晋之《乘》,楚之     

评《唐代广州至波斯湾的海上交通》

根据《宋书》的记载,早在公元五世纪时我国和印度洋上各国的交往已经十分频繁,所谓"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唐人贾躭的著作中更详细地记载了这条航线上的主要港口和航行日数。这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一篇珍贵文献。中外各国虽然有不少学人对这一史料作过研究,但大都局限于其中的一部分,更不必说他们的观点、方法上的错误了。对这条航线全部进行研究的,有武伯纶先生在《文物》1972年第6期发表的《唐代广州     

从“大义”到“事利”——春秋诸侯邦交准则的嬗变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形成了争霸、会盟和朝聘三种主要邦交方式,"义"成为诸侯邦交的基本尺度,并具有信义、道义和礼义等不同方面的价值表现,使春秋这个处于分裂中的社会具备了一种共识性准则。不过,诸侯邦交总是以国家之利为永恒目的",义"又必须接受国家利益的考量,这就导致春秋邦交准则的不断变迁,从最初的"大义"为核心演变为后期的"事利而已",从注重综合利益演变为注重经济利益。诸侯之间邦交准则的沦丧终使春秋滑向了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