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物不迁论》

僧肇是中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佛教哲学理论家。他的哲学思想体系集中体现了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思想的历史特点。“他在南北朝佛教史上的地位,正象王弼在魏晋玄学史上的地位一样重要”犤1犦。“所作《物不迁论》、《不真空论》及《般若无知论》三论,融会中印之义理,于体用问题有深切之证知,而以极优美极有力之文字表达其义,故为中华哲学文字最有价值之著作也”。“其所著诸论中,当以《物不迁论》为最重要”犤2犦。《物不迁论》是僧肇在姚秦弘始十一年(409)之后,继《不真空论》的又一部重要著作,着重论述事物的“动静”问题,是僧肇在《不真空论…     

蒋百里和他的“五朵金花”

蒋百里先生是我国早年军事理论家。几年前,他的家乡浙江海宁印制的《蒋百里先生纪念册》在海峡两岸引起震动。“军界前辈,兵学权威”,“门生故旧满中华,声誉影响及世界”,两岸同胞同声赞誉蒋百里先生。纪念册中有两张照片,一张是蒋百里夫妇与女儿蒋昭、蒋雍、蒋英、蒋华的合影,另一张是蒋百里夫妇和女儿蒋英、蒋和在德国参观柏林动物园时的合影。蒋百里有5个女儿,故乡盛传是“五朵金花”。蒋百里早年以梁启超为师,立下了建设现代国防的终生志愿。青年时赴日本、德国学习军事,前后达10年,归国后出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13年6…     

评东亚联盟论的内容及实质

东亚联盟论是产生于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侵略理论。它以王道主义为指导原理,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文化沟通”为基本内容,支持日本政府关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战略方针,主张政治欺骗与军事进攻并用,实现日本的侵略目的。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日本东京成立了东...     

抗战爆发前德国军火输华述评

抗战爆发之前德国军火输华是中德双方开展“以货易货”贸易的两大基本内容之一,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德外交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国民政府方面而言,其对德关系之开展,除了工业及外交需要之外,主要就是出于军事目的的需要,而且也是促使中德关系发展的原始动因之一。在中德军事合作方面。从德国进口军火是与引进顾问、发展军事工业并立的三大内容之一,是一项“引远水救近火”的燃眉之需。南京国民政府自1927年开府以后。忙于连绵的内战,近有“安内”之争远有“攘外”之需,以国内脆弱落后的兵工业基础远不能满足战争之需要,故而国府当局不惜血本向国外     

蒋百里对中国抗战的理论探索与贡献

蒋百里很早就把日本视作中国国防的首要敌人,预料日本会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拟出持久抵抗、攻守结合的国防战略,并从军事布置、物质准备、工业布局和实施国家总动员等方面,积极筹划抵御日本侵略的国防建设.他的"机动作战"论和组建大规模机械化部队开展运动战抗击日军的建议,为中国抗战军事理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的"抗战必胜"论,更激励了士心民气,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下一份心理基础.     

一夕会

1921年10月21日,奉命去德国考查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生永田铁山、小烟敏四郎、冈村宁次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聚会,讨论日本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并约定回国后致力于“消除派伐、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势态”。这就是所谓的“巴登巴登密约”,也叫“三头密约”。第二天东条英机也从柏林赶来参加。他们本着这个聚会的宗旨,归国后于1923年建立了二叶会(因经常在东京一家法国餐厅“二叶亭”聚会.故得名)。与此同时,参谋本部军事课课员铃木贞一(中佐)和土桥勇逸、石原莞尔等人组织了一个“木曜会”,旨在     

日本企业的战争责任及民间赔偿问题——以制造“花冈惨案”的鹿岛建设公司为例

日本企业的战争责任及民间赔偿问题——以制造“花冈惨案”的鹿岛建设公司为例安平战时残酷使役,虐杀外国劳工的日本企业,在战后的军事审判中,并没有如德国企业那样受到严厉惩处,而是托辞没有确实的资料作证据,将其全部罪责转嫁给了战时的日本政府和军队。战后几十年...     

国民党中国的德国军事顾问——近期研究述评

1938年7月5日上午,25位德国军事顾问携带妻子及随员,乘坐为防止日本飞机攻击而涂有德国纳粹党党徽“卐”标记的特别列车,从汉口前往香港。德国与中国十年最密切的关系从此便告结束。1928至1938年间,总共有135名德国军事顾问受到官方的认可,被派往南京的中国国民政府任职(8名文职顾问和许多省级军事、技术专家没有包括在内)。     

多维视野下的西方“军事革命”研究

西方学界的“军事革命”研究,是“新军事史”范式下的分支领域,集中考察近代早期欧洲社会文化转型、现代国家形成及世界格局转型,致力于以军事因素阐释现代世界起源。在社会文化史路径下,“军事革命”研究关注欧洲贵族与士兵境况及“军事启蒙运动”,并与其他“新军事史”研究形成互补关系;在“国家形成”论题中,“军事革命”研究与历史社会学存在跨学科关联;而在全球史视野下,“军事革命”与欧洲崛起之间的因果关系遭到质疑和挑战,亚洲“军事革命”转而成为新的研究重点,“军事革命”因此超出欧洲范围成为全球史研究重要领域。“军事革命”研究的发展体现了西方学术革新进程,为国内学界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大清洋帅汉纳根的中国情结

当年,一位名字叫康斯坦丁·亚历山大·斯特凡·冯·汉纳根的德国人,只身离开舒适的家庭,飘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家人们都说他在“那里呆不多长时间就会跑回来的”。哪知,他前前后后在中国呆了46年之久,而且还为大清王朝的国防、军事和经济建设做了许多事情,最后也是在中国与世长辞。对于他的表现,历来褒贬不一。     

欧洲战俘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

建立俘虏收容所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6日,袁世凯颁布大总统令,宣布“对于此次欧洲各国战事,决意严守中立”。一战爆发后不久,日本即以英日同盟的名义对德国宣战。1914年11月,日本攻占青岛,强占胶州湾。德国在山东的部队有4500人成为日本俘虏,并被押解至日本收容,有少数德国海军水兵选择向此时尚为中立国的中国投降,以获取保护。     

“广州事件”与纳粹德国初期的对华政策

20世纪30年代前期希特勒上台之初,以著名投机商人克兰为中介,德国在广东进行了名为“广东项目”的大规模、持续性军事输出活动,从而在中德两国之间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广州事件”。虽然克兰在广东的活动一再受到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对,德国一些重要军政人物也极力阻止克兰在广东冒险,但在军方及希特勒几度支持下,事件几经反复,一直持续到1936年。“广州事件”反映了希特勒上台的最初几年德国积极重整军备的国家战略及其对华政策的投机本质。     

日本侵华掠夺的物证

针对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右翼势力不断歪曲历史,否认或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行,很多学者和战争受害者纷纷发表文章,举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暴行,如南京大屠杀、“７３１”细菌工程、随军慰安妇等等,这些历史事实举世公认,证据确凿,是不容篡改和美化的,更是抵赖不了的。最近,日本的一些右翼学者又以所谓的“经营史学”来研究历史,否认战争期间对中国进行经济的掠夺。众所周知,军事侵略总是以经济掠夺为目的的,任何一场侵略战争都不会越此窠臼。 哈尔滨商业大学钱币研究所多年来一直注意收集和研究日本历次侵华战争中对中国进行野蛮经济掠夺的物证,现将这些罪证公诸于世,让世人看看日本帝国主义从１８９４年到１９４５年半个世纪中,怎样对中国人民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     

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

1916年8月13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郑家屯事件,是日本趁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妄图以军事暴力压迫中国承认其二十一条,进而吞并“满蒙”,所实施的一个严重的侵华步骤,是15年后日本制造的“九一八”事变的一次预演。在这次震惊中外的中日交涉中,时任奉天省督军兼省长的张作霖对于日本     

秦雍城军事城防演变的考古学观察

秦雍城的军事地理环境符合特定时期秦国择都的首选要求。秦雍城军事城防格局从初期以防范戎人为主要目的的“城堑河濒”,到中期出现“回”字形双重壕堑,再至晚期修建城垣设施,形成护城河、城垣、壕沟在内的多重防御,标志着完备的城防体系最终确立。这一方面反映了秦国能够及时顺应时局之变,是秦人对都城安全环境的主动和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秦雍城由纯粹的军事城邑朝向设施完备、功能齐全、层次分明的“大都市”趋势发展。秦雍城军事城防每一阶段的演变都与秦国军事国防密切相关,同时也为秦人从早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落结构过渡到以地缘政治为格局的多元性社会架构带来契机,对其后秦国变法革新意义不容忽视。     

试论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的出台

明治维新后,以“开国进取”为国是,日本逐步建立了近代化的陆军和海军,并制定了立足于本土防御的“北守南进”战略。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日俄战争。战后,日本的国防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日本吞并了台湾和库页岛南部,确立了在朝鲜的特殊地位,中国东北也成为其势力范围,如何保护及扩张海外权益就成了日本国防政策的最重要课题。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传统的“北守南进”战略就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变革。以顺应时代的发展,帝国国防方针也就应运而生了。     

沈钧儒关于确定佃租临时救济办法的提案及内政部等办理情形

1.行政院秘书处致实业部公函1937年10月21日本院准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处函,为准国防最高会议秘书处移送国防参议会参议员沈钧儒提确定佃租临时救济办法案一件,奉批:送行政院采择施行,函达查照,等由,奉院长谕:“应送军事委员会第四部及实业部酌核采择”。等因,除由院函送军事委员会第四部外,相应抄同原附提案函达查照。此致实业部计抄送原附提案一件。     

日本对华中沦陷区经济侵略史料一组

日本侵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提出了“以战养战”的政策,对沦陷区工矿业的掠夺,从赤裸裸的军事霸占,改为所谓“中日合作”的欺骗方式进行引诱。于是,1938年11月日本便成立了两大国策会社——“华北开发会社”和“华中振兴会社”,分别经营华北与华中的“统制事业”。华中振兴会社即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在“中日提携,经济合作”的幌子下,通过与日本操纵下的维新政府进行所谓合作,即由中国方面以既有之现物为资,而加诸日本方面的资本与技术,经营矿产、煤、盐、水电、水产、蚕丝、交通运输、瓦斯、电气、电讯电话及上海房地产,对华中进行经济掠夺。本组史料选自馆藏伪维新政府档案,对此史实可窥一斑,可资史家参考。     

希特勒是怎样捏造口实侵略波兰的

1939年4月3日,希特勒在借口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还不过一个月,就立刻下达了“永远消除波兰”的《白色方案》。要求德军在九月一日前必须作好一切准备。为了掩盖他的战争步骤,收到突然袭击的效果;他一面大耍欺骗手段,继续施放和平烟幕,麻痹对方,声称“连想都没有想要以任何方式来反对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简史》49—50页)一本正经地同英国和波兰进行谈判。希特勒故意表示:“德国方面,绝不因但泽问题引起冲突”。(《现代战争中的突然袭击战例》25页)甚至在发动战争的前几天,德国还派了一个“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波军参谋部,并向波兰军事当局解释:德国准备进攻波兰全是谣传。他一面又加紧布署战争,不断召开军事会议。1939年8月22日在军事首脑会议上,向他的将领们讲得清清楚楚:德国的主要目标是要解决同西方国家不可调和的矛盾,《白色方案》只是进行这些准备的初步措施。“打垮波兰     

日伪时期寿阳县种毒吸毒简况

1940年百团大战后,日本侵略军深感其兵力单薄,据点太少,为确保其运输线的安全,先后在我县各地交通要道和制高点大筑其乌龟壳,并利用汉奸组织新民会、维持会、伪区公所吸收地痞流氓成立警备队,实施其以华治华的统治.日军除军事进攻、掠夺矿产资源外,还推行其毒化政策,号召“爱护村”广种罂粟,并通过汉奸警备队头目大卖料面,毒害我国人民,达到灭亡我国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