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武王伐纣研究》

关于武王伐纣研究的文章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武王伐纣灭商的具体时间 ,学者们都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资料不足 ,学者们研究的结果 ,据说有四十多种提法 ,分歧太大 ,几千年来一直无法统一。周灭商具体时间不能取得共识 ,不仅影响商代积年的推算 ,同时也影响到共和以前西周早期的年代确定 ,西周早期各王的年代也受到影响。“夏商周断代工程”把武王灭商的具体时间 ,作为一个关键课题进行研究 ,组织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以及碳十四等诸多学科的学者联合攻关 ,只有这样才会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苏德荣先生《武王伐纣研究》一书 ,由中州…     

西周纪年议析

西周纪年是中国古史上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司马迁作《史记》时,就苦于无历谱资料依据,难以考订周年。他作古史年表,始于共和元年。共和以前,著有三代世表,表中仅记夏、商、周世系,而无具体纪年。汉代以来,文人学士著书立说,探讨研究,不厌其烦,然终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结果。然而西周纪年的解决,不仅直接关系到西周史的研究,还关联着商代乃至夏代的纪年,它是史学期界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     

从历法的角度看逨鼎诸器及晋侯稣钟的时代

从历法的角度探讨"四十二年"和"四十三年"逨鼎的历法关系,可以得出"既生霸"是初九的认识。该器符合厉王时期的历法。西周铭文中的王号生称、死称相同,具体铭文应分别对待。共和行政十四年应归属于厉王纪年范围之内,即37 14=51年。逨鼎诸器和晋侯稣钟同属于厉王时期的器物。西周金文中的月相词语是定点的,各指月中固定而又明确的一日。     

从历法的角度看逑鼎诸器及晋侯稣钟的时代

从历法的角度探讨“四十二年”和“四十三年”速鼎的历法关系,可以得出“既生霸”是初九的认识。该器符合厉王时期的历法。西周铭文中的王号生称、死称相同,具体铭文应分别对待。共和行政十四年应归属于厉王纪年范围之内,即37＋14=51年。速鼎诸器和晋侯稣钟同属于厉王时期的器物。西周金文中的月相词语是定点的,各指月中固定而又明确的一日。     

黄帝纪元推算

我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五千年文明史的概念是：从“共和”上推到禹,一般公认禹起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黄帝至禹约一千年左右,从黄帝到现在已有五千年了。中国历史有准确的纪年,起自西周共和（公元前841年）。对于共和以前的年代,尤其是帝禹至黄帝的年代,心中模模     

由《(田允)簋》铭文看“天再旦于郑”

正从1996年到2000年,作为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科研项目之一,由包括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文献学家和天文学家在内诸多专家共同参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探讨了中国上古三代的年代问题,并于2000年得出初步结论。专家们发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下文简称《简本》),~①对夏商时代提出概括性断代,对西周时代提出绝对性年代框架,对西周诸王(含共和)给出确切在位年代。关于西周诸王(含共和)     

《古本竹书纪年》西周年代的五个时段及年数推求

本文根据《古本竹书纪年》佚文并参考其他可靠资料,推求《古本》所记西周年代的５个时段的年限,即：１．文王受命一武王伐商１８或２０年,２．武王克商一昭王８０或８２年,３．穆王恭王６６或６４年,４．■王一厉王５８年,５．共和以后７１年,以及未知王年诸王的大概年限,为进一步研究确定西周诸王王年提供了一个参考系。同时据鲁公年数加以参证,并对《史记·周本纪》所记厉王王年提出质疑,将《古本竹书纪年》与《今本竹书纪年》所记的西周王年加以比较。     

多学科视野下的西周国家礼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研究

<正>中国传统史学家讨论西周社会的变动多以文献记载的历史事件为中心,以国人暴动、厉王奔彘为界论及西周社会的变化(参晁福林《“共和行政”与西周后期社会观念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多位学者罗森、曹玮、罗泰相继注意到西周中期铜器上的变化,在讨论礼制变化之余提出“恭王礼制改革”等新说(出处详见后文)。当然,礼制变革不是西周社会转型的一切原因,但是西周国家作为由知识精英所建立的国家,     

从黄帝立国到西周末年的历史纪年初探

从黄帝立国到西周末年的历史纪年初探王玉珠,刘春阳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光辉灿烂。从公元前８４１年开始有确切历史记载的年代算起,至今已有２８００多年了。但是在从黄帝立国到西周共和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当时并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是靠人...     

从清华简《系年》看“共和”与“共和行政”

被司马迁称之为“共和元年”的前841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国人暴动”事件.对于“国人暴动”爆发后的西周王朝政局,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极为简略地将其记述为“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时期长达十四年之久,史称这段时期的政局为“共和行政”.学界对于“共和”及“共和行政”的原义聚讼纷纭,迄今尚无定论.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运用多重证据和社会背景分析的方法,将汉代以前的传世文献与清华简、金文等新出资料相结合,认为“共和”是共伯和的简称,得出了“共和行政”实为共伯和名义上摄行王政但由周、召二公实际执政掌权的结论.     

共和行政,有周召共和与共伯和干王位两种说法,那一种是实际情况?——河大史地专修科提

西周末年,共和行政,是人民反抗封建最高领主,争取政权,翻天覆地的一件大事,司马迁史记,以共和纪年,并且共和元年,就是这部书上纪年的开始,应当是有根据也很有意义的。可是他在周本纪内写道:厉王出奔于彘,太子靖匿召公家,国人围之,召公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写得轻淡,彷佛人民虽然逐厉王,杀太子,对周召二公还是很有信仰。我想司马氏所依据,     

西周共和前诸侯年纪追溯——为纪念司马迁诞辰二千一百四十年而作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自西周共和元年起,逐年系统排列了周王和各诸侯国的历史纪年.我国现在通行的历史年表,就是按司马迁所排,从西周共和元年起,逐年续接下来的.这是司马迁对我国古代史的重大贡献之一.今年是司马迁诞辰二千一百四十年,为纪念这位杰出的史学家,继承他的遗愿,利用他在《史记》一书中,为我们保存的古史资料,把我国的历史纪年再提前到由周厉王元年起,特作西周共和前诸侯年纪追溯,希专家品评.现追溯如下:     

《竹书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王年的比较研究

今本《竹书纪年》中的西周年代大略承古本《竹书纪年》而来,但作了不少改动。其中最大的改动是周初武王、成王的在位年数误取刘歆《世经》的推排结果,以成王十八年为古本《纪年》所记西周年数共257年的上限,遂使武王克商年亦提前了24年。由今本推校和恢复古本的记载,并以所得结果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拟《夏商周年表》的西周部分相比较,可知后者除个别王年(懿王元年)准确无误外,其他都不可据。工程忽视《纪年》,主要失误有二:一是相信旧说,对穆王在位年数估计过高;二是没有注意到西周晚期“共和”不单独纪年的事实。     

吴虎鼎铭纪时讨论

《吴虎鼎》铭记时清楚,为西周宣王十八年十三月既生霸丙戌。一般认为宣王时已有确切纪年,因此,宣王纪年的准确定点,宣王时诸器依吴虎鼎而校正相关纪年,就有了可依凭的重要根据。西周宣王元年我们可依据三个学术观点而取两个值,依此二值来测吴虎鼎纪时是否准确。我们的研究月相从四分说。第一个观点,无共和纪年,共和执政之事件在宣工积年之中,宣王元年即相当于人们所说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士1年（下称A值）。查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合朔满月表》（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以下各值均取校于本表）,吴虎鼎取值B．C825…     

矩伯、裘卫两家族的消长与周礼的崩坏——试论董家青铜器群

中国的奴隶制社会,经过夏、商两代一千余年的发展,在西周初年达到它的极盛时期。周昭王、穆王以后,社会矛盾逐渐表面化,由于广大奴隶的英勇斗争,以周王为最高代表的奴隶主贵族势力遭到削弱。厉王被"国人"赶走,出现了奴隶主阶级的共和行政,周王室的统治动摇了。虽有宣王短时期     

商周青铜方罍序列及皿方罍的年代问题

2014年,流落海外近一个世纪的皿方罍器身回归中国,与湖南省博物馆藏器盖合璧为一,并由湖南省博物馆永久保存。关于皿方罍的年代,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商代晚期。本文通过建立商周青铜方罍的发展演变序列,以确定皿方罍在青铜方罍发展轨迹上的具体位置,并结合兽面纹、扉棱及鋬和牺首等有断代意义的特征,认为皿方罍的铸造年代为西周早期,具体而言,最有可能为西周早期偏早阶段。皿方罍装饰上所体现的艺术风格,对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器的断代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西周王陵位置初探

陕西是周民族的发祥地,由周人建立的西周王朝,从公元前11世纪武王克商立国至公元前771年山王被大戎攻杀亡国,共传11世12王(另有共和行政14年),历时200多年之久,长期定都于丰、镐两京.除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厉王因“国人暴动”而死于彘(今山西境内)外,其余诸王葬地在古代文献中虽有诸多记载,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仍是个千古之谜.那么,西周王陵就无处可觅了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近年来,陕西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已不仅仅局限于过去那种纸上谈兵式的文献考证,而是采用了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古勘察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积极的探寻,力求早日解开西周王陵之谜.     

二十世纪初流行的四种纪年法

晚清时期,随着封建王朝的日益没落,延续了2000多年的传统帝王纪年法也受到了挑战和批判。据钱玄同总结,那时的学共提出四种代替帝王法的新的纪年法。即康有为主张的孔子纪年法;章太炎主张的西周共和纪年法;刘师培与宋教仁等主张的黄帝纪年法;高梦旦主张的世界通用耶稣纪年法。     

金文中所见西周王后事迹考

本文以西周王后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了金文中记录的西周王后事迹,其范围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王室祭典及生活礼仪等西周国家事务的各个重大方面,与文献记录的周代妇女形象迥异。相关记录表明王后在西周权力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权力不止源自与周王的私人关系,国家事务中具体的职责分工或是其权力的法理性来源。王后相关课题的研究对深化王后在西周国家事务中的角色及以其为代表的西周贵族妇女地位的认识,意义不容低估。     

晚清民国时期唐绍仪“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