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江湖义气与会党的关系

清代秘密会党勃兴，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分不开的。一个日渐扩大的游民阶层是会党生存蔓延的社会基础，在民间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游民文化在会党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民间文学、戏剧中渲染的“义”的观念广泛地流传于下层社会，人们称之为“江湖义气”，会党采取拿来主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会党是下层社会组织，无法从上层文化中吸取营养，民间文学、民间戏剧就成为他们建立自己的帮会文化的当然来源。“义”在秘密会党中无所不在，本文主要从会党的仪式、隐语、暗号、流行数字等几个方面作些叙述。会党利用并改造了民间普遍存在的兄弟结拜、江湖义气等内容，为自己的组织、活动、反抗目标服务。     

利用会党:辛亥革命的一个误区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即已认识到利用会党是一个失误,因而才转而依靠新军。会党是当时社会成员异化的结果,广大农民对会党的诡异行为普遍持恐惧、戒备、鄙夷心理;会党的种种不法行为只能使之成为革命党人动员农民的障碍,而不是什么纽带。革命党人对会党纯粹是“利用”,根本没有想到要去改造会党,进而结成政治同盟。会党能否充当革命党联系农民的纽带,完全是后来的学者提出的理论问题,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从未将发动农民问题提上议事日程。革命党人利用会党起义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其激励民众的作用远远弥补不了给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各省独立后,会党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民国初年,一些会党由对革命党不满发展到反对民主共和,图谋颠覆新生革命政权,很快蜕变为反动势力。     

试论中国共产党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方式的确立

国共两党的合作是顺乎历史发展潮流,适应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党内合作的方式为载体而确立,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以及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方式并不是一开始就接受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排斥、拒绝到联合党派进而接受国共合作的渐变过程。对于党内合作方式的建立,共产国际和孙中山的态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民初会党问题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是一支活跃的力量。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曾以各种方式在会党中开展工作,发动会党起来参加革命。会党也乐意接受他们的领导,奋起参加反清的武装斗争,对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学术界对会党的源流、会党的组织形式与特点、会党的性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与会党的关系,会党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的作用诸问题,都有过论述,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是,却很少有人论及民国成立以后的会党。本文拟就民初会党问题进行一些讨论,向大家请教。     

海峡殖民地政府对华侨秘密会党政策的演变

选择东南亚华侨秘密会党为研究对象,对海峡殖民地政府对华侨秘密会党的政策演变情况进行了分析。第一时期是放纵与利用;第二时期是利用与控制;第三时期是控制与镇压。殖民政府对待华侨秘密会党的政策演变以维护英国的利益为基础。     

坚持合作 多做好事

古人说：“温故而知新”。在纪念人民政协建立45周年之际,重温历史,哪怕是一点片断的回顾,对搞好现在和今后的工作,都有深刻的意义。记得在建国初期,曾一度产生过民主党派是否有必要存在的问题。中共的认识是非常明确的,认为民主党派仍然有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中共要与民主党派继续合作下去。可是民主党派中有的人的认识就不是这样,认为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了,“党派的存在就不会很久了”。如中国人民救国会,认为已经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而宣告解散。其他党派有的也准备解散。当时毛主席赴苏访问回国,得知这一情况后,很惋惜…     

六参政员访问延安再研究

１９４５年７月初,褚辅成、黄炎培、冷、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参政员对延安的访问,不仅是中间党派与中共最高领导集体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也是中间党派在抗战期间为调解国共矛盾进行的一次最重要努力。由于这次访问达成的《会谈纪要》体现了第三方面与中共在政...     

清末民初贵州会党的角色转换及相关问题

贵州秘密会党起源于乾隆初年的啯噜。清末民初,贵州会党先后承担了三种不同的历史角色。首先是被自治学社与陆军小学所利用,从“反清复明”的旧式会党转变为初步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革命组织,进而成为辛亥贵州光复的主力军;随后又为宪政派所利用,转而与自治学社为仇,从辛亥革命的功臣转变为颠覆辛亥果实的帮凶;最后又为宪政派以“会党乱黔”作为乞请滇军入黔的口实,从而沦落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三次角色的转换,既折射出清末民初贵州党争的惨烈,同时也暴露了秘密会党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致命弱点。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

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是抗日战争中中间党派组织活动由分散走向政治结合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在当时,面对错综复杂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间党派为民主抗战而进行的政治结合,能够通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而取得长足地进步,是与中国共产党多方面地关心、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     

陈独秀早期建党思想探索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早期的建党思想相当丰富,正确与错误并存,整个说来,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一他论述了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有没有必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呢?陈独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最初,由于对旧中国军阀统治和官僚政治的极端仇视,由于从现实生活中看到政党只不过是军阀官僚政客争权夺利的工具,陈独秀对政客、政党很不以为然,认为党乃私党,天一乌鸦一般黑。他否定党派政治,竭力主张“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因为中国“政党之岁月尚浅,范围过狭,目为国民中特殊一     

社会生态视角下高校民主党派建设问题的研究意义

借助社会生态视角分析高校民主党派建设问题的研究意义,突出体现在四个方面:理性认识高校民主党派建设与发展的不同价值,有助于发挥高校民主党派的积极作用;科学分析高校民主党派建设与发展的理论依据与原则,有助于丰富和拓展统一战线理论与参政党建设理论研究;客观认识高校民主党派建设与发展的问题,有助于加强参政党的自身建设;客观认识高校民主党派建设与发展的问题,有助于提高执政党能力建设。     

“三党竞斗”:中共在高校中建党的背景分析

在中国革命史上,共产党、青年党和国民党纵横捭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格局和走势。而三党竞斗的一个重要交汇点,就在于争取青年学生。在此后20多年三党循环敌对和相互抗衡中,中共广泛运用思想交锋、党团制度、统一战线等斗争策略,从而确保其在国、青两党的攻击下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士兵运动方针评述

士兵运动工作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战胜敌人、壮大自己的重要法宝。在第二次革命战争初期,党的士兵运动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分化和瓦解国民党军队、支援土地革命。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士兵运动工作的主要任务转到争取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上来,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试论李维汉统一战线理论的几个特点

李维汉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对统一战线理论有诸多创造性研究,是党内外公认的统战理论家.其统一战线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李维汉统战理论所体现出的时代性、规律性和创造性的特点,并且揭示李维汉深入实践、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精神,以及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统一战线工作的开拓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局,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和民主政治理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试论“党内合作”的历史局限性——党内合作限制了中共对领导权的争取

党内合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所采取的形式,但这种合作形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即限制了中共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取.这种限制作用突出表现在:孙中山坚持国民革命应由国民党领导,决不放弃对国民党的领导权;国民党始终保持着对共产党人的防范心态,不允许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坐大;国民党组织力的加强,为推动国民革命所必须,却又强化着对中共活动的约束;共产党的发展却催生着统一战线走向瓦解乃至最终破裂.中共争取领导权斗争的挫败,决定了国民革命失败的结局.     

陕甘宁边区民事审判中对六法全书的援用——基于边区高等法院档案的考察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显示,边区各级法院于1942年至1943年上半年较为经常地在民事审判中援用六法全书,之后则停止了援用。所援用的法律主要是民事诉讼法和民法。援用的原因,主要是边区自身立法不足,民事审判缺乏法律依据,加上这一时期中共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营造了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同时,一批具有专业法学知识和较高文化素质的干部走上司法岗位,为边区援用六法全书提供了技术支持。边区对六法全书的援用有一定的原则,但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在实践中,对六法全书的援用存在与当地社会脱节的问题,并存在与中共的阶级立场相悖之处。整风运动过后,六法全书在边区实际上被废止。     

"革命局"辨析

据苏俄、共产国际的有关档案记载。1920—1921年间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几个大城市曾出现过“革命局”(ревбюоро)。对于“革命局”究竟是什么组织。目前已有几位党史学者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分别视其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和俄共在华组织。这几种看法均值得商榷。从档案原文和“革命局”的名称、组织系统、自身结构与功能任务等方面来看,1920年夏成立于上海的“革命局”实际上是直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具体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而在其他城市的“革命局”则是设于上海的“中央局”的分支机构。虽然革命局后来的隶属关系、组织机构有所变化,但其作为共产国际的在华一级机关的性质却始终如一,在指导建立共产党、推动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实施共产主义宣传等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其主要使命的基本完成和中共的成立,革命局也归于消失。     

Interest aggregators,not office chasers: evidence for party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Australia

This paper examines whether Australia’s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continue to fulfil a representational role. This was often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the parties, but has been much criticised in recent decades by scholars arguing they have largely converged, moderating their policies and abandoning their links with civil society. Here I outlin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 supported with evidence from four empirical tests – that characterises the major parties as interest aggregators representing electoral alliances made up of politicians, activists, financial contributors and voters, united by key economic policy goals. These actors create a centrifugal force, pushing party policies away from each other in salient areas. Using this framework, I theorise that the parties matter for policy outcomes, building on the assumption that cleavages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are reflected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with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result of the competing demands and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 constituencies.     

我国社会结构变化对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重大影响

经过 2 0余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已进入一个新的新型时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推进 ,所有制结构由单一向多样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出现松动 ,阶级、阶层发生深刻变化。这必然对统一战线的内部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 :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复杂化 ,使工人阶级实现自身团结统一的问题突出起来 ;农民阶级的急剧分化 ,使工农联盟的巩固面临新问题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产生及其迅速扩大 ,使统一战线内部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信息时代的到来 ,对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量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 ,客观上给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带来新的变化 ;“四个多样化”的出现 ,要求统一战线在处理内部关系时 ,应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 ,更加重视照顾同盟者利益和在政治上扩大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