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星世系考

宋应星的家世,前人已有研究,但因受各种条件之限制,似乎还有些不足或失误处①。现笔者就所搜集到的《新吴雅溪宋氏宗谱》(民国三十二年的八修本,以下简称《宋谱》)等资料,对宋应星家世再做一些考证,以就教于同仁。 一、宋氏祖先及其迁徙 《宋谱·厚冈支谱序》曰:“宋氏之先,……为殷帝乙之胄,其后子姓受封,或以国为氏,或以地为氏……,宋则微仲衍之后裔,以国为氏者也。”②此类说法未必可信     

渤海国世系考

在渤海存在的二百二十年历史中,从高王大祚荣至末王大諲譔,共经历了十五世。古籍中对这十五王的历史,记载的很简单,因此后人所知不多,要想进行深入的探讨颇有困难。现在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渤海王陵的发掘上,以便使渤海的世系较完整地奉献于读者的面前。     

甘州回鹘世系考辩

一、庞特勤不是甘州回鹘可汗辨现在国内的各种专著及论文几乎都说创建甘州回鹘政权的第一个可汗是庞特勤。只有汤开建先生认为庞特勤不是甘州回鹘的第一任可汗,这是单从文献校勘学的角度,指出了流行旧说之非,尚有进一步阐述的必要,因为这是国内外长期争论未决的问题。     

战国时期韩国疆域变迁考

有关战国时期诸侯国疆域的探讨 ,迄今为止 ,只有少数几位学者做了非常初步的研究。而对此问题的研究 ,实是先秦史中许多相关研究的基础 ,也是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需要进一步深入拓展。本文利用文献、考古资料 ,并结合日本学者有关战国史料编年的最新成果 ,尝试对三晋之一的韩国疆域变迁 ,分阶段且按方位地做了逐年的详细考证。     

思州田氏世系初考

思州在历史上是贵州政治、经济、文化开发较早地区之一。思州田氏是贵州史上的著名大姓,史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之称。据《思州府治·古迹》卷一载:思州“乃由秦汉以至唐宋,历千五百余年迄于元季,田氏犹得据而有之”。说明田氏在思州至今已有两千余年。如按《黔南田氏宗谱》、《田氏雁门堂记》、《黔中思郡田氏谱牒》等所载,自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至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革罢止,统辖“川东半壁,湖南一隅,夜郎全幅”,世袭传“二十六世,历九朝,六十九主,年逾八百二十一载”计算,迄今也有一千三百九十六年的历史。     

曹操家族世系新考

曹操家族精心构建了家族的谱系,强调其自身所具有的曹参后裔身份和秦汉大族地位。综合比较、分析现存的几种曹操家族谱系文本可以看出,其内容一方面与两汉时期曹参家族的活动轨迹并不相符,尤其是缺少了家族迁徙的关键记忆;另一方面也与曹操家族真实的宗族状况相距甚远。这些矛盾都和曹操家族有意攀附祖先的行为有关。谱系书写是中古时期极为重要的知识资源,紧密关联着大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曹操家族先后多次改易家族谱系文本即是为了迎合社会需要,表明汉末门第观念和贵族文化自觉的加强。值得注意的是,攀附祖先的谱系文本中混杂了来自官方旧有和民间新造的姓氏学知识。     

《山海经》巴人世系考

古代巴人之世系,见于记载者推《山海经》与《路史》。《山海经·海内经》曰：“西南有巴国,太昊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与《山海经》此语类似,《路史·后记》曰：“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照,后照生顾相,（降）处于巴,是生巴人。”稍有不同的是,《路史》将《山海经》中的“大昊”改成了“伏羲”,并又在“后照”之后加进一“顾相”,认为“顾相时始为巴人”。《路史》对巴人世系的记载明显系祖述《山海经》之说,故本文对巴人世系的考证,其实也就是对《山海经》巴人世系的考证。由于《…     

战国时期魏国西河与上郡考

战国时期魏国上郡与西河的范围,学术界还存在一些分歧。本文在梳理有关史料记载和考察已有的研究成果之后认为,传统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即魏国西河应包括今陕、晋黄河两岸的大片土地,上郡在西河以北。从战国史籍记载来看,魏国西河还应包括上洛一带,将西河、上郡理解为一事的意见是错误的。本文还结合战国文字资料,分别考察了魏国西河与上郡的范围、属邑,以及西河与秦汉时期的内史在行政区划上的演变关系。     

赵武襄君铍考

1960年,河北易县东古城遗址 T15曾出土1件完整的青铜勒铭被。长33.6厘米。平脊,斜收扁平茎,茎部有穿。其形制是三晋铍类兵器中最常见的。铍脊勒铭两行,惜锈蚀严重。从发表的照片看,右行可见6字,左行可见4字;若按辞例和行款推算,两行总计约有9～10字被锈所掩(合文按1字计)。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此铍最早著录在1980年出版的《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1982年,李学勤先生和郑绍宗先生发表的《论河北近年出土的战国有     

唐中宗朝宰相于惟谦家族世系辑考

于惟谦,虽然在唐中宗时官至宰相,但是两《唐书》无传,《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也不载其家族世系。近年来新出土的其母墓志,为我们研究该支于氏家族的世系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弥足珍贵。以新旧出土的墓志材料为主,加上从传世文献中钩沉所得资料,可以较为完整地复原中古时期于惟谦家族的世系,并可考证于惟谦历官行年以及该支于氏的郡望来源。     

文坪夜君的身份与昭氏的世系

荆门包山二号楚墓所出竹简《卜筮祭祷记录》(以下简称《记录》)中,记有楚王族先祖老童、祝融、鬻熊、以及熊绎、楚武王。由此更证明《世本》、《史记》关于楚族世系的记载是确凿可信的。《记录》中关     

唐李府君墓志略考

唐李府君墓志发掘于周口淮阳弦歌湖,墓志铭文记载了墓主的生平经历、人品才学、仕途官职、家世子孙等多方面信息。本文即从李府君墓志铭的具体记载出发,对其中所涉及的唐代官职、军事建制、礼法制度以及淮阳龙湖历史地理变迁和有关风水学的问题进行了考证。     

唐李府君墓志略考

唐李府君墓志发掘于周口淮阳弦歌湖,墓志铭文记载了墓主的生平经历、人品才学、仕途官职、家世子孙等多方面信息。本文即从李府君墓志铭的具体记载出发,对其中所涉及的唐代官职、军事建制、礼法制度以及淮阳龙湖历史地理变迁和有关风水学的问题进行了考证。     

《战国时期韩国疆域变迁考》补正

战国时期各国疆域的变化比较复杂,加上史料记载有缺漏,给研究战国史造成了许多不便,尤其是三晋各国的疆域变迁,前人虽有一定的整理与探索,但限于材料,许多问题还说不清楚。最近,《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刊发了李晓杰先生《战国时期韩国疆域变迁考》(以下简称李文),对韩国疆域的变化作了比较细致的梳理,为考察三晋疆土的变化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李文主要依据《史记》等文献,没有更多地注意古本《竹书纪年》中的有关韩、魏领土变化的记载(只引用了五处),对考古资料也注意得较少(文中仅引     

金刘元德墓志考——兼考五代刘仁恭一族世系

金刘元德墓,位于辽宁省开原县老城镇西北三里的后三台子大队村北黄龙岗南坡上。系解放前发现。当时群众在黄龙岗上的“台子沟”开辟果园整地时露出,随即挖开砖筑墓室,将随葬遗物取出。一九七五年,开原县文化馆得到后三台子大队社员的反映,刘书彬同志即到现场进行调查。经回忆,出土文物有多件,但能确知无误的有铜镜一面;现保存下来的仅一方墓志了。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中旬,笔者去开原县老城镇调查元代窖藏铜铁器出土情况时,又到后三台子大队了解“黄龙岗”发现金墓始末,并将墓志由现场取运回来,送县文化馆保存。从考古资料看,金代的墓葬至今发现不多,出土的墓志就更少了。这方金代刘元德墓志的发现,涉及辽、金两朝的一些史实,并可上溯至五代,颇为重要。因此,将墓志加以整理,并略作考证,以为研究历史之参考。     

唐中宗朝宰相于惟謙家族世系輯考

于惟謙,雖然在唐中宗時官至宰相,但是兩《唐書》無傳,《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也不載其家族世系。近年來新出土的其母墓誌,爲我們研究該支于氏家族的世系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資料,彌足珍貴。以新舊出土的墓誌材料爲主,加上從傳世文獻中鈎沉所得資料,可以較爲完整地復原中古時期于惟謙家族的世系,並可考證于惟謙歷官行年以及該支于氏的郡望來源。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唐贞休世系再考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唐贞休家族世系有误,尤其是唐贞休以上的世系存在很大程度的错误,从清人洪颐煊开始,罗振玉、岑仲勉、赵超等前贤令人均不同程度的关注此问题,且不断利用传世碑刻资料进行考证.根据最近出土的《唐逊墓志》,我们根据志中所载的世系,可以再次梳理唐贞休家族的世系.     

明代韩王世系辅国将军徵銴墓志铭考

《乐平府辅国将军圹志》保存完好,字迹清晰,记录了大量家族信息。其出土为韩王世系的传承研究补充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印证了明代史料记载的封爵制度,侧面证明了韩王家族在平凉的显赫势力,并提供了韩王家族成员墓地的重要线索。文章以志文记载为依据,结合明代史料,从志主的身世、家族、姻亲、墓地四个方面综合考证分析该墓志铭。     

明代安东卫城建置年代考

安东卫城创置于明代,系山东东南沿海要冲,今山东省日照市安东卫街道尚存其遗迹。明清时期曾数修《安东卫志》,然皆散佚。光绪《日照县志》中所辑康熙十二年(1673 )《〈安东卫志〉序》是仅存的卫志资料,①该序称“安东卫地隶青齐,距淮临海……其地为海防守冲要地,南北孔道……日照者,山东之首冲,故安东卫尤为要地”。②可见,在明代山东沿海防倭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然考索史籍,发现对该城的建置时间,或曰明洪武十七年(13 84)创建,或曰建于明洪武三十一年,或曰置于明弘治三年(14 90 ) ,或曰建置无考,莫衷一是。明嘉靖《青州府志》称:“安东卫…     

明初察罕脑儿卫置废考

察罕脑儿卫是明初设立的蒙古军卫,应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南缘的旧察罕脑儿城(即今陕西靖边县北与内蒙交界处的白城子——统万城遗址)。它与官山卫(今内蒙古卓资县北灰腾梁)一样都是洪武朝为安置降明的蒙古人而设立的羁縻军卫。本文对其建置沿革、与官山卫的关系、废置原因进行了考证,进而明确了明人在洪武朝对河套地区实施控制的主要方式。这对理解明初河套地区明蒙古关系以及当时的北边边防措施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