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夏国家形成时期的聚落形态考察

传统观点认为中原地区国家文明始于夏代。对此尽管仍存异议,但标志三代文明开端的夏王朝的建立必然会引起文化乃至社会结构的一系列变化,是勿庸置疑的。鉴于目前学界对相关考古学文化变迁解释的歧异,笔者拟从聚落形态的对比分析出发,重新审视这一问题。考察的对象限定在学界探讨夏王朝建立所基本认同的时空范     

澳大利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属于反法西斯阵线中的一员,但不是一个主要的国家。因此,在国内外史学界研究二战史的热潮中,它常常被遗忘或忽视。本文将对澳大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及共受战争的影响作初步探讨,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讨论。 澳大利亚从本世纪初以来,虽已由英国的殖民地变成自治领,但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根本方针政策,仍是由英国来确定的。澳大利亚只是名义上的独立国家,它实际上仍是英国一块遥远的移民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因此,英国1939年9月3日对德宣战后,澳大利亚总理孟希斯以“本国     

对《澳新协定》历史成因的解读

1944年1月21日,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签订了《澳新协定》。这是西南太平洋地区两个重要的英联邦国家之间签订的有关区域安全与社会发展的合作协定。该协定的签订有着复杂的历史成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国建立的对日作战磋商与合作机构以及盟国召开的一系列战略会议对澳方利益的忽视迫使澳大利亚做出反应;英国无力保障太平洋地区英联邦国家的安全,为澳新两国承担这一地区的防御既提供了动力,又创造了条件;澳新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存在的特殊利益必然要限制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影响;而在澳大利亚看来,与新西兰的合作是保障西南太平洋区域安全以及促进该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这些因素作用下,澳新两国把盟国的磋商机制发展成为以协定的形式来体现的双边合作机制。     

浅谈澳大利亚社会学“本土化”倾向

一九八二年一月,在应邀参加于澳大利亚东海岸奴萨角(NoosaHeads)举行的“日本社会比较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期间和会后,笔者访问了布里斯班、墨尔本两座城市和格里菲、昆士兰、拉特布、达岭·顿高等教育学院和墨尔本几所大学的社会学系,拜访了澳、新社会学学会现任会长怀尔德(R·A·Wild)教授等澳大利亚著名社会学家,对澳大利亚社会学的历史与现状做了初步考察。由于只停留三周,浮光掠影,走马观花,见闻有限,所得的印象,无疑是一鱗半爪。本文就澳大利亚社会学“本土化”倾向略述浅见,仅供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之参考。澳大利亚社会学,是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兴起的。从五十年代     

一部研究澳大利亚亚洲移民问题的最新力作——评张秋生著《澳大利亚亚洲移民政策与亚洲新移民问题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

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移民在澳大利亚国家建立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移民构成了澳洲的历史和社会,也改变了澳洲的历史和社会。”[1]可以说,没有移民就没有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亚洲移民历史悠久,以中国移民为主的亚洲移民曾对澳大利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长期以来,进入澳大利亚的亚洲移民规模很小,不占主导地位,也不被重视。     

从同质社会到多元社会——二战后澳大利亚民族问题的由来

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的状况决定了该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进程。自19世纪以来,移民至澳大利亚的人绝大多数来自英国,从而使该国总体上保持着人口的种族单一性和文化同质性,“把澳大利亚建成一个白种人的社会”自然成为推动国家建立、发展的精神力量,因而到二战时澳大利亚总体上已成为一个基于不列颠价值和制度的种族、文化同质社会。但是,二战却成为了澳大利亚移民史上的转折点,它迫使澳大利亚实行大规模移民计划,     

“文明”话语与甲午战争——以美日报刊舆论为中心的考察

甲午战争发生于19世纪下半叶西方"文明"话语盛行之时,以"文明"与"野蛮"二元划分为基础的文明等级观将中国和日本列为"半文明"国家。但日本以其"文明开化"而自诩为"文明"国家,宣称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并通过操纵"文明"话语而影响西方舆论。美国报刊从西方文明价值观出发将甲午战争参战双方分别设定为两种角色,即中国代表"野蛮"和"保守",日本代表"文明"和"进步",并以此为前提来评价这场战争,"文明"成为判断战争是非的标准。这样,"文明"话语依附于西方霸权而在当时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舆论中的一种潜在规范力量,并强加于中国而成为一种话语暴力。由此,清朝被贴上"野蛮"标签,丧失了对日战争的正义性,遭受屈辱而未能得到美国舆论的同情。日本则因声称战争目的为推进"文明"而符合并顺应了当时西方的"文明使命",虽制造了旅顺大屠杀并最终通过《马关条约》损害中国主权,反而得到美国舆论的支持。     

韩国华侨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统称为华侨,韩国华侨的定居已愈一世纪,这百年来的发展若与东南亚各地及其他国家的侨区比较,人口及住在国的经济对比虽微不足道,但生活在韩国社会的华侨的活动,却有其独特的风格。随着韩国近百年来国家社会的变迁,也经历了无数的风霜,迄今人数虽少但仍维持着中华文化,并以身为华人而骄傲。现在韩国华侨的人口为22192人,散居于各地的大城小镇,分辖于51个侨区的华侨协会,由汉城近八千人的大侨区,到只有十几人的小侨区,华侨中学4所（包括初中三年及高中三年的课程）,29所小学,一所幼稚园,学制与国内相同,学…     

苏美尔地区与环太湖地区的社会复杂化之路——兼谈苏美尔文明与良渚文明的初步对比

苏美尔文明和良渚文明分别是西方文明圈和东方文明圈的代表,是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的地区之一。它们所代表的苏美尔地区和环太湖地区的文化序列较为完善,考古工作研究较为深入,社会复杂化具有大致的同步性,但又各有特点,反映出两种不同文明模式。     

外国问题研究所两名同志分别去澳大利亚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去日本进行考查

应澳大利亚格里费斯大学校长韦勤和莫尔博士的邀请,外国问题研究所姜孝若同志和政治系柳中权同志,于今年一月二十三日到二月六日在澳大利亚参加了《日本社会比较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并对澳大利亚进行了参观访问。这次《日本社会比较研究》国际学术会议,除中国与澳大利亚学者外,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新西兰、印度等七个国家三十多位学者参加。会议就日本当前社会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姜孝若与柳中权同志就《日本现代化的社会机制》问题做了发言,并在     

浅析建立个体生态价值观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生态价值观是一个多方面的价值体系,该体系不仅随个体的认识而变化,也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演进。现代社会对生态文明的强调引导着社会生态价值观的建立。但只有从学理上厘清作为“类”的生态价值观和作为“个体”的生态价值观之间的区别,突破作为“类”的人所具有的生态价值观对个体环境行为的束缚,用“个体生态价值观”超越“类生态价值观”,才能真正建立起良性的有利于维护生态文明的价值观。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的理性思考

关于文明社会形成的标准,不能简单的归纳为城市、青铜器、文字、礼仪性建筑等技术发展史上的几条因素。国家的产生不一定是因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而主要是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从而需要管理体制也随之复杂化。对中国文明社会的形成而言,根本标志应是礼制的建立。     

东土古国探索

古文献每称黄帝尧舜禹时有万国,五帝时代是个古国时代,这是我国历史的拂晓期。“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①,国家的诞生标志着文明史的开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实质上是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还是宏观的分析讨论,为了阐明中国文明的形成,必须探索具体的古国。海岱地区是东夷部族的活动中心,商人称此为人方,周人则叫东土,在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上占有重要地位,探索该地区国家的诞生,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曾在一些文章中对东土古国作过探讨,但有关见解分散于各文,有的见解已有所更新…     

论早期都邑

都邑的出现,是王权创立的物化形式,是国家文明诞生的标志。研究没有发现文字的早期文明社会,对早期都邑的考察十分重要。本文从考古学视角观察,将早期都邑的出现作为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一关于“文明”一词的含义,学术界众说纷纭。本文采纳夏鼐先生的定义,即“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1]笔者概括为国家文明。国家文明的诞生必然是王权的创立,都邑则是王权的物化形式的集中体现。关于“都邑”一词的含义,学术界有众多解说。本文从考古学视角观察,以为研究中国早期都…     

楚辞中所见夏殷氏族图腾考

楚辞中所见夏殷氏族图腾考江林昌图腾制盛行于母系氏族社会。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国家政权的建立，图腾制也就渐渐消亡而不为后人所传道了。在我国，更由于西周以后受文明礼化文化的影响，有关远古氏族图腾的传说，在北方儒家典籍里大多已经消失了，有的虽还记有一些痕迹...     

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生成

成立于1901年的澳大利亚联邦标志着一个由英属移民殖民地转型而来的新生民族国家的诞生。作为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中的标志内容之一,这是澳大利亚民族孕育与形成的产物。其生成过程无疑属于民族运动的性质范畴,但运动方式与模式则不同于之前和同期的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同类运动,澳大利亚首创性地以和平方式完成了社会性质与形态的转变与转型。     

靠什么养老

本刊编辑部 养老金制度是人类最精巧、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发源于19世界末的欧洲,逐渐延展至全世界,作为由国家承诺,旨在应对老年贫困、体现社会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虽面临诸种难题,经历修正、改革,仍然是社会良性运转和文明进步的坚实后盾。     

世界早期复杂社会视野下的良渚古城

讨论文明起源,良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财富。良渚是非常特别的,从它外围的水利系统到城中心的宫殿区,再到外围的城墙,以及城市早期的发展布局到晚期发展布局的变化,都显示出高度的复杂性。但是它不能被简单地定义为一个早期的仪式中心,或者放在国家社会的文明系列里。尤其良渚遗址的规模和墓葬所指示的社会等级、社会分层,似乎与多年来我们对早期国家社会构成的某些认识标准不相符。良渚的复杂性可以引发考古学家对于文明以及复杂社会到底是什么的新的想法和看法。而如果要更好地理解良渚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需要用其他的新的术语来讨论良渚社会的系统和阶层。良渚遗址的发现对世界上长久以来业已形成的关于早期文明、早期国家和早期复杂社会的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和反思。     

澳大利亚与柬埔寨的和平进程

印度支那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焦点地区。1978年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使柬国内政治局势更加扑朔迷离。在柬埔寨漫长的和平进程中,包括中国、法国、东盟、澳大利亚在内的国际社会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的协调作用。联合国组织更是责无旁贷地组织并主导了柬埔寨大选。本要探讨的是作为一个中等实力的国家——澳大利亚,如何利用自己的外交资源、影响以及一个相对中立的国家所享有的独特的外交协调能力及优势,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柬埔寨和平进程。     

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文明起源是世界性的大课题 ,长期以来备受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关注。从考古学研究角度剖析 ,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历程可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代表了中国文明起源探索从初始至深入的全过程。礼制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特征。但与世界文明比较 ,中国文明还有其更重要 ,更具内涵的特征 ,那就是血缘集团的长期存在及在中国文明形成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夏商周时期建立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前提 ,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国家。这一特征不仅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界定的西方国家特征存在明显不同 ,而且也是维持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连绵不断的重要因素。关于原始社会末期夏部族崛起的原因 ,目前学术界论述颇多 ,笔者认为若按恩格斯“两种生产”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论断 ,夏部落崛起的根本原因当是在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 ,夏部族在两种生产中均较其他部族领先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