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与“畸”:明清之际士人的心理疾患——读赵园《明清之际的士大夫研究》

在明清之际"戾气"的时代氛围下,士人的心理因"残"而"爆发",因"畸"而"灭亡"。明清士人普遍滋生的这种"残"与"畸"的心理疾患,最终塑造了士人"苛"的性格。     

明清之际杂剧作期丛考

学术界对于明清之际一些杂剧的创作时间往往有认识上的错误,或者缺乏明确的认识。或者既已确认的时限范围还可进一步缩小。针对这种现象。本文作者汇集自己多年研究中的考辨心得．以供批评。     

王学对明清之际西学的接应及其意义

从明末万历年间至清代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在中国流传了二百多年.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西学的流播已作了很多研究.明清之际西学得以流播,是与中国本土思想特别是王学为其提供的接应分不开的.这对于明清之际信仰价值系统的重建是有意义的.     

论明清之际东北边疆城镇的衰落

文章对明清时期东北边疆城镇兴衰过程进行了探讨。认为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和军事斗争的需要 ,明在辽东兴建了大批城镇 ,但至明清之际 ,因后金 (清 )采取了“毁城迁民”的政策 ,明代以来在辽东地区兴起的城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至康熙中期 ,辽东城镇仍未恢复元气 ,其原因主要在于大量人口的外迁和清在东北实行封禁政策。     

明清之际宦官话题的生发与检讨北大核心

明清之际有关宦官话题的讨论,既是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反思,也构成了对明代宦官政治,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宦官制度的集中检讨。在明朝灭亡后,人们虽然指出宦官参政的种种弊病,但“宦官亡国论”并不是当时的唯一声音,甚至难以构成主流观点,更多人并没有将明末宦官视为亡国的全部责任者。将视角扩展至有明一代,时人思考宦官政治的落脚点也不只在于其对国祚久暂之影响,而是更多关注宦官合法、长期、广泛的参政所带来的对于明代士大夫精神意气的摧折,从而使得有明一代难以建立理想的政治生态。在此基础上,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对整个中国古代宦官政治的总体检讨,是将宦官制度视为君主“以一人之疑敌天下”的必然产物,从而最终推演至对君主专制政体的批判。     

明清鼎革与文人心态——关于明清之际思想史研究范式的思考

清廷入主中原,对以武力抗清复明者尽屠滥杀、血腥镇压的同时,也加强了对知识阶层的思想统治和高压利诱.大体说来,明末清初知识分子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     

明清之际西洋音乐在中国内地传播考略

明清之际,西洋音乐随着欧洲商人与传教士的东来传入中国,首先在澳门,并经澳门向中国内地传播。本文勾稽大量中西文史料,对西洋音乐在中国宫廷及民间传播的史实进行了分析,并对明清之际几次西洋乐队进入中国进行了考证,其中很多资料均为作者发掘。     

明清之际桂西土官政治抉择再考察

明亡后,清政府出兵西南欲统一全国,对桂西土司积极招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桂西土官归顺清廷经历了一个艰难抉择,其过程呈现出复杂性和阶段性。桂西土官如此抉择不仅仅是深受"国恩"的"报恩"行为,也有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因,亦有深层文化认同因素。     

论明清之际三大学者治学经世致用的特点

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大学者均以经世致用为治学宗旨。这一时期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三大学者的经世致用表现出如下特点：一是其直接性与外显性;二是反映出强烈的爱国意识;三是代表着中国早期的思想启蒙;四是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分析明清之际三大学者治学经世致用的特点,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学术走向近代的朦胧曙光。     

明清之际：塑造近代思想的重要“先见”——从二者的思想目的与方法之历史联系来看

明清之际的思想路向宣示了中国思想自身的边界所在,是塑造近代思想的重要“先见”。近代思想关注社会、崇尚理性、崇尚科学之路向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为明清之际以来的思想传统所决定。     

漫谈明清之际青花山水瓷器

青花瓷与山水画是中华艺术文明历程中两门辉煌的艺术。关于青花瓷的起源,学术界虽然存有不同的界定,但青花在元代已发展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釉下彩品类应是没有争议的事实。青花瓷与山水画在其各自的发展中又相互借鉴影响,并终于在明清之际得到真正的结合。     

一失足成千古恨 再回头已百年身——明清之际心理重负下的贰臣文人及其文学风貌

明清易代之际的特殊历史背景,与满清政府为定鼎天下所采取的用人政策,导致清初“贰臣”大量产生,并直接影响着贰臣们的生存境遇。世代传承的儒家所信守的忠孝节义观念,使得贰臣文人承受着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心理负担沉重,人格心态矛盾复杂,进而导致其文学创作发生巨大嬗变。     

明清之际畲族民风的改变——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畲族民风由宋、元、明时的“桀骜难驯”转变为明清的淳朴温和的原因在于：首先是明朝闽粤赣边区新县的大量设置及国家教化的推行引起畲民社会结构的变化;其次是明清时畲民的定居使畲人生活渐趋安定,但其分散居住又削弱了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     

经营地方:明清之际的济宁士绅社会

尽管中国传统士绅的正式身份通常由国家法定,明清时代深刻变动着的社会环境却助长了士绅的非国家规定性。其中,明中期以来新社会经济环境里的多种资源滋养了以地方为取向的济宁士绅社会。在日常生活里,如同他们的江南同侪,晚明济宁士绅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教育、道德和财富优势,塑造当地特有的文化景观、人文氛围和地方认同,并建立主导地方社会关系的文化和政治霸权,从而与国家发生既冲突又合作的错综复杂关系。明清王朝更迭之际急剧变幻、动荡的环境为士绅提供了把他们的多重角色发挥到极致的舞台;士绅大起大落的境遇和困惑显露了其处在帝国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历史性格。     

异国双人墓 人间话是非——王明夫妇的生活片段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县古碑镇人。出生于小康家庭,母亲是个矮小女人,王明受遗传影响,个子长碍很矮,曾经为此而苦恼。后来他想要出人头地,只有读好书、学好知识,才能弥补这个不足。所以,他在学生阶段,读书非常用功,成绩一直领先、思想也很活跃。1924年夏季,20岁的王明就在金家寨组织进步青年成立“豫皖青年学会”,引起当地驻军注意。因此,他改名王明,逃至汉口。     

明清边疆社会的习俗互化——以海南女性生活为例

不同族群对我国边疆地区的共同开发奠定了边疆社会的基本形态。秦汉以后,大陆移民就不断进入海南,他们在与其他族群共同开发海南的过程中也渐渐互化了习俗,女性在社会经济、婚姻家庭、衣着服饰等领域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汉黎风俗互化起了积极作用,在明清时期最终促成具有海南地方特色习俗的形成。     

聚落形态与社会转型:明清之际韩江流域地方动乱之历史影响

16和17世纪是华南地域社会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的转折时期,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粤闽交界的韩江流域因山贼、海盗和倭寇空前活跃而引致地方动乱的严重情势,乡村聚落形态因而发生重大变化并出现明显的军事化趋势,这一变化最终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经过长达一百余年的筑城建寨运动,韩江流域21个县都出现了大量的军事性城寨,而清初的迁海政策也对该地域的社会组织和聚落景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复界之后粮户归宗的举措,则导致聚族而居的单姓大村的普遍出现。     

明清之际日本长崎福建籍唐通事家系概略（二）

二、出身于闽籍华人家族的唐通事 童家洲等国内学者围绕唐通事问题展开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尽管存在不足与缺陷,有的甚至有严重的错误）。本文在概括介绍唐通事的一般情况的基础上,重点考察福建籍唐通事家族情况。     

宋代士人理想女性形象——以正史传记和宋人家训为中心

本文以正史传记、家训两类文本为材料进行考察,探讨两宋时期社会的理想士族女性形象,希望借此对宋代士人的女性观有更立体、更多面的认识,通过研究深入了解宋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在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同时,通过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与期待,对两宋社会文化价值取向有深入的认识。     

明清之际日本长崎福建籍唐通事家系概略（一）

日本江户时代（1615—1868年，相当于中国明末清初），长崎是唯一对外开放的门户。中国所有的贸易船都汇集到长崎，也吸引了一批有势力的优秀华人．形成了特殊的华人社会。当时在旅居长崎的华人中，福建人占多数。在唐通事活跃的260多年里，前后有近千人充任各级唐通事，其中出身于福建籍家族的人又占绝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