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伎中的季节感研究

歌舞伎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瑰宝,日益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传统戏剧,笔者发现传统歌舞伎中处处洋溢着季节的气息。有关歌舞伎中季节感的表现形式,笔者从歌舞伎的剧目题材和舞台布景及服装造型等两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就歌舞伎中季节感的由来,即为什么歌舞伎会有如此浓郁的季节感,笔者从歌舞伎的祭典性和歌舞伎人神共飨的特质等两个方面进行了历史考察和深入分析。通过以上考察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歌舞伎中散发出的浓郁的季节感,不仅是其区别去其他传统戏剧的一个特征,更是其社会生命力的源泉之一,季节感的发掘和再现可作为歌舞伎振兴的一项重要手段。而季节感与歌舞伎、气象与传统艺术之间的密切联系也为歌舞伎、为传统艺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游女与歌舞伎的关系考察

歌舞伎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艺术之一,有着400多年的演剧历史,2005年歌舞伎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指定为人类口头和无形文化遗产,再次盛装走入人们的视线。国内对歌舞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歌舞伎的艺术魅力以及与中国传统戏剧的比较上,而对游女与歌舞伎之间的关联涉及甚少。本文以日本的史料为主要依据,以歌舞伎的艺术特性之一的卑俗性为引线,从历史溯源、直接载体和间接载体三个方面,对游女与歌舞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揭开了游女与歌舞伎之间的神秘面纱。     

从中日传统剧种演变与现状看两国文化交流之意义——以中国傩戏与日本能剧的传承发展为例

中国的傩戏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被称为"戏剧活化石",分布地域广阔,39个民族受到傩文化的影响.能剧与狂言、歌舞伎、人形净琉璃并称为日本四大古典戏剧,被誉为日本古典文化的精髓.日本能剧的产生与中国的傩戏有着很深的渊源,无论是表现形式,还是精神内核,特别是表演时佩戴的面具,都值得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是,两种古...     

歌舞伎是日本古典戏剧的一颗明珠

由李颖撰著的《日本歌舞伎艺术》一书,曾举行过中日两国戏剧家数十人参加的首发式及研讨会。与会者一致赞赏这一新的日本古典戏剧研究成果和这一新的中日戏剧交流盛事。为此,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日本学研究会会长刘德有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他首先赞扬歌...     

元四体异文钱试释

元四体异文钱(见图),原载《古钱大辞典》上编七九四页。过去无释文,仅有拓片传世。这的确是一枚很特别的钱。综观钱文,正面四字为汉字“至元通宝”,背面四字由三种文字组成。上下的异文为“(?)”和“(?)”。这是两个八思巴字。八思巴字是元世祖忽必烈皇帝特命国师八思巴创制的用作“蒙古路书”的一种文字。它的“译写对象”除蒙古语外,还有汉语、藏语、梵语、维吾尔语等多种语言。“至元”、“至大”、“至治”、“致和”、“至顺”、“至正”这些元代年号中的“至”和“致”     

国宝何尊与“中国“

“中”和“国”两字在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中很多见。如在宝鸡山土的西周早期的何尊(图一)、大盂鼎,中期的卫簋,晚期的比鼎、毛公鼎等鸿宝重器的铭文中的,都有“(?)”、“(?)”和“或”、“彧”(图二)。依照汉字的造字规则,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甲骨文“(?)”和金文“(?)”,就是象形字, 象征着居于军队中央,指挥士兵作战的旗帜,即旌旗。中间为旗,上下各飘着为旗游,这种由各种飘带     

日本阴谋窃取钓鱼岛的经过

钓鱼岛,这个中日两国一直关注的地方,时下的中日两国外交的焦点,其历史与主权到底如何划分?日本为何对它痴恋若狂?日本提出对它“拥有主权”,根据是什么? 钓鱼岛,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岛屿,由于它的军事和经济价值有了“新大陆”式的发现,以及日本对它野心勃勃,越来越受到重视。它的历史,本身就是日本侵略中国、掠夺中国领土的一个历史缩影！     

汉字同日本语教育

汉字同日本语教育崔一、汉字是日本语言文字的基础众所周知,汉字本来是中国的文字,大约在公元四世纪前后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日本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文字——万叶假名。汉字的传入可以说是一场重大的革命,使日本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丰富了日本的语...     

日本的寿司

寿司是一种带菜码的米饭团,是一种最具有代表性的日本民族料理,它是米饭、鱼、醋巧妙组合的结晶。两千多年前,寿司曾经用中国的汉字“艏”、“鱼乍”表示过,但当时这两个汉字的意思有所不同。“艏”最初出自公元前5至公元前3世纪的《尔雅》字典里,指腌咸的鱼贝、肉类食品,尤其指腌咸的鱼;“鱼乍”最早出现在两千多年前《说文解字》字典里,指把米饭、鱼、盐放在一起,经腌制发酵后,产生一种酸味的鱼,是（熟）寿司的意思。现在日本滋贺县的寿司被称为“鲜”,     

这样的改译不可取

这样的改译不可取张振鵾面前有两种关于日军编制及军衔的译法：一种是传统译法,把日文汉字搬过来,“直接使用日本军语作译名”;另一种主张“改译”,将“师团”、“旅团”译为“师”、“旅”、“大将”、“大佐”译为“上将”、“上校”等等。我个人从研究工作的经验中...     

“三白羌”辨

甲骨文里,有一个“白”字。它的常见用法有三: (1)用做黑白之白,是形容词。写作(?)。(2)假借为侯伯之伯,是名词。写作(?)。(3)假借为百千之百,是数词。写作(?)。(?)“白”字用法多样,所以极易混淆。“三白羌”误为“三百羌”即是一例。武丁卜辞说:“三白羌用于丁。”(《续》2.16.3)“用三白羌于丁。”(《燕》245)为什么要用“白羌”来祭祀于丁呢? 《礼记·檀弓》说:“殷人尚白……牲用白。”卜辞所用白牲有:白豕、自彘、白豭、白牛、白犬、白羊。这样看来,“三白羌”应该是三“白羌”而不是“三百”羌了。商王用羌,其数有:羌一、三羌、四羌、六羌九羌、羌十人、羌卅、百羌。没有超过一百的数。“三百”有整而无零,更使人怀疑它不是三百而是     

也谈“二战”时期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

读了《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巩健芳同志的“试论‘二战’时期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一文后很受启发。该文对二战时期连续三次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但是我感到文章对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的观点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巩健芳同志文章中说:“旧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是产生“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旧中国经济文化落后就是“左”倾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吗?我认为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论养子制度在歌舞伎家族传承模式中的作用

众所周知,歌舞伎采用家族传承的模式,其艺术形式得到了稳定、完整、完善地传承。而同样采用家族传承模式的中国剧种却未能产生同等效果。笔者以此为切入点,比较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家族传承模式,发现养子制度在歌舞伎的家族传承模式中占有重要地位,两国养子制度的差异是导致两国家族传承模式产生不同结果的根本原因所在。笔者在本文中首先基于比较文化的视角归纳了日本养子制度的特征,然后以市川团十郎家族为例,探讨了日本的养子制度在歌舞伎传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有关“РабΦак”的几个问题

“(?)”是俄文“(?)”一词的缩写,直译为工人系科。它是十月革命后,在苏俄出现的众多新生事物之一。但我国对它的译法不一致,介绍和研究也很少。本文想就它的译法,产生和演变过程及评价,陈述一点浅陋意见。     

日本青年将校的“国家改造”运动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一批法西斯青年将校打着“昭和维新”的旗号,掀起了“国家改造”运动。这个运动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特别是日本下层法西斯运动的重要部分。震惊内外的“五一五”事件(1932年)和“二二六”事件(1936年)是其中的两起大事。这两起事件为大家所熟知。但是关于青年将校运动,我国史学界还没有专文涉及。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运动?它在思想上、行动上的特征是什么?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些探讨。     

李济深与新桂系

新桂系是以李宗仁、黄绍(?)、白崇禧等人为首的广西地方军事政治集团。这个集团和李济深有着相当深厚的关系,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了２０多年,李济深对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黄绍(?)称,李济深“是新桂系的扶植者”,“是新桂系的恩人和朋友”。     

篆刻艺术欣赏浅谈

说到篆刻,恐怕很多人头脑中都会浮现出2008北京奥运会的标记。这个标记备受赞扬,原因大概首先是它用了中国传统艺术篆刻的形式,具有典型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第二是作者把一个奔跑的人的形象,转化为类似汉字“京”的形式,有“一形双关”之妙。因为它不是“京”字,所以它能充分表现奔跑者的动作特征,因为它像“京”字,所以它能与印章的形式协调一致。     

日本能面 中间表情的无限光与影

正能,日本三大古典戏剧之一,是佩戴面具的歌舞剧。它与昆曲一样历史悠久,2001年与昆曲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能戏演出所使用的面具称为能面。在世界眼中,除了日本国旗,一身娴静的和服、一幅鲜明的浮世绘、一碗浓浓的抹茶、一盘晶莹剔透的生鱼片这些事物同样可以指代日本,而能面作为日本传统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同样名副其实。逝者歌唱的永恒回忆能向来以神秘莫测的形象出现在世界戏剧舞台,迟缓拖沓的动作令     

周代吴民族土地的演变

吴民族是中国东南地区古代土著民族之一,其国家的建立与周人有一定的关系,商(?)人大伯、仲雍奔吴,带来了一些周人(?)使吴民族的文化发生了变化.周人灭商后,(?)变化更加显著了.周灭商后,“封建亲戚,(?)蕃屏周”(?)法其中一.周武王”求太伯、仲雍之后.(?)周(?)己君吴,因而封之”,吴从(?)周(?)诸侯,吴民族纳入了周王朝(?)之中周的分封是在商的制度的(?)以改造(?)形成的.它有两层含义,首先,它按宗法制的亲疏关系造就了一个政治等级结构.其次,它又(?)一种根据宗法制的亲疏关系分封土地的土地分配形式,即又是一种经济等级结构,反映了当时的土地占有关系.吴民族的情况正是如此,1956年     

对明代中葡关系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考察

China是外来词,还是汉字音译?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它与Cathay有什么关系?长期以来,这个词一直在困扰着中国学者,而“地理大发现”初期的西方君主,也对China与Cathay之间是否有关系感到迷惑。一些外国人为了强调葡萄牙人在16世纪最初十年就到了澳门,竟将与蚝镜并不相干的Oquem(福州)扯在了一起,并且误导了部分中国学者。明清史料所载澳葡议事会“西洋理事官哆”、“督理濠镜澳事务西洋理事官哆”,即“哆”,究竟是人名还是官名?是Vereador的音译,还是Procurador(检察官)的音译?此外,《明史》所载“哑诺归氏浮海求贡”,讲的是哪一位葡使?“佛郎机传”中的“佛郎机”是什么?它与葡萄牙、葡萄牙人、欧洲人及西方炮铳有什么关系?此外,《明史》中还存在将葡萄牙船号、官名误记作人名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对于史书记载错误或失实之处,在参考中外文献基础上作认真的辨析和考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