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上京出土契丹大字银币

1977年5月在辽上京遗址出土的契丹银币,正面有四个阳文契丹大字,是原铸的;背面有八个阴文契丹大字,每两个字一组,是后刻的。与该银币正面铭文完全相同的契丹铜币曾有过出土,但背面无字。该币似不作为流通钱币,而是用作某种盛典的厌胜钱。正面四字的顺序是(天土)—(?)—(?)—(?)。 "(天土)",阎万章同志把它释为"天"(参见1957年第2期《考古学报》),是有     

关于几个契丹大字的拟音

根据前人研究成果,通过契丹大小字的对比,为几个契丹大字进行了拟音。认为■可拟音为[sime],■可拟音为[thiit],■拟音为[lai]。同时结合契丹文碑刻内容认为耶律昌允第一个儿子的契丹语名字叫■■,译为迟知或旗帜。而■■为人名"度赖"。     

契丹大字“都统府之印”的解读

1994年6月在黑龙江省宾县光恩乡马鞍山大桥出土了一枚契丹大字铜印。铜印现存宾县文物管理所。宾县文物管理所的李伯权先生当时惠我一份印样,命我代为鉴定。限于我当时解读契丹大字的水平和篆体契丹大字还原为楷体的水平,我仅能告知他印的文字是契丹大字,     

蒙古国肯特省契丹大字刻石考释

本文考证蒙古国肯特省契丹大字刻石上的文字为纪功铭文。由于国内外现存有确切可解读年号的契丹大字刻石非常罕见,因而此刻石具有极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本文首先介绍了此刻石的发现过程,其次结合《辽史》对相关历史事件进行了考察,最后对照汉字、女真字以及已经解读的契丹大字,对石上所刻文字进行了初步释读。     

关于辽代钱币契丹字的释读情况

契丹字是我国辽代记录契丹语创制的文字。有大字和小字两种。前者创制于辽太祖神册五年(公元920)。后者制字年代略晚于契丹大字。契丹文字主要用于刻纪功碑、墓志、符牌、著诸部乡里之名以及写诗译书等项。可惜后来契丹文图书全部湮灭,除宋代王易的《燕北录》和元末明初陶宗仪的《书史会要》里收录的几个契丹字描画外,没有留下片纸只字。金灭辽后,契丹文字继续被使用,而且在女真制字的过程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契丹文字从创制到废止,前后共行用了将近三百年,随着西辽的覆亡,终于成为死文字。     

渤海王族姓氏新考北大核心CSSCI

渤海王族出自古代东北的靺鞨粟末部,汉姓为大氏。关于大氏的来历,学界有多种说法,作者赞同"大舍利说",即以官为氏。关于大氏原来的琳鞨姓氏,据1991年出土的契丹字和汉文墓志资料考证,认为渤海王族原来姓氏为"迷里吉"。     

渤海王族姓氏新考

渤海王族出自古代东北的靺鞨粟末部,汉姓为大氏。关于大氏的来历,学界有多种说法,作者赞同"大舍利说",即以官为氏。关于大氏原来的琳鞨姓氏,据1991年出土的契丹字和汉文墓志资料考证,认为渤海王族原来姓氏为"迷里吉"。     

研究契丹文字的佳作——刘凤翥先生的《遍访契丹文字话拓碑》读后

契丹民族建立的辽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长达200多年.在此过程中,契丹民族用自己的智慧并吸取中原汉民族文化的精华,创建了有一定特色的契丹文化,特别是创制了记录本民族语言的两种契丹文字(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因而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上博馆藏楚简文字考释四则

上博简《周易》30号对应今本"说"之字由"又"、"兑"二部件构成,因二者发生合笔而难识,字实为"敚"之异体。《曹沫之阵》16号简原释"繲"之字应分析为从"纟"、"■",读"属",训为"连属",与"纪"为近义连文。《君子为礼》6号简原释"正"之字应释作"■"。读为"俛"。《弟子问》简5原释"连"之字应释"■",读为"略",义为要约:"■"由"■"之省体"■"变形声化而成。     

关于契丹国书的介绍

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期发表紫溪同志写的"关于西夏国書的介紹"一文,末了引証宋洪迈"容斋随笔"記契丹語"僧敲月下門"为"月明里和尚門子打"一节,使我联想起契丹国書也有介紹一下的必要。契丹文有大字、小字二种。大字是太祖耶律阿保机神册五年(公元920年)所制,造字的义例是依仿汉字偏旁,加以增减,一共三千多个。小字是他弟弟迭剌在天貿三年(公元924年)招待回鹘使者,学会了回鹘語文,造出来的。"数少而該     

乣音义新探

文章认为契丹大字乣为表音字,有两种读音,一为*tiu,一为*iu,前者或为共同阿尔泰语*dγ-的名词形式*diu之发音,其基本含义为"队列、集团",而*iu可能为其音变形式。辽代的乣可特指从部族中选集的军户组织及其军兵。     

读郑州出土商代牛肋刻辞的几种原始资料与释文

近年,因郑州二里岗牛肋骨刻辞的"土"字之上补释出一个"乇"字并连读为"乇土"(即亳社),从而牵涉到商史研究中有关"商汤都亳"的重要议题。通过二里岗牛肋骨刻辞几种早期资料的比对核校,过去的几度释文确实漏释了其间的"乇"字。此字的补释,对相关史实的研究将产生重要影响。     

近20年出土契丹大小字石刻综录

契丹语言文字研究是阿尔泰语言学、契丹史和辽史的一项重要课题,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学者在契丹小字释读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契丹文字研究一直长盛不衰.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契丹小字的成功解读极大地推动了该领域研究工作的进展,另一方面则得益于近20年来契丹文字石刻资料的大量出土.     

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考释

一墓志的发现辽代北大王墓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昆都公社的一个辽墓群中。该墓在解放前已被盗掘,墓门打开。1975年冬,当地社员进山劳动时进入墓中,发现仅存的一合墓志,随即送至旗文化馆收藏。墓志青砂岩质。志盖上圆下方,呈圭形。中高94、侧高70、宽61、厚7厘米。正面中央刻篆体汉字"北大王墓志"一行(图一),背面正刻汉字二十一行(图二)。志石长方形,高96、宽62、厚6厘米。上刻契丹大字二十七行(图三)。由于志盖与志石形状不同,志盖背面第六行汉文底部还残存一个契丹大字"(?)",我们推测,志盖是利用一个原来刻有契丹大字的碑打磨后改刻的。     

甲骨文与金文中的“后母”

正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鼎"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大青铜器,该器体制雄伟,纹饰庄严,为国之重宝。鼎腹内壁铸有三字铭文"■",这三字又见于甲骨文。其中"■"可作"■""■"两种字形。罗振玉将"■"释为"司",并怀疑该字为"祠祀"之"祠"字(1),商承祚将"■"释作"祠",认为只是省了"示",与"祖"作"且"意同(2),郭沫若将"■"释作"司",认为乃假为"春祭曰祠"的"祠"(3)。以上三者将"■"释读为"司"或"祠"。     

辽朝史官考

契丹族虽然起自朔漠,以游牧为生,但一向倾慕中原文化,摹仿学习,不遗余力。建立辽朝以后,也承袭历代的传统制度,设置史官,建立修史机构,以纂修本国国史。辽代史官的设置,大约始于太祖初年。据《辽史·耶律鲁不古传》记载,鲁不古是太祖阿保机的“从侄”。太祖初创契丹国字,鲁不古就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史”。这是辽代有史官的最早记录。契丹国字有大、小两种,大字相传为阿保机创制,时间在神册五年(920年,五代梁贞明六年)。小字相传为太祖弟迭剌因回鹘语创制,时间稍晚,当在天赞年间(922—925年)。鲁不古所赞成者为契丹大字,则其授监修国史当在颁行契丹大字之     

唐末五代的"山后八州"与"银鞍契丹直"

唐朝末年,由于羁縻统治的结果,造成部分契丹人在幽州地区的"独立"发展,从而使得"幽州契丹(人)"成为唐末五代时期军阀割据的主要资源,并逐渐积聚成"山后八州"与"银鞍契丹直"——这两大历史主题,而分别表现出来。"山后八州"是指包括契丹人在内的游牧民族聚居区,如妫州的"西部奚"就是一支包含部分契丹人的部落联合体;"银鞍契丹直"则是以幽州契丹人组成的精锐军队;在长期割据的氛围中,同时赋予了幽州一定的历史特殊性,即体现出更多的游牧文化特质,并成为游牧民族的政治中心。     

阜阳汉简《诗经·二子乘舟》被忽视的异文

阜阳汉简《诗经》与今本毛诗相校,有较多异文,学者们做了很多有益的研究。但是,《二子乘舟》中有一处重要异文由于释读错误一直被忽视了。编号S049、S050两支简上整理者释为"苞"字的字,应改释为"荀",读为"汛"。今本毛诗此字作"汎",清代学者朱骏声早已指出,毛诗此处的"汎"字是"汛"字之讹误。阜阳汉简此字作"荀",读为"汛",恰好证明了朱骏声的推断是正确的。因此,此处异文如能被确认,对于《诗经》文本及相关研究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丹东地区发现金末耶律留哥大辽政权铜印

金崇庆元年(1212年)在东北地区爆发了以契丹人耶律留哥为首的民族大起义。耶律留哥是辽遗族,仕为金北边千户。金末,迫于女真族统治者实行民族高压政策,据隆安(今农安县)、韩州一带起兵反金。耶律留哥及其余部起义军所进行的反金斗争前后持续八年之久,威震辽东,是金末东北地区一支重要反金力量。     

定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藏八年郾王■戈铭文补释

《文物春秋》2020年第3期刊载韩智慧、杨艳成先生《定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藏八年郾王■铜戈、铜矛》一文公布了燕国带铭青铜戈、矛各1件,其中八年郾王■铜戈铭文中原释为"造"的第五字可隶定为"■",读为"作",原释文中缺释的两字可补释为"■(单)佑"。"单佑"为燕地名,在燕兵器铭文中尚属首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