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学与日本“近代”“国民”

日本大众文学是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近代”大众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大正末年到昭和十年（1935）,作家多将时代背景设置在幕府禾期至明治初期,实质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大日本帝国”的历史的再发现;第二时期,昭和十年至1945年战败,作家大多表达了作为“大日本帝国”国民一员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体现了日本知识阶层的“国民化”,这一时期的《宫本武藏》更被认为是日本国民自我的确认之作。然而,从战时的《宫本武藏》到2010年时代小说《天地明察》的畅销,我们仍能透视出内在的历史连续性。     

战后日本国民意识的变化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二次战后日本经济的空前发展,不仅带来生产力的进步,使整个日本社会发生巨大变革,而且也使日本国民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它的变化又对日本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个人生活中心主义一般认为,个人生活中心主义是一种把个人和家庭的利害放在首位加以考虑的生活方式。在日本,随着战败、经济复兴和高速增长,追求生活富裕、便利和舒适度等开始在国民价值意识中占据重要位置,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生活中心主义得以蔓延。在此情况下,战前、战时的那种“灭私奉公”意识后退,而潜藏于其背后的个人利己主义的世界一举扩大,“灭公奉私”成为支配意识。战后,大多数日本人,比起重视社会的其他     

清末民初国民捐运动的意义及影响

国民捐运动是20世纪初年民众自发的爱国运动,它的发展延续过程,是中国人国家观念、国民意识觉醒的重要体现,为民众的进一步觉醒奠定了观念基础,也使西方各国看到了中国的民心之可畏,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本文分三部分:国民捐的去向、国民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发展、国民捐运动国际影响。     

明治时期的条约改正问题与陆羯南的国民主义

明治二十年代,以反对明治政府的条约改正案为契机,在日本兴起了一股反对极端欧化政策、主张保持日本国民性的思潮。陆羯南便是这股思潮中一位颇具影响的代表人物。在其所主持的《日本》等报纸上,陆羯南连续发表文章阐述了其所宣扬的国民主义的基本主张、宗旨等问题,呼吁日本国民在摄取欧美文明时,应该坚持日本的自主性,有选择地进行西化。     

民国时期国民身份证

中国的身份证制度可上溯到20世纪40年代。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开始在全国实行国民身份证制度。国民政府立法院对当时的《户籍法》进行了修改,同年公布了《户籍法(修正草案)》,在草案中,对在全国各地实行国民身份证制度作了规定。此后,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各省、市。纷纷制定身份证实施条例．由于没有具体的统一规定．所制定出的条例也不尽相同。如民国江苏省政府规定：“年龄8岁以上之男女普遍制发国民身份证”。民国福建省政府制发身份证时规定：“凡满十八岁者,不分残废老弱．均应一律发给”。《福州市政府举办国民身份证暨公务员首先领发实施细则》称：“凡年满18岁住满一个月以上．或新迁入有久住意思之人民暨公务员及眷属均应领发本证。未满18岁者准予声(申)请领发”。身份证由各地政府统一制发。对不办领身份证者则处以罚款。     

“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

国民公会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人士共同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强及当时社会结构的错动,也反映了士与农、工、商诸阶层相结合,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趋势。围绕国民公会的成立与解体,人们对爱国与革命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国民公会还具有“国民外交”与自治运动的意义。     

歪曲历史的“国民运动”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将其编写的预定于2002年使用的初中教科书交付部省审定之前,特别编写了《国民的历史》一书作为教科书的宣传。该对“编纂会”人为地制造《国民的历史》的“畅销”以及为此煽动国民运动的缘起、经过、现状和所谓“国民运动”的本质等进行了披露和分析。《国民的历史》一书对日本年轻一代历史观形成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和对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和平的危害是严重的。但是,编纂会所从事的逆历史而动的运动前途是渺茫的,其违背民意的举动必将受到严厉的批判。章还同时介绍了与编纂会做斗争的进步运动及组织,号召进步的有识之士坚决抵制在教科书问题上的逆流。     

支持抗战的日本人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思潮弥漫于日本全民脑海。但此时,一个名叫室伏高信一的日本报社记者于1931年11月完成的《满蒙论》一书,呼吁日本国民从战争思潮中警醒,指出日本的出路是从中国撤军,走与中国友好合作、共同发     

回望《东京审判》 透视日本国民心态

《东京审判》关乎的是一段中华民族不可也无法忘却的记忆,是每个中国人必须牢记的历史。在影片背后的日本国民心态,更是值得我们今人警视。     

回望《东京审判》透视日本国民心态

《东京审判》关乎的是一段中华民族不可也无法忘却的记忆,是每个中国人必须牢记的历史。在影片背后的日本国民心态,更是值得我们今人警视。     

清末国民意识与文化启蒙

时至清末,中国思想文化界开始高扬中国传统社会所未见的国民意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未来前程进行探索后而得出的一个思考的结果,并为此展开了塑造国民意识的文化实践活动。     

20世纪30年代初一位日本学者对侵华思潮的批判--读室伏高信《满蒙论》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步伐,主张侵略中国东北地区(为征服全中国之前一步)的思潮充斥日本朝野上下。日本入侵中国东三省之际．日本的这种侵略思潮更加弥漫于其国民脑海。报社记、评论家室伏高信一反其国民的战争狂醉,在他于1931年11月完成的(满蒙论)这部作中,对日本国内的侵略思潮进行了系统驳斥。他向日本国民提出了日本侵略中国必将引发世界大战的灾难进而危及日本的生存的警告,抨击、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野心和本质,呼吁日本国民从战争思潮中迅速觉醒,指出日本的出路是从中国撤军,走与中国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道路。这种认识,在当年日本狂呼“到满洲去”的战争狂醉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即使在历史车轮进入21世纪的今天,对于日本国民的对战争的反省,对于中日两国人民总结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教训,着眼于未来,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研究价值。     

晚清民初中国的国民国家构筑与国民铸造——评于逢春著《中国国民国家构筑与国民统合之历程》

19世纪80年代初期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是晚清民国政府构筑“国民国家”的时期。“国民国家”即“Nation-State”,又译为“民族国家”,至于其含义,评者赞同丸山真男的说法:一些以语言、宗教、风俗、习惯以及其他文化传统的共同性作为基础的族群(或称之为民族),对自身文化的一体性具有明确的自觉,并且是针对外部来拥护自身文化的一体性,在此基础上,它把自身的存在提升到政治上的高度,并迫切要求形成国家共同体,即国民国家。①国民国家是一种有着明确的线状边界的政治共同体,这种代表“民族—国民”(the nation-people)的主权国家萌芽于17世纪…     

论战后日本的国家意识

国家意识是指生活在同一国家的居民在长期共同的生活、生产、斗争中形成的对整个国家认知、认同等情感与心理的总和.战前由<大日本帝国宪法>所标榜的神格天皇国体意识,随着日本的战败而支离破碎.战后初期在美国占领军的指导下,日本开始了新型国家意识的构建过程.战后日本的国家意识体现出阶段性特点,即50年代表现为美国占领下的民主主义;60～70年代在战后教育的催促下,国家民族主义再兴;80年代国家整体右倾化.战后日本国家意识的主要特征由象征天皇制所具有的机能决定.     

试论大革命时期苏联对国民二军的援助

国民二军,是20世纪20年代重要的军事集团.北京政变后,在苏联政府的大力援助下,国民二军获得迅猛发展.它的发展壮大,不仅直接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使河南和陕西境内的革命运动迅速高涨,为国民军经营西北打下基础,同时也有力地配合了南方巩固革命政权的军事行动.     

塑造“国民”与“国民革命”——评费约翰《唤醒中国》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说不”出版物充斥着各地书店的书架,这些书籍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作者不断以觉醒、站立、腾飞字眼来刺激国人的眼睛和神经。无可否认,在整个20世纪以至21世纪,民族主义都是或都将是推动中国变革的思想动力,但人们对于其成败得失往往莫衷一是。历史学家有必要对民族主义在中国变革道路上的影响加以认真反思。费约翰的《唤醒中国》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他山之石。费约翰教授是西方学术界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1996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一…     

清朝非省边疆地区法制建设与臣民(国民)意识整合研究述评

清朝"大一统"的疆域范围广阔、疆界清晰,其统治体系大体包括"省"与"非省边疆"两大区域。文章围绕学界对清朝在非省边疆地区的法制建设及臣民(国民)意识统合研究进行评述,并指出清朝非省边疆地区法制建设与臣民(国民)意识整合对清王朝的政治认同有着重要意义。     

日本的国民生活现状分析

日本虽国土狭小(仅占世界总面积0.27％),但它却是世界第七人口大国(占世界总人口2.6％),同时又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和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1989年度日本人口已达1.23亿,并以3.8％的人口年增长率继续增加据(《东洋经济经济统计年鉴》1990年版)。但是,勤劳的日本人民则依靠顽强的毅力和开发精神,     

支持抗战的日本人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思潮弥漫于日本全民脑海。但此时,一个名叫室伏高信一的日本报社记者于1931年11月完成的《满蒙论》一书,呼吁日本国民从战争思潮中警醒,指出日本的出路是从中国撤军,走与中国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道路。这种认识,在日本狂呼“到满洲去”的战争痴迷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

国民公会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人士共同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强及当时社会结构的错动,也反映了士与农、工、商诸阶层相结合,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趋势。围绕国民公会的成立与解体,人们对爱国与革命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国民公会还具有‘国民外交”与自治运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