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将标点符号引入中国

1866年，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准备回国完婚，临行前他向清政府建议，带几名同文馆学生到英国开阔眼界，以培养同英国打交道的人。主持“总理各国衙门”的恭亲王奕诉也早就想派人到欧洲各国考察。     

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税务司名录(上)(1859年——1949年)

为了给史学界同志提供旧中国海关高级职员活动的线索,以及为研究、翻译旧海关史料和档案的同志提供方便,现将旧海关1859年至1949年的总税务司、副总税务司和税务司(不包括署理、代理及以税务司衔退职的人员),进行整理、翻译,按任职时间顺序编排,名之为《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税务司名录》。1859年至1875年,因材料收集不全,表中“关名”项内所缺关,均以“?”表示。1929年以后,陆续有华人晋升为税务司,为保持史料的完整性,这部份华人税务司也全部编入。表中“国籍”“关名”项内的用字,除个别外,一般沿用档案中原字,未予更改,以保持历     

英国所藏中国海关档案述要

中国海关经历了96年的外籍税务司制度(1854—1950年)。在这一制度下,中国海关变成了英国对华关系的基石和英国控制下各国共管的国际官厅。英国人在海关中占据优势地位,在1943年美国人李度担任总税务司之前,占坐第一把交椅的都是英国人;而且海关高级官员中英国人也比比皆是。     

让洋人吃闭门羹的晚清官员

正唐绍仪(1862—1938),清末民初著名政治家、外交家,曾任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是近代中国致力于收回海关控制权的第一人。1906年,唐绍仪以税务处会办大臣之职主持全国税务总署的工作。他上任后,马上命令各海关税务司,一律进京"听训"。当时,英国人赫德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自1863年起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旧海关总税务司署简介

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后,英、美、法三国乘机夺取了上海海关行政权,由三国各派一人任税务监督共同管理上海海关。1859年,清朝南洋大臣何桂清委聘英国方面的税务监督李泰国为总税务司,此为旧海关这一最高领导职位的最初设立。总税务司自设立之日起,直到抗日战争中期,始终由英籍人担任,1943年才由美国人李度继任此职务。各口海关(洋关)亦由外籍税务司统管,而各关税务司统受总税务司管辖。因为根据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外交团订立的协议,总税务司督征关税,一切以海关关税作担保的赔款和外债,其还本付息事宜统由总税务司掌管,以便保护各帝国主义债权国的利益。这就是说,总税务司就是帝国主义各国向中国讨债索赔的代理人。帝国主义国家还通过海关在中国收集情报,     

马士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马士·霍齐亚·巴卢(Morse·Hosea·Balo,1855～1934年),美国人。1855年7月18日生于加拿大的新科舍,187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与同年毕业的同学墨贤礼(M-erril,Henry Ferdinand)、客纳格(Clar-ke Charles C.)和司必立等一起考入中国海关。他在上海学了三年汉语,1877年后分别在天津海关、北京总税务司署、同文馆和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任职。在此期间,曾参与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包括中法战争时双方在中国的谈判。1887年后,他历任上海、北海、淡水、龙洲、汉口、广州等地区副税务司,1909年退休回国,后择居英国剑桥附近,1917年入英国籍。     

晚清时期英国在华租借地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山东威海举办的“晚清时期英国在华租借地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以香港、威海两地特定时期的历史文化问题为主题,对近代英国在华租借地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相关研究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和讨论,丰富了晚清时期英国在华租借地研究的成果。     

浅析赫德获得清政府重用的原因——以阿斯本舰队事件的解决为例

赫德是中国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他执掌中国海关长达近半个世纪。在这漫长的45年中他不仅管理着整个海关,而且是总理衙门的最高顾问,恭亲王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赫德",他俨然成为了清政府对外交往中不可缺少的人物。那么作为一个为中国服务的英国人,他是怎样平衡本国利益和中国利益,又是怎样获得清政府的信任和重用的呢?而作为一个清政府眼中的"蛮夷",恭亲王和总理衙门的高级官员为什么会对他另眼相看并大加重用呢?本文即是想通过在阿斯本舰队事件中赫德个人的态度和总理衙门的评价以及赫德与李泰国的处事方法相对比来找到答案。     

混乱的秩序:珍珠港事变后海关总税务司的人事更迭

珍珠港事变之后,重庆国民政府对重建后的海关总税务司署的控制力显著增强,外籍总税务司的权力受到明显削弱,周骊成为海关史上"最没有权力"的海关首脑。梅乐和复职之后,并没有改变总税务司地位削弱的事实。《中英新约》的签订、梅乐和的辞职标志着英国在中国海关特殊地位的终结。考虑到总税务司的权力已经削弱、海关在战后重建以及对外贸易中的作用,重庆政府任命美籍税务司李度继任总税务司。重庆政府对海关的政策转变,终使总税务司署与外籍总税务司在民族主义的冲击中保存下来,稍改海关在珍珠港事变后的混乱局面。     

民国政府多次试图“收回”香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讨论对日作战.24日,蒋介石表示他希望团结三国的力量,制定出包括香港、马来亚、缅甸在内的全亚洲范围的对日作战计划,并向英国提出,可派遣远征军进入缅甸与英军协同作战.但英国代表魏菲尔顽固地认为:“如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他还表示,英国需要的只是“借用”一些途经缅甸进入中国的美国援华物资“就可以了”.在会议结束的第二天,英国驻香港总督杨慕琦打着白旗到九龙半岛酒店日军指挥部向日军投降,英国对香港的百年统治由日本取而代之.     

大清国第一任出洋钦差是美国人

1865年11月,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掌管外交、通商事务,下简称总理衙门)呈送《局外旁观论》一文。文中,赫德希望清政府改革弊制,实行新政。转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又托公使阿礼国上呈总理衙门《新议略论》,提出了与赫德呈文类似的要求。     

百年记忆—“华工军团”在欧洲

“海上浮动地狱” 1915年11月11日,法国国防部正式决定实施招募华工的计划,同年12月任命退役少校陶履德率领招工团赴华招募工人。随后,同样面临劳力匮乏危机的英国亦于1916年夏决定在华招工,同年11月英国陆军部招工代表波恩抵华,在威海卫成立招募机构并正式开始招工。     

一份殖民主义者的自供状——前香港总督金文泰演讲词“香港之将来”

本件史料选自馆藏档案国民政府外交部全宗,系曾任香港总督的金文泰爵士(Sir CecilClementi)1936年在英国帝国学会(The Royal Empire Society)的演讲词.在这篇演讲词中,金氏始终强调“香港是英国在华的宝贵财产”,并认定香港的前途取决于英国的海空军事实力.他还特别提到了三个重要问题,即:(一)广九铁路与粤汉铁路接轨问题;(二)港粤间关税问题;和(三)九龙新界问题,并预言,“如果在末世纪之末,新界之租借随便让其满期,我们切勿以为可以回复到一八九八年以前的情形”,他建议英国政府应趁国民党政府“纷扰无能”之机,“使中国能够很光荣地同意永远割让新界与英国”,充分暴露了一个殖民主义者貌觎他国主权领土的心态.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海关被劫与国民政府的因应

海关是国家设在口岸管理进出国境货物、人员、运输工具及征收关税并办理有关事务的行政机关,其独立自主是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有清一代,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依仗外籍税务司制度将中国海关变为“国际官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了对海关行政权的管控,但仍保留外籍税务司制度。九一八事变后,日方采取武力恐吓、掠夺税款、侵占关署及以伪满洲国之名进行“接管”等步骤,渐次劫夺东北各关。由于中国海关行政体系的特殊性,英籍总税务司梅乐和抱有以牺牲中国关税保管权来维护海关行政完整性的妥协执念,并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国民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一方面遏制总税务司的妥协言行,一方面等待时机,寻求国际力量的干预,最终以闭关移地征税对日方进行反制。     

1938年英国远东政策演变的动力机制

1938年英国远东政策演变的动力机制可概括为“引子与合力”机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英国虽同情中国抗战,却在事实上奉行中立政策。中国于1938年9月要求国际联盟援用《国际联盟盟约》第16条对日本进行制裁,此事成为促使英国援华的“引子”。中国和英国议会均借此契机施压,使英国政府难以回避援华问题,美国亦通过对华桐油借款做出示范,各方的合力最终推动英国政府向中国提供了平准基金借款。在英国对日政策方面,1938年的“宇垣—克莱琪”会谈和两次“近卫声明”亦发挥了“引子”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美国率先抨击日本对“门户开放”原则和《九国公约》的破坏,中国和英国议会亦积极督促英国政府对上述问题表明态度。在各方合力的推动下,英国政府在1939年1月的对日照会中正面揭露了日本的侵华野心,公开承认日本是侵略者,英国的远东政策也随之走向清晰。     

试论《南京条约》

中国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遭受了沉重的灾难。溯本追源,1842年8月29日在英国军舰的炮日下订立的中英《南京条约》（即《江宁条约》就是中国近代一切灾难的开端。故当时《南京条约》作认真的剖析。（－）《南京条约》签订的背景1．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急需打开中国大门产业革命后英国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对海外资金、原料和市场的需求日甚。他大物博的中国在英国殖民者眼中是“从未充分勘查过的黄金国。”①为打开中国大门,英国费尽心机,使出了各种手段。1787年英国任命加茨喀特为首任使华全权大臣,他的使命是要中国解除…     

资讯

一次去伦敦的旅行 为了庆祝2012伦敦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英国驻华大使馆、英国旅游局和英国文化协会的在华机构与新浪网和英国航空公司合作,推出以“一次去伦敦的旅行”为主题的在线活动。     

英国对华“炮舰政策”剖析——写在“紫石英”号事件50周年之际

英国对华的“炮舰政策”开始于鸦片战争时期。此后的几十年,这种“武力恐吓,榨取利益”的政策,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受到英国反对党议员的抨击,到１９世纪末列强又争相效尤,藉此政策瓜分势力范围,从而威胁到英国在华的整体利益;但总的来看,它是逐步发展的,且屡试不爽。至１９２７年１月北伐军到达汉口,中国的民族主义空前高涨,这一政策在华才第一次遭到迎头痛击。到１９４９年４月发生“紫石英”号事件,中国人民的觉醒和中共势力的强大,使得它终以“破舰政策”收场。这样的结局,既暴露了英国的霸权心态已病入膏肓,深深迷信中国可以任人欺侮,又反映了英国实力的衰落。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就注定了英国对华“炮舰政策”要走入穷途末路。     

辛亥革命在宜昌

１９１１年 １０月 １０日，湖北爆发了震动世界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古老的封建帝国终于崩溃了。革命的声势影响到全国各地，各地亦先后宣告光复共和，“而首先响应者，厥唯宜昌”（《辛亥武昌首义史编》１９７１年台湾出版）。作为武汉上游重镇宜昌，于１０月１８日正式宣布举义，成立了民军司令部，推行了“共和”民主政治。 辛亥革命前的宜昌 １８７７年 ４月 １日，在宜昌正式成立了由外国人任税务司的中国宜昌海关，自此资本主义就在这块封建土地上开始萌芽了。从建关之日起，英国领事京华陀就到宜昌，会同地方官员勘测并商讨建立宜昌…     

英帝在安徽铜官山矿的侵略活动

一二十世纪初,中国长江流域已经成为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英国为了更紧密地控制这个地区,就加紧撄取铁路建筑权和矿山开采权,这样,安徽许多矿山便成为它的掠夺对象。1899年,英国投机商凯约翰来华,阴谋获得矿山开采权,经过他的行贿活动,在1901年到安徽向皖抚王之春索取矿地六处,由安徽洋务局和凯约翰在上海订定合同。不久,聶缉椝接任皖抚,于1902年5月12日,又命商务局和凱约翰以倫华公司名义订定歙县、铜陵、大通、宁国、广德、潛山六处勘矿合同23条,占地384,000亩,期限竟达一百年之久,倫华公司先集资本5万两(6,000镑)作为开办费,八个月内必须进行开采,聶缉椝因为这个合同是他私自订立的,所以没有上报。实际上,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