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社会灾荒救治功能的演变──以“丁戊奇荒”的两种赈济方式为例

在中国救荒史上,荒政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自古以来,我国的灾荒救治即是一种政府性行为,主要由政府组织实施。到晚清,政府的荒政功能减弱,社会的剧变引起社会结构的错动,新型商人开始活跃于近代历史舞台,由他们发起组织的义赈活动,逐渐发展成为晚清社会主要的灾荒救济形式,是历史进步的表现。由荒政到义赈,展示了近代灾荒救治功能发展演变的脉络。     

国际人道主义在中国:从20世纪初的灾赈谈起

<正>中国灾赈事业的国际化,当始于"丁戊奇荒"期间。当时,一批西方传教士在国际上开展募捐时,曾把苏州义赈人士的募捐册《河南奇荒铁泪图》译成英文,以《中国饥荒》为题在伦敦出版。而从英、美各国募集的20万余两白银,也由传教士们散放到华北灾区(中国救荒基金会上海委员会编:《奇荒:中国救荒基金会报告》上海,1879年,第29~31页)。虽然这次西方对华救灾活动的总体效果有限,但其象征性作用不容低估。这次活动似乎激发了中国本土义赈的扩展,在随后二十多年间,以上海为中     

晚清山东的官赈救荒

晚清山东灾荒严重,灾荒发生后,清政府即派官员赴灾区勘灾,审户,实施救治。当时主要采取施赈、调粟、养恤、除害、遣返灾民回籍、赎地贷给籽种、蠲缓赋税、禁止酿酒等善后措施,以及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办理仓储、开垦荒地等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对救治晚清山东灾荒发挥了积极作用。腐败的吏治使晚清山东官赈救荒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但晚清政府毕竟担负了山东赈灾救荒的重任,发挥着主导作用。     

晚清筹赈义演的兴起及其意义

义演在中国成为一项较为重要的公益活动,最初主要是借助于晚清时期新型义赈活动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的产物。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筹赈义演活动出现了从昙花一现到常见常新、从一点到多点的转变。义演在逐步成为义赈活动的重要募捐手段的同时,其自身也发生了许多具有新兴意味的变化,其中交织着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等各种因素的碰撞,呈现出复线发展的结构。筹赈义演的这种发展历程和面貌,一方面显著体现了义赈社会化救灾的发展面相,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义演活动日渐适应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需要。     

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与晚清义赈的新发展

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是铜瓦厢改道后最大的一次黄河水灾。对于此次水灾期间的赈灾事务,学界以往甚少注意。实际上,此时以江南绅商为主体的民间力量自发组织动员的义赈活动,不仅承担了此次赈务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作,而且是整个晚清义赈机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其实践逻辑甚至还可以帮助我们推进此前关于地方史研究取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反思。     

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

有清一代,政府对于灾荒的赈济,形成了一套颇为严密的制度。虽然由于封建政治的日趋腐败,有关“荒政”的一些规定渐成具文,甚至存在着种种黑幕和弊端,但无论如何,这种由朝廷和各级政府主持的“官赈”,在很长时期内,毕竟是灾荒救济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形式。直到光绪初年,随着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新的变化,才开始兴起了一种“民捐民办”,即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的“义赈”活动。这在中国救荒史上,无疑是一个值得加以认真研究的问题。     

谢家福与光绪十五年江苏苏属水灾义赈

光绪十五年,江苏的苏属地区发生重大水灾,之前曾在华北等地举办义赈的苏州绅士谢家福发动各方力量举行义赈。他号召大批外地绅士前来协助,与本地绅士一起,共同举行散发钱物、以工代赈和掩埋尸棺等赈灾措施,在救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此次义赈是首次以江南地区为对象的跨区域义赈活动,将江南绅士在以往外地义赈中取得的经验运用于本地,使江南地方社会亦能从义赈中受益,从而保证义赈活动能够继续得到江南地方社会的支持。此次义赈还首次提出和运用"官义合办"的新型赈灾模式,但也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     

江南人在华北——从晚清义赈的兴起看地方史路径的空间局限

通过较为完整地勾勒晚清义赈的兴起状况,可以看出义赈兴起的基本行动态势是从江南到华北,即江南社会自发动员起来并深入华北灾区开展社会救助,同时其行动意识则保持了对江南地方性的高度认同。这种行动态势和意识表达了一种“跨地方的地方性实践”逻辑,从而对通常地方史路径的空间观提出了挑战。那就是,要改变以往地方史研究缺乏整合的状况,一个重要着手点就是改变将地方空间作为孤立实体的做法,而应更加重视不同空间的互动关系。     

明代灾荒赈贷制度探析

向贫民发放救助性赈贷,是历代救荒的一项重要措施。明初通过广泛设置预备仓,重构了元末以来断裂的赈贷制度。但正统以后,预备仓逐渐破败,赈贷制度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一,不收利息的"秋成抵斗还官"逐渐过渡到"量取息米",甚至演变为高利贷;其二,乡村豪民取代贫困小农,成为赈贷的主要受益对象;其三,预备仓的赈贷功能明显下降,赈贷越来越多地依靠劝分、赃罚和捐纳等来苦苦支撑;其四,官方主导型的赈贷逐渐弱化,以义仓、社仓为支撑的民间赈贷逐渐凸显。这些变化再次印证了中国古代灾荒赈贷制度逃不脱的利息政策异化、放贷对象错位、国家责任转嫁等运行悖论和周期性兴衰循环。     

明代工赈述论

以工代赈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救荒方法,明代继承了这种赈济手段。明代的工赈主要由地方政府来组织进行,地方富民(士绅)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国家缺乏相应统一的政策和制度。明代中后期,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多样化和人们认识的转变,工赈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运用。明代工赈虽然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较好地效果,大批饥民得以生存,但并没有突破其"临时性"的特征,因此其局限性仍然明显。     

论1876至1879年间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对华赈济事业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半叶发生于华北五省的“丁戊奇荒”,是以“千古巨稷”这样骇人听闻的字眼载入中国史册的。以此为契机,具有近代文明特质的新型赈灾机制和救荒意识应运而生,在中国荒政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新型的救灾活动,除了引人注目的江浙绅商的义赈外,还应包括活跃于灾区的另一支救灾力量,即以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为主体的西方对华赈灾事业。具体地揭示其始末、动因与社会影响,对于更全面地考察近代中国荒政制度的变革历程、更确切地了解西方在华传教事业的历史真貌、乃至更细致地把握近代中国社会改革思潮的…     

试论左宗棠的荒政思想及其边疆救荒实践

本探讨了清代名臣左宗棠的荒政思想及其边疆救灾活动,认为左宗棠重视灾前防治和灾后生产恢复,其救荒活动体现出注重救治结合、因地制宜和办赈得人等特点。左宗棠救荒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既与他早年的困苦经历和所受教育有关,更与当时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     

晚清"古学复兴":中国旧学纳入近代新知体系之尝试

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在清末“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过程中,开始对中国古代学术进行初步整理,肇始了对中国学术遗产进行发掘、梳理、研究和整合之工作。以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国传统旧籍,发明中国旧学之新义,是晚清学术演进之必然趋势。以新知阐释旧学,以中学比附西学,以近代学科体系界定中国旧学,是晚清学者整理中国旧学之基本思路。正是在对中国传统学术不断进行整理和整合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转变其固有形态,逐步融入近代西学新知体系之中。     

论晚清基层民间慈善组织的筹赈模式

基层民间慈善组织,是指晚清时期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义赈组织的分支机构,它归义赈组织所领导,并为之筹募慈善款项。围绕善款筹措这一基层慈善组织的中心工作,它们积极主动地设立组织、展开宣传、营造舆论,并且想方设法拓展善款筹措的渠道。为了更多地吸引各阶层人士的慈善捐输行为,基层民间慈善组织和义赈组织还运用了激励机制。这一慈善激励机制,主要由民间社会来运作,也有政府部门的参与。     

晚清新加坡华侨赈捐与华侨民族主义之酝酿

论文梳理了新加坡华侨赈捐活动三个不同阶段的特征,探讨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从无到有、从政治制度认同发展为超越乡土观念的民族意识这一历史脉络。在前两个阶段的赈捐活动中,主要是新加坡华侨与清政府之间的联系。而在1900年之后,新加坡华侨的赈捐活动则与中国的民间力量产生了更多的关联,新加坡的同济医院、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等组织积极参与到赈捐活动中。面对来自祖国民间的求赈呼声,新加坡华侨自发联系、自行组织助赈活动,产生了超越乡土观念的社会意识,进而生发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推动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的形成。     

孙中山的救荒思想

近代中国自然灾害频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毕生以挽救民族危亡,拯民于水火为己任,对近代严重的灾荒给予了极大关注。他的救荒思想是其民主革命和民生主义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救荒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是研究孙中山革命思想和实践活动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对此做初步探讨,以作引玉之砖。     

自立体系 颇具创获——简评《中国近代方志学》

许卫平先生方志学研究专著《中国近代方志学》新近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笔者有幸拜读,深感快慰。全书20万字,凡五章:导论,晚清时期的方志学,民国时期的方志学,近代方志学家及其成就择述,中国近代方志资料的研究与利用。祁龙威教授在为该书撰写的序中评价道:该书“有背景,有理论,有事例,自立体系,成     

新书微讯

正《晚明大变局》内容简介本书是樊树志先生五十余年明史研究及对中国历史思考的结晶,是继《晚明史》之后,对晚明历史研究的又一力作。本书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变迁,在进一步推进晚明史研究的同时,对中国大历史的变迁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晚明大变局是中国历史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晚清以后中国社会     

民国时期华洋义赈会淮河流域灾害救治述论

民国时期,淮河流域各种灾害频频发生,呈现出无年不灾、多灾并发,灾害种类多、以水旱蝗灾为主,大灾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及灾害群发期现象突出等特点。面对灾害,华洋义赈会开展了施放赈款、赈粮赈衣、举办粥厂、建收容所、农贷和工赈等多种不同形式的灾害救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有些效果还较为显著。此外,作为建设救灾理念的直接体现,华洋义赈会还于1922年成立导淮委员会,不遗余力地促进“导淮”工程,为民国时期的“导淮”做了大量工作。从华洋义赈会的灾害救治活动中,我们可以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     

1931年江淮水灾工赈机制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

1931年江淮大水损失奇重,对灾民的救济和灾后重建困难重重。工赈作为近代以来有效的灾荒救治模式,在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重建中得到充分运用和发展。政府接替民间义赈团体成为此次工赈的主角,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双重工赈指挥体系,藉此展开了工赈项目的设计与运营,一方面疏通与合作机制使1931年江淮工赈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诸因素则制约着工赈机制的良性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