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到底是谁发动的

引言：旧话重提 《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林炎志谈父亲林枫》一文,引起了老友周明兄的关注,给《炎黄春秋》和《纵横》等期刊写信,并连续四次给我来信,谈的都是关于“一二·九”运动的问题。想必是李昌与“一二·九”运动有密切关系之故。他认为“一二·九”运动关系重大,希望李昌、高锦明（原名敖白枫）这些“一二·九”亲历者能够写点文章,说可能比他看到的有些文章会全面些。同时,他还给《纵横》杂志去信,请他们将该刊2007年第9和第12两期寄给这两位老同志,并向他们约稿,或派记者访谈,做口述历史。     

汤因比的史学理论及其影响(下)

这就是汤因比所“发现”的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认为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都逃不出这一套“规律”,亦即都要经过上述的四个阶段。 汤因比用他的“四阶段论”作为公式,牵强附会地到处乱套。例如,他硬用这个公式来解释中国历史,说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是经过混乱时期建立起大一统的帝国;魏、晋是“间歇时期”;大乘佛教的传播是建立起大一统的教会;而旧时所说的“五胡乱华”便是“蛮族”大迁徙。这乍听起来似乎也有点道理,但隋、唐和隋、唐以下的历史又如何用“四阶段论”来解释呢?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一直连续向前发展的,从来没有中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素质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不同历史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在理论与实践上为推进我国素质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他们的素质教育思想既有相同之处 ,又有不同之处。三者表现在理论体系上的共同性是同属于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体系 ;理论基础的科学性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服务方向的人民性都着力于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 ;基本内容的连续性表现在都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除与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一脉相传、继承和发展的特征之外 ,邓小平、江泽民的素质教育思想更具有时代性、战略性和全局性     

古希腊人的“神话—古史”观和神话与历史的相互融合

一三十多年前读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时 ,曾被他关于古典文化是一种非历史的文化的论断所吸引。他说 :“古典文化并没有记忆 ,没有这种特殊意义的历史器官。古典人的记忆……是一种不同的东西 ;因为当作清醒意识中的排列整齐的远景的过去与未来 ,那是没有的” ,“在希腊人的世界意识中 ,一切个人经验以至共同的过去经验在特定的瞬间的‘现在’跟前无不立即变成了一种没有时间的、没有运动的、神话式的背景”。他还指出 ,“修昔底德绝对没有透露出他有透视若干世纪的历史的才华……优秀的古典历史著作都一成不变地是关于作者当时的政治…     

汉民族形成于何时?——介绍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

汉民族形成问题,也是我国史学界争论未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过去曾经有人提出和争论过,自一九五三年苏联历史学家格·叶菲莫夫在“历史问题”上发表“论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文,和一九五四年我国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的文章以后,又引起了我国史学工作者的重视。近几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我国和苏联的几位学者相继发表了不少文章。他们都力图依据斯大林关于形成民族的四个特征的理论来研究和说明中国汉民族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时期的讨论,关于汉族何时形成为民族的意见还是很分歧,归纳起来,大致有下面四种。     

“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演变

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国际上有一些人专门写书攻击“东方专制主义”,代表人是K·A·魏特夫。他是打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旗号这样做的。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又从何而来呢?这个概念是否符合东方的历史实际?是否符合辩证法?在他们之前,西欧学术界对东方社会又是怎样看的?一句话,“东方专制主义”概念是怎样演变的?有必要考察一番。在欧洲,最早分析和比较东西方政治制度的是亚里士多德,他本人是受奴主民主政治教育的,所以,在他看来东方(波斯帝国)是野蛮人,“野蛮民族天然都是奴隶”,     

中华几多“黄帝陵”?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文化艺术兴盛发达和政治生活生动活泼的重要标志。本刊曾经发表关于中共党史上若干问题的争鸣综述和关于康生、蒋纬国和许世友等历史人物史实上的不同意见，特别是是徐向前元帅的肺腑之言。都引起了读者和研究者的注意。本期再发表兰草、党军同志二文，他们分别对“黄帝陵”和“庐山会议”有关文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尽管他们的意见以及本刊所发表的文章，并不都代表编者的观点，但是只要是言之有理，论出有据，并且持平等探讨的积极态度，我们都表示欢迎，争取发表，力求为广大读者和后人留下更真实、丰富和正确的史实资料。     

一个不如禽兽的皇帝朱温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皇帝一共不过几百人,人数并不算多,但是由于他们的权力太大了,不少人任意妄为,恶性发展,就出现了一些完全丧失人性的怪物。其中就有这么一个“皇帝”,历代史家对他的评论归结为五个字：“淫虐无人理”。他就是五代史中的第一个“皇帝”——后梁“太祖”朱温。     

对“第一张大字报“《再考订》一文的商榷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认定康生的反革命罪行之一,就是在他的幕后策划下、在他及其妻子曹轶欧指使下,炮制了“第一张大字报”。各种有关的书籍刊物也都是这样认定的。可是1999年7月,印红标先生在《百年潮》上发表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却说:“这张大字报是由哲学系少数教师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另一位先生在另一刊物上发表类似文章说“七人大字报是他们自发的举动”。总之,他们是以“自发论”来否定中央的定论。凡是要否定一种说法,必先了解该说法的根据是什么,然后有根据地提出新的论…     

你身上流淌着粟特人的血液吗？

现在正经的字典上还查不到粟特,不过互联网非常发达,一查就知道安禄山、史思明都是粟特人。但是粟特人不光是“叛贼”,更多的是“好人”,所以我今天把历史上粟特人的面貌展现出来,让他们登场,给大家亮亮相。     

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说,中共一大的“组织工作中,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人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最出色的领导人”。时隔9年,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再次谈及陈独秀,他说:“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可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一段真实的历史,却总是遮遮掩掩、讳莫如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独秀才从尘封的历史中走…     

末代皇帝与共和国警察

在位于天安门东侧的北京警察博物馆里,收藏着两件珍贵文物———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户口登记簿和他当年给自己报户口时的历史照片。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两件文物,特别是那张历史照片,为到警察博物馆参观的绝大多数人所津津乐道。照片上给爱新觉罗·溥仪上户口的那名警察吴静深和“文革”中数次“救驾”的北京警察史育才自2001年7月警察博物馆开馆后,一度成了“名人”,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以及众多报刊杂志的记者争相采访他们,于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成为公民后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渐为人知     

关于国家职能的历史论述

我们的史学史工作,研究的范围,一般只限于著者生平、著作时代、著作的体例、编撰旨趣等,而对于历代史学家关于重大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的看法,却往往缺乏分析。国家职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也是一些历史家在他们的史书中所记述的重要内容,我们对此也很少注意。关于国家职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有很多精湛的论述。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说;“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他对于公共工程部门中水的问题论述得特别详细。他说,“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     

揭秘台湾地下党

20世纪中叶,对台湾和大陆来讲都是历史的十字路口。风云变幻、波澜诡谲的历史大背景下,上演了一幕幕爱恨情仇。岁月慢慢流逝,一群为理想奋斗拼搏,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人,几乎隐没在历史的深处。他们是当年肩负使命,在台湾秘密潜伏的人。在当年台湾当局的口径中,他们是“匪谍”、“共谍”,在海峡对岸的记忆中,他们有个响亮的名字,台湾地下党。     

“父教育母实业”的实践家张謇

早在50年代初,毛主席在谈到中国近代工业时曾经说过：“讲民族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在中国近代史上,很难有一个人既是实业家,又是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的思想是那样博大深邃,性格是那样坚韧不拔。直至今天已过去七十多年了,我们还能感到他的存在。他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他的事业,更具现实意义的是他为我们留下了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70年来,国内外关于对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研究中,对张謇研究之风颇盛。其中尤以日本经济界为甚,他们连张謇的“大生纱厂”的历年帐本都在收集研究。日本著名学…     

苏联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续四)

二、“亚细亚生产方式” 概念之被放弃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没有再用过“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术语。这自然产生一个疑问,马克思是否放弃了这个术语或是放弃了这个概念。 对这个问题,苏联学者有各种不同的回答。有一类学者可说是坚持论者,其中有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未改变他们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另一部分人同意此说,不     

毛泽东与梅兰芳

<正>毛泽东对京剧情有独钟。据身边卫士回忆：“听京剧是毛泽东最大的乐趣和精神享受之一。当时京剧名家的唱片,他大部分都有。”李银桥曾说过,毛泽东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时,用听京剧的方法来放松。就连美国记者路易斯·斯特朗也称赞毛泽东是一位“京剧造诣很深的鉴赏家”。他虽自谦“关于戏,我是个外行,只会看”,但其实他对京剧有颇深研究,如对京剧的起源、典故,名角的演出特色都很熟悉,还时常对他们的戏词、     

眼瞎心明的朱之榛

关于清末民初时期政治人物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从革命成功那天起到现在,对某些革命领袖近百年的重复性研究已不是一句“汗牛充栋”所能概括。然而,这“不计其数”的成果许多都是成功者的传记。他们让所谓的正面人物毫发毕现,而回避那些所谓的“反面”或“灰色人物”。即使是有所涉及,也把后者作为正面人物的陪衬和革命对象予以批判和否定。但是历史本身不仅是伟人的历史,更是千百万有血有肉的“小人物”的历史,他们可能没做过惊天地的事情,但是他们的生活也是历史尤其是社会史的一部分。     

鲍蕙荞:回忆录留待八十岁再做

庄则栋、鲍蕙荞曾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一个是世乒赛“三连冠”,一个是享有国际声誉的钢琴家。我与他们二人都有过接触。相较而言,与鲍蕙荞过从要多些。我认识鲍蕙荞女士至今已三十四年。1987年,我邀鲍蕙荞写稿。鲍蕙荞复我一信,云:“关于写些自传体文章一事,我还在考虑。     

老舍教子八章

在儿童教育上,老舍先生有一套独特的思想,既是针对自己孩子的,也是泛指所有的孩子,算是他的教育思想吧,细想起来,有以下八条:“木匠说”1942年8月,老舍先生曾写过一篇叫做《艺术与木匠》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我有三个小孩,除非他们自己愿意,而且极肯努力,作为文艺家,我决不鼓励他们,因为我看他们作木匠,瓦匠,或做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不必非入大学不可”老舍说的“不必非入大学”,是一种反传统的教育思想。老舍先生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谈到对孩子们的希望时写道:“我想,他们能粗识几个字,会点加减法,知道一点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