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承认伪满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国民政府一直希望各友好国家不予承认,对有着重要政治、军事及经济联系的德国,更是抱有期待,甚至不惜作"依德和日反苏"之试探。但德国在纳粹上台并逐步集权后,日益将对日外交置于对华外交之上,终在1938年2月宣布承认伪满。正处于对日抗战重要关头的国民政府为继续争取德国军援,对此一再忍让,但稍后德国又禁运军火、强制撤退在华军事顾问。处此外交重压之下,这时力求在对德、对苏外交中保持相对平衡的国民政府一度表示了更为坚定的联苏决心。     

中日外交的国书博弈

首先需要声明,本文的主角小野妹子是位纯爷们儿。六七世纪时日本人的姓氏十分混乱,谁想叫什么就叫什么。妹子的家长,也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起了这么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名字。     

中日“广田三原则”交涉中的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

中日“广田三原则”交涉是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交涉过程时起波澜,给木来已经卜分紧张的中日关系凭添不少剑拔弩张的气氛。关于这一交涉过程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较全面的有梁敬heng先生《广田三原则》、《华北自治运动》两及齐福霖先生的《“广田三原则”与国民政府的对策》一。     

试论当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兼评《中日接近和"外交革命"》发表引起的"外交新思考"问题

针对近年来的“外交新思考”的讨论,作者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30年,是1871年中日直接交涉以来最好的30年,在当前国际关系背景下,提出联合日本对抗美国是无的放矢,因此“撇开历史”或“搁置历史”不是解决当前中日关系的良策。近几年中日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如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都是日方引起的,不是中方引起的,为了进一步密切中日关系,推进亚洲和平,首先要解决日本政治领导人的历史认识问题．改变“脱亚入欧”的思想路线。     

中日两国东海博弈的核心所在

近一段时间,日本正在把中国塑造成为未来的敌人。无论是日本驻中国外交官自杀事件,还是东海石油天然气开发问题,都是为强化日本国内敌对中国情绪制造事端。     

中日两国现代化变动特征的比较

本文基于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同属于传播型、后发型现代化这一史实 ,参考现代政治学、社会学等理论提出了“思想→政治→经济”这一比较中日两国现代化的分析模型。“思想”作动于“政治”是利益表达过程 ,利益表达有“内表达”和“外表达”两种形式 ;“政治”作动于“经济”是政治输出过程 ,政治输出也有“硬驱动”和“软驱动”两种形式。在两国现代化过程的不同阶段 ,两国三个子系统间 (思想、政治、经济 )的作动方向是相同的 ,但由于两国三个子系统的内外环境、作动者和受动者的性质不同 ,因而每一作动环节出现的两种作动方式在转换和结合上存在着差异 ,正是这些差异影响了作动力度和效果 ,并最终导致了两国现代化的不同结局。本文还提出了上述分析模型的现实意义 ,即不同所有制形态下的现代化模式存在相互比较和借鉴的可能性 ,同时也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内外表达的协调转换机制和软硬驱动的有机结合模式进行了探索。     

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两个中国"政策的历史考察

从新中国成立到中日复交前,日本多数首相是"两个中国"论者,日本多届内阁奉行了"两个中国"政策,只是表现或露骨或隐晦而已.这一政策既是导致日本长期成为"台独"活动的大本营和中日郑交正常化迟迟不能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出人意料地为中日复交后的日本朝野右翼所沿袭,继续干扰两岸统一和阻挠中日关系的发展.本文就迄今尚未系统梳理的从吉田茂到佐藤荣作五位日本首相及其内阁的"两个中国"政策进行纵向考察,对认识和把握今天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及其政策源头和来龙去脉,不无裨益.     

孔雀与六到十二世纪的东亚外交世界——以中日两国为中心

六至十二世纪的东亚处于古代中国构建的宗藩体系中,国家间的往来伴随着各类动物的赠送,是当时国际关系的重要环节。这一时期,孔雀一方面得益于自身的外在特性,另一方面借助佛教东传,成为颇具宗教内涵的符号性动物,被视为动物赠送中的代表之一。以古代国家间的孔雀馈赠为线索,有助于帮助探究其在东亚各国关系中的政治地位、文化内涵,明晰当时的东亚国家外交特性。     

中日两国古代关系的性质与特征

两千年的中日古代关系错综复杂,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无法用友好、对立抑或其他定性词句一语概括。文明发展程度及实力对比是约束国家间关系的基础,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是国家间关系的本质,但国家统治者的政治判断和政策选择往往决定了事物并非一定按照直线发展。在古代中日关系的政策选择上,两国统治者都有过误判并在遭受挫折后进行了纠错,因此中日古代关系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证明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友好还是别的什么,而在于阐明不同历史环境下双方的政策选择推进还是倒退了两国关系,以资借鉴。     

中日两国官方史学及其近代转型的比较

中国古代的官方史学,具有制度化、组织化并且纳入政权机制的特点,这是区别于西方史学的重要特征.这种文化传统影响古代日本,使之也出现官方史学.但中日两国的传统官方史学存在着明显区别,这表现于修史的组织机制、修史成果格局和史学理念三个方面.时至近代.中日两国官方史学先后转型,但表现不同.中日两国都未能彻底摆脱官方史学传统,也不能完全将之保持,特别是日本明治时期做出复兴官方修史的努力,终归失败,说明官方史学虽然影响力很大,却不是史学发展的普遍方式,难免走向衰落.     

日本明治初年的"鲶猫社会"

大町桂月氏在谈到日本各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风情习俗时,指出:“从正面讲,明治时代(1868-1912)是政治爆发户时代,从侧面讲是艺妓时代.平安时期是女官时代.①源平时代(11世纪末至12世纪末)是舞女时代.……     

吉田书简、“日台和约”与中日关系（1950—1952年）

20世纪40年代末期,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也从“抑制”改为“扶植”。为此加紧推动排除新中国的对日“宽大媾和”。日本的吉田茂政府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发表“愿意与台湾订立和约并恢复外交关系”的公开信,史称“吉田书简”。这一件规定了战后日本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基本框架,使中日关系直到70年代初一直处于不正常的状态。本拟对“吉田书简”出笼与“日台和约”订立的历史过程以及当时的国际关系．作一简单的论述。     

60年代前期中日关系研究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日关系在民间和半官方两个层面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具体表现在人员互访、经贸往来的频繁发生以及友好组织的建立上。这一局面的形成是中日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全面考察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状况,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即双边关系的发展,主要局限在民间特别是在经济层面上,相比较而言中国政府更为重视的政治层面关系却始终未得到实质性的突破。     

越国贵族墓葬制葬俗初步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崛起于太湖地区的越国,是南方百越民族中最为强大的一支--于越族所建立的国家。由于诸多方面的因素,越国历史文化有着许多独特内容,如越国上层贵族墓葬的葬制葬俗等。近年的考古调查发掘新资料及相关的研究探索揭示,墓上堆筑长方形覆斗状封土、使用带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岩坑)木椁墓制、墓外较普遍地设置陪葬器物坑以及完全用仿青铜原始瓷或硬陶的礼器与乐器代替青铜礼乐器随葬等,都是越国贵族墓葬葬制葬俗中颇具特色的几个重要方面。     

九一八事变后特种外交委员会的对日外交谋划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对日斗争主要是依靠国联。力图运用国际社会的力量迫使日本撤兵。在这一外交斗争中．作为国民党中央对日决策研议机关的特种外交委员会,起了重要作用。外委员在1930年9月30日至1932年1月2日间,以国联为舞台,以欧美国家为工作对象,坚持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立场,殚精竭虑,群策群力,为制止日本侵略．促使日本撤兵。作了大量的外交谋划,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同情和支持．也使日本在国际上日益孤立。但因缺乏实力为运用外交手段的基础,外委会的种种努力最终落空。     

日本幕末维新期的“三国同盟论”

从历史连续性看,以中日韩三国为主体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原生态,可以上溯至日本幕末维新期。胜海舟所主倡的"三国同盟论",应该说与其具有相似的思想特质。该论说的主要内容包括:提倡东亚三国联合对抗西方列强;主张共建强大的海军;互通有无及共同进行学术研究等。今天看来,"三国同盟论"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张照与康熙关系考

张照,清代大臣,书法家,历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康熙朝,张照的书法、诗文颇为康熙帝欣赏。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述了张照与康熙帝的关系:第一,从张照与康熙信任、倚重的高士奇、王顼龄、王鸿绪、王九龄、张集等大臣的家族及姻亲关系,探讨张照与康熙之间的关系;第二,从张照的书法为康熙帝所欣赏、张照跋康熙帝御书、张照书康熙玺印字样等的情况,谈张照与康熙帝的关系;第三,从张照中进士后参与相关书籍的编纂工作及入直南书房后所作的与康熙帝有关诗文为切入点,探讨张照与康熙帝关系。     

明治末期的神社整理与国家神道

战前日本政府推行的国家神道对近代日本的国家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它也是束缚战前日本国民的精神桎梏。明治末期由政府所进行的神社整理,是地方改良运动的重要一环,同时也被称为神社史上的"第二次维新",它对国家神道深入到社会的最末端起了重要作用。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战前日本的国家神道具有重要意义。     

中日早期招商局借款考

1877年前后,中日之间曾经有过一次鲜为人知的轮船招商局借款交涉。为筹集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款项,招商局会办朱其诏曾经向日本探询借款之事,日本也派人到上海与其谈判。双方虽然有过几次会谈,但在抵押品、利息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此议最终由于种种原因而不了了之。然而这次短暂的谈判却非常特殊,它不仅是招商局的首次对外借款交涉,还是近代中国的首批实业借款交涉之一,在近代中日经济关系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大唐国公礼葬故祐墓志铭》考释和太宗令诸王之藩问题研究

本文根据《大唐国公礼葬故祐墓志铭》,对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五子李祐的生平事迹及李祐谋逆事件和唐朝处理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结合《旧唐书·太宗诸子传》之《李祐传》进行了研究,并就唐太宗令诸王之藩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