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期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对这场战争给予了关注,对战争中与中国有关的事件进行了评论。他希望通过这场战争能够增强国人改专制为立宪的决心,以实现救亡图存。他认为,清政府不应该采取"局外中立"的政策,并由此引发了对满洲中立与主权问题,满洲人民的权利、义务问题的论述。战争结束后,俄国占领的旅顺口、大连湾应归还中国,是否租借应由中国决定。通过和约,日俄两国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瓜分了满洲。     

近代中国边界变迁与边疆问题（二）

（一）辛亥革命前后俄英策动的边疆“独立”（1）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日俄战争后,尤其是1907年第一次《日俄密约》后,沙俄加紧了在我蒙古地区的渗透和侵略活动。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利用开办“新政”的机遇,在边疆实施“新政”,力图改变边疆落后、守旧的社会经济文化,增强边疆防务。1909年底,清政府开始在外蒙地区实行“新政”,沙俄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一方面,沙俄利用外交和军事压力迫使清政府停止已实施的新政措施,     

日俄战争对近代中韩关系的影响

在日俄战争期间,中国清政府与大韩帝国都曾宣布“局外中立”,却一同沦为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直接遭受日俄军队侵略的一对“中立国家”。不仅如此,两国的双边关系也受到直接的影响,如两国边界问题及渔业利益纷争就没有得到中央政府层面的及时协商与处理,从而成为此后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悬案。在1905年9月日俄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中,中韩两国的领土主权更是成为日俄两个帝国主义之间分赃的牺牲品,大韩帝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与中韩两国公使级外交关系的终结便是其直接的后果,从而导致了中韩两国及其双边关系在近代东亚乃至世界国际关系中的进一步边缘化。     

梁启超与日俄战争

对俄战争期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对这场战争给予了关注,对战争中与中国有关的事件进行了评论。他希望通过这场战争能够增强国人改专制为立宪的决心,以实现救亡图存。他认为,清政府不应该采取“局外中立”的政策,并由此引发了对满洲中立与主权问题,满洲人民的权利、义务问题的论述。战争结束后,俄国占领的旅顺口、大连湾应归还,中国,是否租借应由中国决定。通过和约,日俄两国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瓜分了满洲。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诞生及其使命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以下简称“联总”)孕育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考虑到战后初期战争受害者可能面临的生存困境 ,美英两国决定动员其本土未曾遭受敌国直接入侵的联合国成员国捐资 ,对战争直接受害国及其难民提供大规模善后救济援助。为执行上述使命 ,联总应运而生。短短两年间 ,联总将价值 39.6 8亿美元的 2 4 1 0万长吨 (即“度、量”单位简称 )稀缺资源无偿地馈赠给中国、波兰、南斯拉夫、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意大利等国人民 ,在世界史上留下闪光的记录     

太平天国运动前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及原因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初,由于缺乏对中国局势的了解,美国没有制定明确的对华政策。随着对太平天国的深入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由中立而倾太平天国转向中立而倾清政府。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受美国在华传教士和美国驻华公使的主张及美国自身利益的影响。     

两个“强盗”的分赃战争:日俄战争

正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是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的争霸第一战,日俄两国为了争夺殖民地所进行的肮脏战争。战争的主战场、受害者中国却无能为力,只能"置身事外"。这场战争也并非简单的日俄两国的战争,而是两个集团的较量,实质上是英、美为了自身利益对沙俄在远东扩张的一次围剿,日本充当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浅析清末新政之失败

庚子之乱后,时局呈瓜分豆剖之势。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统治阶级为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计,领导并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清末新政。新政从1901年1月29日的变法上谕始,至辛亥革命清政府覆灭止。本文结合部分前人的既有研究,主要就清末新政的失败原因作出分析.     

纵观“同治新政”

1861年,咸丰帝忧病而死,年仅6岁的载淳继位。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慈安、慈禧两位太后共同“垂帘听政”。为挽救统治危机,同治时期(1862年—1874年)清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自强新政”,史称“同治新政”。总理衙门的设立,是“同治新政”的重要措施奕是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的     

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

中央政府失控与南北分裂局面的复杂化、地方意识的增强、文武关系的诡论性演变,以及民族主义在政治中的有意识运用等问题较集中地体现了北伐战争这一民国政治大转折所处的时势语境,本文通过《申报》主笔杨荫杭在北伐前数年写的“时评”探索这些反映时人政治关注的问题,希望能藉此揭示当时的军政格局及时代要求。那时全国局势既然类似历史上的“五代”,也就出现了与五代相近的时代要求——向往统一。第二次直奉战争可视为北洋内部最后一次武力统一的尝试,而其后的“善后会议”则是南北双方各政治力量最后一次和平统一的努力。两次努力的失败促成北洋体系的崩散,后来北伐的渐得人心部分即因其提示了实现全国统一的可能。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明末的"辽人"与"辽军"

“辽人”是明代东北地区的汉族区域群体,因长期的边塞生活而具有边疆特点的社会性格。后金进入辽东后,“辽人”有抗、殉、降、逃等不同的表现,反映出他们的复杂心态。清太祖晚年民族矛盾激化,“辽人”奋起抵抗,组成“岛兵”与“关宁辽军”两大军事集团,“辽军”遂成为抗金(清)主力。清太宗即位后,明、清双方展开了对“辽人”与“辽军”的争夺。清太宗调整民族政策,改善汉族待遇,并以军事胜利为后盾,重用、“思养”汉宫为政治号召,积极争取“辽军”,效果显,终于化顽敌为羽翼,大批“辽人”加入清军,为清朝开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曹丕"文气说"及"清浊"之辨

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专论。其中对文学风格,曹丕开创性地提出了“文气说”,并将气分“清浊”。对“气”与“清浊”的解读是理解曹丕“文气说”的关键。通过对“气”和“清浊”用法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清”“浊”的正确解释并非“阳刚”与“阴柔”,曹丕是尊“清”而贬“浊”的。     

“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

国民公会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人士共同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强及当时社会结构的错动,也反映了士与农、工、商诸阶层相结合,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趋势。围绕国民公会的成立与解体,人们对爱国与革命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国民公会还具有“国民外交”与自治运动的意义。     

“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在美国革命时期,"共和"这一古老政治词汇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建国者参照各种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结合他们所处社会的特点,不仅成功建立了一种新型政体,而且为它做了全面的辩护和诠释,从而完成了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这种新型的共和政体,不再是"人民"与贵族分享权力的混合政体,而是完全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代表制政体,它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和适应范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古典共和理念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民主"的概念也得以扩充,"人民"通过代表制行使政治权力的政府,与"人民"亲自掌握权力的政府一样,都可以叫做"民主"。这两个交错并行的观念转化过程,不仅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与"民主"的概念,而且使得两个原本含义不同的政体名称,最终变成了同义词。     

“江南本”《史记》考略

"江南本"《史记》曾藏于北宋御府,至南宋时已残缺近半,后来亡佚.该书的情况,仅见南宋高似孙论及.本文主要依据高氏所提供的江南本《史记》例文,并参北宋景祐本等相关材料校证,得出以下结论:江南本《史记》为五代官写本.该本与北宋官方刊定的《史记》文本有密切关系,可能就是北宋时校刊《史记》用的底本,它是唐宋之间《史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新历史教科书》到《最新日本史》

今年4月9日,日本有关当局通过了“日本会议”编写的高中教科书——《最新日本史》。本就“日本会议”与去年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关系,80年代“国民会议”(“日本会议”的前身)教科书事件的原委,《最新日本史》出台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关联,以及《最新日本史》与《新历史教科书》的共同之处进行了剖析,并就《最新日本史》中歪曲和篡改历史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批判。指出日本教科书问题远远没有完结,国内外学术界应该密切注视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动向。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古典学视野中的“匈”与“匈奴”

欧洲匈人的匈奴起源说在国内学术界早已几成定论。但该学说的史料、考古等诸多层面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马塞里努斯对匈人的记载是最早,也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关于匈人的历史文献。对该文献进行核对和翻译,并加以必要的分析,有助于古代史研究者对匈人与匈奴这两个民族的巨大差异有所认识。同时,在古典史料中还存在其他可能与匈奴人有关的线索,藉此可以勾画出匈奴人西迁后的历史活动。     

Alternative Spaces of the "Argentinazo"

The ongoing instability in Argentina that emerged from the December 2001 uprising in Buenos Aires (the "Argentinazo") has been one of the highest profile examples in recent years of reaction to the economic "disciplining" of a country. For enthusiasts, this reaction has been resistance, an upsurge against neoliberalisation by people conscious of what was happening and with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of how things should be ( Aufheben 2003 ; Carrera and Cotarelo 2003 ; Dinerstein 2002 ; Galeano 2002 ; Harman 2002 ; "IM" 2002 ; Klein 2003a , 2003b ; MAS 2002 ; Ollier 2003 ). Subaltern resistances such as those developed by Argentines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much geographical writing on resistance in recent years ( Castells 1997 ; Leyshon, Lee and Williams 2003 ; Pile and Keith 1997 ; Sharp et al 2000 ).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range of actions, or "action repertoire"( Tarrow 1998 :20–21), of the Argentinazo to exa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alternative material and discursive "convergence spaces"( Routledge 2003 )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emerged both as resistance to, and articulating a coherent alternative to, neoliber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