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99元该书以中山大学收藏的《杜凤治日记》为基础,考察了晚清州县官杜凤治的公务和生活世界,涉及主持考试、审理案件、教化地方、缉捕盗匪、管理省城、对外交涉诸方面,尤其关注州县钱粮催征和州县官的收支。对同治、光绪年间广东官员、官绅、官民的关系也有所梳理,着重探究州县官与士绅的合作与冲突。在内容上,该书详人所略、略人所详,提供了一些重要但未被充分注意的"细节"。     

同治、光绪年间广东首县的日常公务——从南海知县日记所见

本文引用的主要资料是同治、光绪年间曾任南海知县的杜凤治的日记。杜凤治除了执行一般州县官的公务之外,还是直接管辖省城的行政长官（广东省城分属南海、番禺两县管辖）。从日记记载我们可以了解清朝后期地方政府对省会城市的管理体制以及城市社会生活的很多细节。杜凤治被总督委派参与了大量“洋务”活动,日记记载了当时广东中外交涉的一些情况。此外,杜凤治作为首县知县,经常直接向督、抚、藩、臬报告,与各级上司讨论公务,参与官员任免等事务,实际上成为广东省高级官员的重要助手。日记对杜凤治与各级官员公私交往的记录,揭示了晚清地方行政机构的具体运作以及晚清官场的各种规则与人际关系。     

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以同治年间的广东省广宁县为例

同治、光绪年间历任广宁、四会、南海等县知县的杜凤治,留下一部记载详尽的日记,是研究晚清广东的珍贵史料。本文主要利用他在广宁县任知县时的日记,讨论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杜凤治的“学校、征输、听断、缉捕”四要务,都要争取士绅的合作与支持;但他在征收钱粮时使用了大量威胁、强制手段,引起士绅不满,引发了士绅的上控和闹考。知县、士绅经过一番较量后达成妥协,双方都有所损失,但都分别保住了官职与功名。咸、同年间是官绅关系变化的关键时期,广东的情况更有其特别之处。同治年间广宁县的案例,可以使我们对晚清的基层政权与基层社会增加了解。     

民国广东征收田赋方法

民国时期,政府对农业税的征收,各省情况各有不同。广东则仍沿用清代旧制,县政府内设负责征粮事务的“钱粮房”,由世袭式的钱粮师爷包揽根据清代遗留下来的“鱼鳞黄册”所记载的地丁、民米数字,每年分早晚两造,派出粮差挨户催收。这些鱼鳞黄册里的都、图、甲赋籍制度,很难与民国以后的区乡保甲相吻合,只能按粮户姓名催征。但是粮户姓名,绝大部份因产权继承、典当、买卖、     

清代州县官交代研究

官员间的交代是新官上任的第一要务,州县官作为基层长官,职责广泛,其具体交代的内容涉及各个方面,从钱粮到仓储再到司法等,面面俱到。清朝时期我国州县制度继续发展,在继承以往制度的基础之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清政府根据各地州县的不同情况,对某些地区州县官交代内容做出了特别的规定,体现了清廷执政的因地制宜。     

明清图差追征制度的演变及地方实践

图差是明代中后期州县设置的与比限制度紧密结合的追征差役,主要职能是保证按时按限押催乡里赋税征收责任人以及欠户应比。粮里制度下,图差押催的对象通常为里长以及欠户。作为州县赋税催征的中间人,图差在押催的过程中,出现敲诈勒索里长以及乡里纳户,甚至包当里长揽纳税粮、侵蚀正供等弊病。清初,官府开始利用滚单构建落甲自运体系,试图以之取代图差催征。该制设想将一切催征、缴纳都在滚单的传递过程中由纳粮户亲自完成,然而实践的结果却出现了滚单不能尽行、图差不能尽革的局面,民间文书中出现有图差与滚单并行的情况。这说明图差已然成为州县催征实践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州县与乡村联系的纽带。     

官治与自治之问：清末州县劝学所述评

内容提要 在清末的兴学热潮中,州县出现了一个新机构——劝学所。劝学所总董和劝学员由本地人担任,办学经费主要是自筹,职权上包揽地方一切办学事务,具有很强的自治特点。但是,由于当时地方自治并未成立,劝学所更多的是秉承提学使指令,并在地方官的监督下开展工作,所以只是一个半官治半自治的机构。随着劝学所的出现,州县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劝学绅董群体,他们的权力直接来源于官府的札委,职责范围涉及官办学务和自治学务两个方面。虽然他们并没有被纳入正式官员的行列,但却具有正式权力,成为半官半绅、亦官亦绅的双面人物。劝学所的这一特点充分反映了清末地方机构改革中新旧交替的内在矛盾和基本特征。     

清代省友、司院书吏与州县省事

清代省友是州县延聘、长驻省城的办事人员,负责州县衙门在省级主管行政机构藩司、臬司及督抚部院的相关事务,诸如办理州县交代册、领解钱粮、投文解犯、打探信息等。其中,关书、使费与文册是省友的受事之源,省友藉此请托司、院书吏援通办理州县省务,甚至在使费支付数目、钱粮领取与某些事务上有"擅专"的空间。然而,这种"擅专"并非毫无限制,省友与司、院书吏携手操持州县省事时,书吏会根据上宪的执政态度与关防严密程度而使相关事务在法律法规及各项省规所允许的范围内弹性延伸,省友在使费支付与钱粮领解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州县的牵制。省友与司、院书吏在利益驱动下对州县省务的不规范运作,有促进上下级行政机构有效沟通、提高地方衙门行政效率     

从《南部档案》看清代州县的生员诉讼

有清一代,生员的诉讼程序不同于一般民人,他们在收状、问讯等环节享有一定优待,但对其呈词则有加盖儒学戳记之类的诸多要求。律例明确限定了生员的呈告资格及告呈范围,并利用"五生互结"、州县官监督、教官举报等方式约束生员的活动,但制度上的规定与档案所反映的社会实际多有悖离。生员除了因"切己"之事而涉案外,也会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亲朋友邻、家族、基层等"不干己"的案件之中。生员涉案的动机虽有谋取私利的情况,但也有维护邻里、家族等小范围秩序的一面。特别是清末办团练、设公局以来,生员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州县官在地方治理中的压力。州县官在处理这些案件时,会综合考虑法律规定、案件事实及生员涉案动机等因素,做出合乎情理的审断。生员诉讼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基层社会中官、绅、民之间的交流与博弈,也折射出清末地方社会经济状况及地方社会权力构造的变化等问题。     

“司”的设立与明清广东基层行政

明清基层社会管理制度转型中,州县捕巡官员的分辖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尤其以广东最为典型。自明代中后期开始,巡检司直接统辖乡堡,清初典史、驿丞等开始具有辖地,至雍正五年县丞、主簿等佐贰官也纷纷移驻乡村,并最终通过乾隆二年吏部行文将捕巡官员分划辖境的管理方式从局部区域推广至广东全省,事实上形成了县下一级行政单元的雏形。捕巡官员在基层社会发挥了有限但又广泛的行政职能,与乡绅形成共治乡村的关系,得到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认可,其辖区具有了统一名称——"司"。广东并非孤例,清代尤其是乾隆年间以后全国各地大量出现类似捕巡官分划辖境的现象,构成一种全国性的州县分辖制度,代表着国家将行政机构向县以下渗透的初步尝试,由此传统以县为界将皇权、绅权视作"双轨政治"的认识就具有了重新思考的必要。     

广东省地方志系统用志工作特点及体会

至2001年6月份,广东省第一届修志工作已经基本完成。面对如此巨大的精神化财富,如何利用、如何开发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加之各地第二届编修志书工作相继展开,地方志怎样改革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地方志工作的意义与价值何在,     

国民党与广东民团

国民党正式改组前即与广东民团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国民党“一大”后,一面鼓励兴办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一面极力扶持和扩大地主绅士把持的民团武装。民团成为正在兴起的广东农民运动的一个强大的对立面。商团事件后的一段较长时间内,国民党和政府对摧残农会反抗政府的一些民团,实行打击和限制,但没有放弃对整个民团维护扶持的方针。国民党的党政军内敌视农民运动的势力则庇护和支持民团,打击和压制农会农军。北伐后这股势力在县以下地方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令所有解决民团与农军冲突的办法都得不到执行,并最终将国民党引上镇压农民运动之路。     

明清广东刻书质量考述

广东地区雕版技术,在南宋时已称极精,刻印过《九家集注杜诗》和《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等"惊人秘笈"①.就刻印质量而言,足以抗衡吴、越、闽三方之盛.降及明清两代,广东地区刻印书籍进入了鼎盛时期.雕刻印刷业十分普及,有些地区男女老少皆谙悉雕木刻字技术,因而受到外地的重视.     

简论日本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的关系

本文将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关系分为近代和当代两个时期 ,指出近代神户华侨社会与广东侨乡关系的四个特征 ,认为近代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关系是以火柴贸易和生产为中心的关系。改革开放后 ,虽然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的关系有了恢复和发展 ,但这种关系缺乏坚实经济关系的基础 ,是一种“根”在神户的关系 ,而不像新中国成立以前那种“根”在中国的关系 ,这是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关系在近代时期和当代时期的主要差别 ,这种差别的产生主要是神户华侨华人社会本身变化———即落地生根的结果。不过 ,未来新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关系的动态却值得注意     

The case of specialized towns in Guangdong,China

The illustration of some preliminary results of an ongoing research on the industry in Guangdong, China, is the core of this article. In particular focus is on the so called ‘specialized towns’ and the industries that characterize them as complex actors of Chines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evidence on these specialized towns is quite interesting as such, being not yet well acknowledged in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However, it is also believed that an investigation of these realities may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new engin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global economic relations—what is called the ‘new industry’. Furthermore, some light is shed on the nature of the competitive challenge that China poses to traditional European industry: it is not only cheap labour, cheap land, dumping, and the like. In the new emerging China government visions, policies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rchitecture seem to play a central role. In this context, the authors conclude proposing a framework of questions relevant to some of the most industrialized areas of Europe, that is the Italian regions characterized by a great diffusion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阮元《广东通志》中的说粤文献

历史上南来的进步人物不仅促进了岭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推动了岭南政治、经济、科技、学术的发展,而且对岭南地区文献的繁荣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阮元《广东通志》本身就是一部典型的说粤文献,同时其《艺文略》一门又详细记载了历代入粤人士有关岭南的著述,数量可观,内容丰富。     

国民党镇压广东农民运动及其影响

国民党在广东清党反共中,使用武力镇压其全力扶持过的农民运动,引发和放纵土豪劣绅民团对农会和农民进行疯狂报复。国民党内一批与广东农村封建势力有紧密联系的“腐化分子”,公然勾结土豪劣绅摧残农会压迫农民,并将清党反共之火,烧到一帮曾经遵照“总理遗嘱”而努力国民革命的“忠实同志”、“总理信徒”、“革命青年”、“真正国民党员”身上,使国民党走上政治腐败之路。国民党因镇压农运而丢弃农民,深深地埋下日后失败的祸根。     

屈大均整理广东古代文献的业绩和成就

岭南文化,源远流长.岭南地方文献记录了南越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是我们研究古代岭南社会精神面貌与物质生产的重要资料,也是岭南乃至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积累起来的巨大精神财富.岭南文献得以大规模而有系统的整理,是到了明代后期才开始的.降及清代,由于考据学的盛行,整理文献的工作进入了鼎盛时期.能人辈出,成果累累,岭南文献因此得以保存和流传.本文重点研讨开粤人整理文献之先的著名学者屈大均的业绩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