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军事变革与地方社会动乱——以广东盗匪问题为中心的探讨

影响晚清军事变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社会现实的需要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晚清广东,严重的盗匪问题制约着军事变革的进程,受其影响,绿营的裁撤不彻底,勇营得以发展并呈现明显的“本地化”特点,新军建设也因之受到牵连。而不成功的军事变革又削弱了政权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所造成的“捕务废弛”和“兵匪”的情势,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动乱。晚清广东的此种情形为理解晚清改革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案例。     

何园：“中国洋楼”里的隐士家族

被建筑家罗暂文称为“晚清第一园”的何园,是美丽而独特的。在最中国的园林里面,不时与西洋风邂逅：西洋玻璃,欧式壁炉,拱形门洞,百叶门窗…“这座独特园林的主人,却不是晚清改革的急先锋,而是追求传统理想的隐士。他们在中西台璧的扬州园林里,朝朝暮暮地生活,变得既坚持又变通。     

晚清学人"世界历史"观念的变迁

19世纪中期以来,在剧烈的中西碰撞影响下,晚清学人关于史书编纂体例的认识有了新变化:甲午战前,重新使用国别体撰写外国史;至20世纪初,当西方“世界历史”观念和世界史编纂方法经明治日本输入后,晚清学人对西方“以西方史为世界史”的“一元”进步论、阶段论和明治日本“东洋史、西洋史”的“二元”叙事,表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心态,深刻影响着对“他者”、“自我”的认识和定位。     

国之内外的“文野之辨”——以20世纪初期杨度的世界观念为中心(1902—1911年)

随着传统“天理”世界观的瓦解,晚清中国如何在一个列强环伺的世界格局当中寻求富强,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共同思考的重要议题.在以进化论为中心的“公理”世界观支配之下,杨度从“文野之辨”的角度,对国内外的政治进行观察,揭示出世界殖民体系乃是一种“对于内则皆文明,对于外则皆野蛮”的复杂关系.在杨度看来,面对文明与野蛮相互交织的世界格局,晚清中国的历史转型必须采取一种“兼及内外”的双重因应之道,即“世界的国家主义”.因此,一方面,他鼓励中国仿效日本、德国的历史经验,以强化经济、贸易和军事战备能力为轴心,进而走向全面促进国家政治结构和运作能力的变革.另一方面,杨度心目当中现代国家政治愿景与全球正义的最终实现,仍有赖于国民能力的文明展示,而非简单诉诸“去道德”的经济与军事力量.     

晚清＂新式＂陆军战力之异域表征--以法国军人报告审视1900年中国参战陆军

19世纪末期编练新式陆军是晚清实现军事近代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初建阶段的“新式”陆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式陆军。曾任八国联军法军总司令General H.Frev（弗赖）将军所著之《I’armee chinoise：l’armee ancienne,1’armeenouvelle,1,arm6echinoisedansl’avenir》一书依托八国联军侵华之战争场景,以外国军人之视角,以考察该时期“新式”陆军战力为切入点,向世人展现了19世纪末期晚清新式陆军建设的另一面,而这无疑将有助于完善对晚清新式陆军,乃至晚清军事近代化问题的历史认识。     

弃中择西：清人吴汝纶医学观的转变及原因分析

西医是近代西学东输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自觉接受西学的过程中,吴汝纶对传统中医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由相信走向怀疑,最终转向西医.这一转变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完成的,是与晚清中国对西洋医学的认同过程和认识水平相一致的.它既是历史推力的结果,更是吴汝纶比较、权衡后的理性抉择.     

晚清外聘人才的奖赏制度

晚清外聘人才的奖赏制度向中银近代中国第一个明确提出要聘用西洋技术人才的思想家是魏源。此后，经过近２０年的争论，洋务派终于把它提上了实践的日程。咸丰十年，奕等人的聘用洋匠在上海教习制造枪炮的主张为咸丰帝所接受，标志着晚清外聘人才战略被正式确定下来。为了...     

吴三桂在云南事略

晚明之际,政权更迭频仍,称王称帝众。其中以“冲冠一怒为红颜”,叛明降清的吴三桂,先为清军夺关斩将,立下赫赫战功,受清封平西王;后为自身安危计,自立为“周”帝,举兵叛清。在当时的政治军事舞台上,掀起了多少血雨腥风：剿灭李自成农民军;摧毁晚明永历王朝;擒杀永历帝朱由榔……在明末清初的史册上,留下了深深的迹印。     

改革开放的历史误区──晚清湖北新政运动失败探析

改革开放的历史误区──晚清湖北新政运动失败探析宋亚平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湖北地方政府在张之洞等督抚大臣的领导下，继承早期“洋务”精神，围绕“自强”、“求富”目标，组织发动了一场以新式工商业经济为主要内容，同时涉及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改革开放的新政...     

对《剑桥中国晚清史》新疆历史书写的检讨

“剑桥中国史”系列是国外汉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经典书写,《剑桥中国晚清史》在清史学界亦具有权威影响,其中“边疆”部分的撰稿人约瑟夫·弗莱彻更是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他的许多论述至今仍被学界奉为圭臬。本文以《剑桥中国晚清史》的新疆历史书写为考察对象,讨论该书在概念、观点和史实方面的错谬和误区,反思西方学界在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确立我们对于清代新疆历史的正确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