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整合到政治整合——明代荐举及地方实践

明初荐举盛极一时,后成为祖制,被赋予了在有明一代推行的合法性。此后,荐举弊端渐生,但作为选拔人才的手段之一,仍与吏部铨选并行。明中叶,荐举权逐渐从京官群体收束于吏部,各地贤良的推荐与任用逐渐制度化。明后期,地方主动荐举的例子渐多,这是明初以来朝廷通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整合地方政治、文化资源的结果。荐举从朝廷主导转为地方政府主动,说明中央政府整合地方资源,经历了从行政整合到政治整合的过程。其间,皇权作为维系国家存在与政府运行,以及保持地方政府向心力的根本动力,始终是实现政治整合的主要力量。     

从腹地到边镇:明代陕西镇的形成与演变

陕西镇是明代九边之一。但目前学界普遍将固原镇等同于陕西镇,认为固原镇的历史就是陕西镇的全部历史。本文以为,固原镇只是陕西镇后一个阶段。陕西镇经历了一个形成与演变的过程。天顺初,随着河套蒙古活动加剧,陕西镇守武将重设,陕西成为军镇。此后,为更好抵御蒙古,陕西镇守总兵开始移驻固原,其职责也以专门防御蒙古为主,正德时,陕西镇成为边镇,并名列九边之中。嘉靖初期,陕西总兵专驻固原成为定制,于是渐有固原镇的称呼,二者合二为一,最终固原镇的称呼成为主流。不过这仅是因地俗称的结果,其他制度并未改变。陕西镇形成与演变的历史,反映的是明中后期北部防线内缩所造成的内地边防化的尴尬和无奈。     

从南北榜到定额取士——明代会试取士区域矛盾的合理解决

南北榜案、南北卷、定额取士是明代科举中三件极具代表性的大事。在详细考证南北榜案始末,南北卷制定的时代背景和定额取士模式形成的基础上,发现三个事件紧密联系,都与区域公平取士有关。通过南北分卷和定额取士,进士作到了公平录取,取士实现了精细化,公平合理地解决了长期以来科举考试中客观存在的南北区域之争,在科举史上极具创新性。     

价值观念转变的背后——略论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演变下的明代商品经济发展

价值观念是社会政治、经济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一定程度上记录了一个时代发展的各个方面。根据马克思"物质与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明朝人的价值观念由"重农抑商"向"工商皆本"的转变,正是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以及明代向经济主导型社会过渡的历史变迁。     

明中期皇帝的即位诏——从景泰到嘉靖

即位诏书是帝制时代政策阶段性继替、关连的重要文献。本文在笔者此前考察明洪武至正统时期6位皇帝即位诏书文本的基础上,继续以文本细读方式对景泰到嘉靖6位皇帝的即位诏进行分析。文章认为景泰、天顺即位诏突出即位合法性申明;成化、弘治、正德即位合法性无可置疑,诏书突出体现的是民生贫困和社会矛盾激化问题;嘉靖以藩王入继大统,对合法性有特别交代,并显示出鲜明的"去正德化"和限制皇权的士大夫改革意向。     

从“一律”到“多元”:明代舆论生态的生成逻辑与历史图景

明代舆论空前高涨,并呈现出极具时代特色的复杂态势和历史意蕴。明初,重典治吏,士习卑下,舆论沉寂,生气索然;至中后期,政局常变,文化多元,舆论日兴;逮及明末,时局衰微,纲纪颓弛,舆论的多元诉求几乎一律转为救世讽时的哀惜和呐喊。明代舆论本质上是国家意志与道德说教的集中体现,也是官民意志与集体利益的别样表达,还是国家政治与公众话语的互动表征。明代官员、士民以批判者、警示者的身份,以独立、理性的精神气质,评议朝政,裁量人物,建言献策,不仅平衡了权力格局,维系了政治秩序,引导了国家政策,催生了政治文明,而且反映了明代舆论的普遍利益诉求、价值取向和政治情怀,并以舆论话题的独特方式展现了明代历史的真实图景。     

试析明代后期江南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从方用彬谈起

《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的出版,为明代商人及士商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方用彬是一商人与文人共兼人物。他选择这样一种角色,主要是为扩大社会联系,提高自身地位,及自怡或娱人。其文化多少也辅助了商业。但由于过分投入文化活动,最终有损于他的商业,甚至使家业衰落。明代后期方用彬现象较为普遍,不妨称之为商人及其子弟的文人化。它起因于那个时期传统思想的挤压和商人的自适性选择。其特征是:物欲与情趣在他们身上并存,而珍视文人生活胜于商业,以至于过度地玩味贵族文化,最终浪费了资源,影响了商业经营,甚至造成不幸结局。商与文、贾与士并不总是合拍,对两者之间的兼和力应该有一适当评价。     

从“圣门”到“诗家”——“风人”意念的转向与明代诗论

“风人”一辞主要指《诗经》“国风”一脉的诗人,首先包括“国风”诗篇的作者,次被引申为继承“国风”抒情传统的理想诗人的范型。作为一种批评策略,“风人”的诗学原则与汉儒所奠定的经典解诗传统呈现出同源而异趣的发展辙迹,其重心逐渐从“圣门”的经典语境过渡向“诗家”语境,被开启章法、修辞、言意关系等语言情意结构层面的理解和研究维度。此一诗学转向大致在明代以“辨体”为理论要素的文章学语境中达到高峯,以许学夷《诗源辩体》为集大成之标志,完成对多种资源的综合。“风人”的完整内涵至此包括诸如风刺、考正、比兴、寄赠、微婉、温厚、言近旨远、不落言筌等一系列伦理价值或美感特质。     

族群理论背景下的历史地理探索——《从淮夷族群到编户齐民》述评

淮河是我国自然地理的南北分界线,古为四渎之一,与江、河、济齐名。淮河流域在自然地理上具有南北过渡地带的特点,其南北过渡区的地理属性和开放的空间体系使淮河流域成为文化交汇之地。新石器时代,淮河流域就是中原、海岱、江汉、吴越四大区域文化体系的汇聚地,四大文化体系的碰撞、融合,奠定了淮河流域多种文明汇聚的人文景观。商周时期,     

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

元末到明初的地方社会,是一个乡豪权力支配的社会。明朝把地方势力纳入帝国的权力体系,培养起新兴的士大夫势力,在乡村中推行教化,逐渐形成士大夫文化主导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士人对于先世历史的叙述,无论是实录还是虚构,都反映出地方历史演变之真实趋势,成为明代以后士大夫对地方历史的一种集体记忆。明代著名学者黄佐所撰《自叙先世行状》就是其中代表性的著作。从这类模式化的历史记忆中揭示其文化意义,有助于了解明代中期以后社会转型之研究。     

论明前期的清官循吏

明前期的清官循吏数量较多,形成一个群体,明中后期的清官循吏数量锐减,成为偶发的个体。但就名气而言,明前期的清官循吏却明显不如中后期的清官循吏。这主要是因为明前期和中后期的政治环境和君主的治国之策不同造成的。     

从土官到缙绅:高其倬在云南的和平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土司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中央王朝采取的必然措施 ,但清雍正朝以前 ,被改流的多是对抗中央王朝或已造成割据威胁的土司 ,改流浪潮始终未波及那些认同和支持中央王朝统治、汉文化程度较高的土司。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发展及土司制的没落 ,对这些土司的改流成为必然。雍正初年的云贵总督高其倬抓住时机 ,采取适当措施 ,用和平的方式完成对云南汉化土司改流的历史重任 ,并将其妥善安置 ,使之转变成为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员 ,促成了边疆民族土官到封建缙绅的历史转变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试述明代方志的编修组织--以明代南直隶方志的编修为例

文章以明代南直隶方志的编修为例, 从三个方面谈了明代方志的编修组织: 修志人员的构成、修志人员的职责和分工以及修志制度与经费。     

殷商时期重民保民思想刍议

殷商时期的重民保民思想产生于对夏王朝兴衰的总结,经过商汤、盘庚、武丁诸时期的发展形成了丰富的内容,它对于我国古代政治明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发展的权力掌握在统治的手中,真正的主体——下层民众缺乏甚至不能有效地参与,致使它的进展始终为个人因素所左右。     

明代方志中的图学思想

中国古代方志蕴藏着丰富的自然科学史料。方志这种特殊的图书表达体裁形式,其图的绘制水平,图的应用范围及其图学思想,也为我们研究中国图学的技术水平提供了实物例证。明代方志中的用图十分齐备,有关图表在方志中的作用的论述,其见解亦十分深刻。     

论明代方志的数量与修志制度--兼答张升《明代地方志质疑》

章答复张升《明代地方志质疑》,对明代方志数量进行重新统计,并归纳出官定体例、申详呈报、乡绅呈请、公告等修志制度。     

地方势力与地方行政区划的设置——以明代湖广黄安建县为例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割黄冈、麻城、黄陂三县之地设黄安县。新县设置是朝廷"量地置邑"的结果,黄安建县缘起地方盗匪难靖,其实质不外乎朝廷加强统治的举措。但黄安县的设置又与他邑有所不同,是由以地方士绅为中心的地方势力自下而上呈请设置。新县设置处于朝廷党派斗争的政治背景下,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但通过建县,呈现出的是地方士绅的利益诉求,士绅通过婚姻、师生等关系联结社交网络,在建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直接影响上层的决策,黄安建县,折射出地方势力对地方行政区划设置有着复杂的影响。     

宋元明时期雅州碉门新证

本文在大量研读和踏访的基础上,论证出在宋元明时期川藏茶马古道上的重要关隘和贸易口岸——碉门(寨),并非位于清初以来认定的雅安市天全县城,而是位于雅安市区近郊的对岩镇.从而还原清代以前的碉门历史和位置,区域地理情况,政区疆界划分等,并有助于重新梳理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古代交通线路,进而明确驿站设置,贡道、茶马互易路径以及历...     

明代地方官面对国计民生的矛盾心态及其施政实践

从明代地方官的官守和行政才能来看,大抵好坏不一,长短不齐。作为官员层级序列中的地方官,必须遵循官场规则,而后达到"致君泽民"这一理想。为了"致君",地方官必须忙于"催科",更多地替"国计"着想,以便解决朝廷的财政危机;为了"泽民",地方官又必须以"抚字"为先,不得不替"民生"多做考虑,以便安定地方秩序。于是,在"国计"与"民生"之间,明代地方官不免陷入一种矛盾心态,随之而来者,则是对"民瘼"的关切,以及在施政实践中更为偏向于解决"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