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中的一次急袭作战

1948年11月6日晚,我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决策,向盘踞在徐州地区的敌刘峙集团发起进攻,揭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     

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

我幼年随父亲在黄陂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蔡济民。记得我的父亲和蔡的父亲唱和的两句诗：“伤心怕看澎湖月,妙手难回旅大春”（甲午后割澎湖、旅大）,曾使我们两人深受感动,同时又看到当时的一些进步书报,就起了革命的念头。1908年（戊申）,父亲叫我到省考学校谋出路,我却响应了“要革命到营里去”的号召,于是年下季,毅然投入第三十一标第一营前队当兵。蔡济民则在我之先投入第二十九标,     

牛道一回忆录（一）

一、我的出身及家庭成员 我出生于河南柘城一个书儒世家。父亲兄弟7人,父为长,名拱辰,又名环阶,清末秀才,北京京师大学（今北京大学前身）。工科毕业。曾任国立总统府编译馆编修,后因身体不适辞职返乡,先后任柘城县立国民小学校长、县教育局局长、县长,抗战时期曾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议。抗战胜利后,任河南省首席参议员。家父为官清正廉洁,敢于为民请命,曾积极参与省参议会通电讨伐汤恩伯、蒋介石。     

我的父亲戴安澜将军

我的父亲戴安澜将军戴澄东（一）在这隆重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的时候,我深切怀念我的父亲。５３年前,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浴血搏斗中,年仅３８岁的父亲,英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的父亲就是爱国将...     

回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子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认识毛泽东了,不仅因为我们都是湖南人,而且因为他与我父亲相熟。我父亲当年是长沙地区的革命人士,与邓中夏、谢觉哉、董必武、蔡和森、蔡畅等这些革命人士熟识,后来毛泽东自然也认识了我父亲。父亲为当地的教育事业做了很多事情,创办了多所学校（现在的长沙周南女校就是他创办的）,所以一些进步青年都喜欢与他交往。     

札记二则

“没肩膀”是时代悲剧徐蚌大战国军惨败,以战争性质决定;不过其余细节也有可说。那即是将领的安排措置上出了问题。剿总司令长官刘峙,在大战之前就遭到诸多批评,可见并非马后炮。最有趣的,便是黄伯韬当面批评刘峙。那时,大战已经开始,黄氏是刘峙手下第七兵团的司令长官。据当时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回忆,一次黄、郭、刘三人一起吃饭,饭后,黄要求刘一件什么事———刘峙只是满面堆笑,连声唉唉唉!不敢干脆回答。于是黄伯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没见您这刘老总,这么没肩膀,不敢担责任。您看人家白老总呢!刘说：哎呀,你不晓得,…     

由1945年冬刘峙秘密到武汉所想起

1945年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郑州行营主任、一级陆军上将刘峙秘密到汉,住在他的部下彭进之家里。彭公馆在汉口旧法租界江边,现在的车站路胜利街口。冯、阎、蒋内战后,刘峙任河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时,彭进之任河南省保安处少将处长,后继任第九     

“我信天总会亮”——康生秘书谈“沙韬事件”

沙韬,在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过康生的秘书。沙韬叔叔与我父亲王涛江是30年代在延安时的老相识;在60年代轰动中调部的“沙韬事件”（人称“杀头”事件）中,我父亲也曾帮助过他。因此,他与我父亲的关系一直很好。1995年我父亲过世之后,沙韬叔叔曾多次来到我家,向我和我的母亲谈他的经历,特别是历史上所谓的“沙韬事件”。     

我的民国故事——刘绪贻回忆录(四)

正1932年7月,我初中毕业前后,父亲多次和我讨论升学问题。当时,我们主要考虑的是两个学校,一个是湖北省立师范学校,一个是省立武昌高级中学。父亲倾向湖北省立师范学校,因为这个学校是公费;而且,尽管这个学校的课程设置不利于毕业生升大学,但是,成绩优秀的毕业生也有升大学的。我倾向于武昌高级中学。为什么呢?上世纪20年代,湖北省教育事业萎靡不振,中学教育尤为落后。对于此种情况,以李四     

父亲柯庆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前后

追求马克思主义的有为青年 1919年底,就读于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父亲柯庆施（1902-1965）,因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并加入响应五四运动的“徽州救国十人团”而被停学。父亲的同学章衣萍先被开除出校,后赴南京中学学习。父亲也想去南京读书,但我爷爷不允,他想让父亲尽快结婚。1920年初,父亲离开歙县竹溪村的家,赴安徽芜湖运漕,与当地盐务局职员许佑卿次女许氏（1903-1939）成亲。     

邓小平的入团介绍人汪泽楷

邓小平曾回忆说：“1922年夏,我在法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我的入团介绍入是萧朴生、汪泽楷两人。”（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     

陈仪的爱国情结与部属的不幸遭遇

看了浙江省文史馆编纂的《古今谈》杂志刊载的两篇文章：《陈仪在浙江的三次任职》、《陈仪之死》,心里有很多感触。1948年,陈仪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时,任命其亲信,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的李铭本为省政府主任秘书（相当于秘书长）。而我父亲葛一训当时任省政府办公室机要秘书,直接在李铭本指导下工作。李铭本的父亲与我祖父是很亲密的朋友,因此李铭本和我父亲葛一训也成为世交和知己。当时李铭本和我父亲都亲密地以兄弟相称,李铭本是大哥,父亲是小弟。     

我的父亲王凌云

我的父亲王凌云,字仙峰,乳名新成,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生于伊阳县（今汝阳县）蟒庄村。我母亲赵春香与我父同龄,1899年农历正月二十五日生于伊阳县蔡店镇。蔡店距离蟒庄只有8华里。     

贵阳解放了

1945抗战胜利那年,我父亲的至交友人、医学博士朱懋根先生从美国留洋归来,受当时国民政府教育总长委任,到位于市郊湘雅村贵惠路上的国立贵阳医学院接任院长一职。朱先生到任后,手下缺乏得力的办事员,于是就聘请我父亲到他那儿去帮他做事。曾经20来岁就在贵州省政府秘书处做事的我父亲,先是担任朱先生的秘书,后又担任事（总）务科科长和教育出版科科长。     

抗日怪将王劲哉(长篇连载之一)

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西北军一位少将旅长,不顾人微言轻,在那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紧要历史关头,当众疾呼:“杀!杀掉独夫民贼蒋介石以谢天下!”他的高呼,无异于在缓解“捉蒋、放蒋”工作中又火上加油,以国是为重顾全大局的杨虎城将军好恼怒,红了眼,一掌扇去,他的面颊立浮指印,羞愧难当;愤然离开西北军,投奔河南刘峙去!     

我和少林寺的一点浮浅结缘

我的故乡巩义市,和登封市相邻。我不知道我父亲是什么时候认识少林寺和尚的。我大约是在15岁左右,有一年的阴历正月十几随父亲去登封少林寺,第一次见到了该寺的和尚。我记得,父亲和三位和尚接触较多：第一位叫贞俊,比我父亲年岁大,我叫他伯;第二位叫体性,比我父亲小,我叫他叔;第三位叫恒林,我同他的接触较前两位少,他是住持（即方丈）,人们尊称他为“当家”。当时,少林寺里的出家人很多,主要是前两人接待。     

《放映员往事》

我父亲就是放映员．我深知放映员的辛酸,小时候我随着父亲看露天电影,那时候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几个村的群众都在银幕下,是何等的快乐!放映员翻山越岭、不畏艰辛地为广大群众送上了无可言表的精神上的欢乐!我力挺放映员为自己讨一个公平的待遇! ——笑红尘（精荚博客网网友）     

我在土改中写田牌子

正1950年冬,湖南沅陵县第二十农会成立。春节刚过,我们高山头村土地改革丈田会议召开,父亲去参加了会议后回家,小学老师瞿道谦跟着来到我家,他拿出一张纸给我看,上面写有丘名、面积、等级、丘主、耕耘人、耕耘类别、土地坐落、立牌人、立牌时间等9项内容。父亲则根据土改工作队的要求,做了一块宽十几厘米、长约50厘米、厚约2厘米的干杉木牌子,上面刨得很平整,要我以长田为例写     

对先父罗飞声烈士的片段回忆

本文系根据父亲罗绳武生前的有关手稿和书信整理而成。第一节（原文标题为《辛亥革命·父亲的牺牲·梦幻中的期待》）和第二节（原文标题为《我和妹妹的求学道路》）是他于1973年3月10日用铅笔书写的手稿片段,如今稿纸已残破,字迹不清。     

老辈儿人的信仰

电视剧《潜伏》的热播,让我想到了我的父亲和母亲。父亲杨章武（1905--2001）也是先参加国民党的革命,后投入到共产党的革命。1927年4月宁汉分裂后,正在河南大学上学的父亲跑到南京,报名国民党军总政治部干部养成所去参加革命。在养成所碰上正在躲避追捕的温健公。温健公虽比父亲小好几岁,但17岁时已是广东省港大罢工的领导人。当时父亲对温的才识佩服得五体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