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了她,她也选择了我——我和地方志的故事

<正>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从事地方志工作已经六年了。六年来,我和地方志从相识到相知、相依,我们之间,还真有一些浪漫、有趣的故事。当初,是我主动追求她2007年,我从处室领导岗位退居二线。当我们的"一把手"张显丰局长找我谈话时,我主动提出做地税史志、年鉴工作。可能是我的要求出乎张局长的意料吧,他楞了一下,但很快就爽快地同意了——我想,他一定认为我做史志、年鉴工作挺适     

忆董彦堂先生一二事

董彦堂先生,世称甲骨文泰斗,是一位研究甲骨文很有成就的专家。 1936年,我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技术员。当时,该所下设三个组,即：一组（历史组）,主任是陈寅恪;二组（语言组）,主任是赵元任;三组（考古组）,主任是李济。我和董先生都在三组。我主要是协助梁思永先生对一些出土文物及陶器、陶片做整理、绘制工作。我的工作虽和董先生没有直接联系,但他见我工作之余无所事事,就约我每天晚饭后到他家去,为他搜集的汉砖图片上的几何形花纹做描绘、复制工作,以便整理、研究。可惜由于日军飞机对南京市区的轰炸,中央研究院迁往长沙,以致这项业余研究工作未能完成。     

汤国鼎的艺术人生

1960年,原报考理科的汤国鼎先生,被学校保送到四川美术学院,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64年毕业后分配到贵阳市群众艺术馆工作。这是一个做群众艺术普及工作,同时可进行绘画创作的岗位,对刚从美院毕业的青年再合适不过了。     

莫振:“超人”眼中的世界

<正>主持人语:说莫振是"超人",是因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做部队的侦察工作,拥有超凡的行动力和一双洞察事物的眼睛。因为业务的需要学习摄影,到爱上摄影,他一直在     

法医修志 乐于奉南——记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史志办主任韩振才

韩振才同志是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史志办主任,在没承担修志工作以前,是一位从事30多年司法检验工作的法医,学术上颇有建树,在佳木斯法医界小有名气。出于对修志工作的兴趣与热爱,在续志初始,他便主动请缨,承接了中院的修志任务。许多人对他的举动感到不理解,说,你已是副主任医师、副处级审判员,算是功成名就了,为什么干修志这种既清苦又费力的活儿？韩振才同志坚定的回答,修志是一种文化建设,也是精神文明的体现,我所做工作就是要把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几十年来辉煌成绩、司法建设的历程记录下来,为后人留下一笔历史财富。在这种信念激励下,他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修志的实践中去。     

胡耀邦在苏区的故事

浏浏阳阳河河畔畔的的红红孩孩子子1930年10月“小阳春”,在浏阳县18区区委做宣传工作的胡耀邦,恰巧赶上中共湘东特委前来挑选青年干部到苏区工作。在少共工作中显示了出色的组织才干和严格律己品质的胡耀邦毫无悬念地被当地组织推荐选上。他马上要去江西,去莲花县、永新县的苏     

毛泽东直接指导做西藏工作的开端

毛泽东是我们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主要开拓,而对西藏工作尤其着力,付出甚巨。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题学说的原理原则,直接指导做西藏工作,建立了平等团结、共同进步的新型藏汉关系,促进了西藏的发展进步。他关于西藏工作的实践和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题学说,是毛泽东民族问题思想的充分体现。本对毛泽东直接指导做西藏工作所作出的进军和经营西藏重大决策及其实施试作史实钩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赐教指正。     

从水果店帮工到"上海滩教父"——忆我的父亲杜月笙(下)

抗战爆发后,父亲转移到了重庆,他和早期帮会里的人关系渐渐疏远了,相反,与蒋介石这些人走得近一些。父亲在重庆时跟戴笠走得很近,所谓走得近,就是帮助戴笠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也利用他在上海的关系,主要是经济上帮助国民政府抗日。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秦其明到河南省调研地方志工作

2006年4月底,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秦其明到河南省调研地方志工作。调研期间,秦其明还出席了南阳市地方史志工作座谈会,并发表了讲话。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许还平、南阳市市委副书记李天岑等领导出席了会议,南阳市各级地方志机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讲话中,秦其明首先肯定了南阳市第一轮修志取得的丰硕成果,并对南阳的第二轮修志工作的开展情况表示满意。同时,对南阳市地方志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所做的大量工作,他表示赞赏。     

从水果店帮工到“上海滩教父”——忆我的父亲杜月笙（下）

抗战爆发后,父亲转移到了重庆,他和早期帮会里的人关系渐渐疏远了,相反,与蒋介石这些人走得近一些。父亲在重庆时跟戴笠走得很近,所谓走得近,就是帮助戴笠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也利用他在上海的关系,主要是经济上帮助国民政府抗日。     

南京市鼓楼区志办开展学先进活动

近日,鼓楼区志办组织全体同志到秦淮区志办,开展向全省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秦淮区志办和全国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区志办主任杨献文同志学习的活动 。杨主任介绍了他从事方志工作的经历,体会和几年来秦淮区志办在充分挖掘秦淮文史资料,服务现实,服务经济等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及取得在丰硕成果。     

朱佳木同志到省方志委检查指导工作

5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指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一行到省方志委检查指导地方志工作,看望慰问机关工作人员,并与大家亲切座谈。在听取委党组书记、主任张剑珍关于第四次全国会议以来我省地方志工作情况的汇报后,朱佳木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福建的地方志工作做得不错,走在全国地方志工作的前列。福建省方志委的工作环境和精神面貌都非常好,令人高兴,深受鼓舞。     

在白区地下工作的岁月——纪念我的父母邵荃麟和葛琴

谈到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邵荃麟,许多接触过他的人都会联想到一个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文弱书生的形象,常常抱病勤奋工作。然而,解放前在国统区他和妻子葛琴不但公开或半公开地做了大量的文艺宣传工作,还秘密地从事了许多党的地下活动,在白色恐怖之下,他们机敏地与国民党匪特周旋斗争,可说是出生入死、奋不顾身。文中,这对革命伉俪的后代将为我们描述他眼中的父母。     

我给黄华做秘书

我是1983年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处工作的。原来黄华准备请外交部的叶弘良做他的秘书,监管外事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后因情况变化,叶弘良没来人大常委会工作,我被推荐为黄华的秘书。1983年8月初,我正式到人大常委会上班。这次变换工作,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以后将近三十年,我都没有离开全国人大,直到退休。这也是我一生中进步最大、收获最多的时期,一切都始自于跟随黄华工作。黄华是我     

安徽省省长王三运听取地方志工作汇报

2009年8月4日,安徽省省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王三运在听取省地方志办公室负责人关于全省地方志工作汇报后,对地方志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地方志工作很重要。一个地方的历史不能中断,任何一段历史不能缺少、不能割裂。因此,地方志工作具有历史的连续性、长远性和系统性,要一代一代地抓下去。他强调,地方志工作要为党的中心路线服务,为当前的中心工作服务,为安徽的发展服务,不唯地方志而地方志。他充分肯定了地方志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指出地方志工作为安徽崛起服务做了大量的有实效的工作,     

倔强老人孙大光——《孙大光文选》序言

大光同志与我同庚,都出生于“五四”运动的前夕1917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参加“一二·九”运动,随后入党。这时大光在上海已是团省委巡视员,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出身贫寒,只读过初中,16岁从家乡安徽到上海当学徒,17岁起就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从而由上海到广东,由广东到川贵,由川贵转到东北,长期战斗在党的地下工作战线上。长春解放前,他曾任国民党市政府社会局局长。直到1948年,他才回到解放区党的干部队伍。 20世纪50年代我们都在工交部门做负责工作,但没有来往。1964年,大光任交通部部长,当年大概是最年轻的部长,这…     

没错，我就是那个印钱的

毫无疑问,刘超所从事的,正是全国‘佩有钱”的一份工作。 每天在北京印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钞”）工作的8小时里,他所需要做的就是把一沓沓印钞纸摞好,送入印钞机里。当他把一大摞比报纸还要大的印钞纸竖起、摞齐时,红扑扑的钞票纸就会像质地柔软的丝绸一般,哗啦啦地在他手中翻动、流淌。     

考古调查工作的科学意义和文化意义

夏鼐先生在《考古通讯》1956年1期的《考古调查的目标和方法》一文中指出,考古调查的目标主要的有二,一,了解遗址的分布情况。二,为发掘工作做准备。据俞伟超先生说,他在北大完成的主要工作和最初的研究实践,首先是“撰写三门峡调查报告”。 前辈学者对于考古调查的重视,首先在于这一工作“如果做得完善”,则“纵使没有发     

陈毅在外交部——纪念陈毅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１９５５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央决定陈毅同志参加外交部党组会议,为接手外交工作做准备。１９５６年秋,在印度大使举行的一个招待会上,陈毅同志晕倒了,经检查有心脏病,休养了一年多。１９５８年２月,才正式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１９６０年１月我出任驻几内亚大使,因此这段时间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只有两年。１９６４年我回到国内,在西亚非洲司任司长,又亲眼看着他并且伴随着他度过了“文革”前期困难的时光。 最初印象 陈毅同志最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首先,他到外交部上任连个秘书也没有带,孑然一身地来了。干部司找…     

他是讲究做人的

我认为,曾彦修是对党,尤其是对党在1949年后执政治国问题上觉悟得最早的人之一。他是讲究做人的,认为最重要的是做人,当做人与做党员发生冲突时,他选择做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非常值得敬仰和学习。我跟曾彦修是同时代的人,我比他长两岁。我们同在延安待了六七年,最初我和他都是做宣传工作的。我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打成特务。他与田家英是同乡,当时他们都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知道我的经历。1952年后,他调到中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