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南巡图》中的南京故事

<正>一明末清初,战事不断,大量土地荒芜,经济持续萧条。清朝入主中原以后,励精图治的康熙皇帝从稳定社会和发展生产力等战略需要出发,先后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二十八年(1689年)、三十八年(1699年)、四十二年(1703年)、四十四年(1705年)、四十六年(1707年)六次巡幸江南。南京作为大明王朝的开国京师、留都,到了清代仍然是中国南方的"首善之区"。戏剧大家孔尚任在《郭匡山广陵赠言序》中不禁赞叹:"天下有五大都会,为     

历史的见证

当年康熙皇帝为了“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曾经不远千里四次巡幸巴林右旗。 我们不难看出满清政府为贯彻满蒙和亲巩固北部边疆的方针,真是下了大功夫。     

清代涿州行宫建筑艺术特色研究

清朝以推崇传统儒家文化及怀柔边陲少数民族的治国方略绵延了近三百年历史。在此背景下,清帝巡幸成为重要的治国手段。行宫是帝王巡幸途中日常起居与理政的重要保障。涿州是清高宗乾隆帝多条巡幸路线上的必经之地,因此清廷在此兴建行宫。涿州行宫自建成以来数次作为皇帝南巡、西巡及谒泰陵的驻跸之所。其"前宫后苑""宫苑结合"的建筑布局,多角度扩大空间感的构思以及对区域文化内涵的利用,以小见大,反映了紧凑型宫殿扩展空间的经营特色。     

康熙为何只南巡六次

康熙皇帝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十八年（1689）、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四十六年（1707）,一共六次下江南,往返都算上,共12次到扬州。那为什么康熙四十六年以后他就不南巡了呢？     

康熙“红票”考——兼谈“传教信票”及康熙对传教士的集体召见

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康熙皇帝颁布了著名的"红票",即写给教皇克莱蒙十一世的红色谕旨。该谕旨以满文、汉文和拉丁文书写并刊刻,是清初"礼仪之争"背景下,康熙皇帝积极与罗马教皇沟通的重要物证。"红票"拉丁文之后,有供职宫中的多位西洋传教士的签名,反映出中西交往中康熙皇帝对传教士的集体召见,这种召见表明康熙皇帝认可传教士在宫中服务,但坚决不允许天主教违背中国礼仪和传统文化。     

陈廷敬的历史功绩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于公元1661年继位,1722年辞世,在位61年,年号康熙。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继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之后又一位具有远见卓识、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康熙盛世”是康熙朝疆土统一、国力强盛、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兴旺的总概括。盛世必有良臣,“康熙盛世”的形成,是与康熙朝的大臣们分不开的,而“帝之恩师”、“国之栋梁”的陈廷敬更是促成“康熙盛世”的重要一员。 阳城人氏陈廷敬“历仕五十余年,遭逢圣明,位为上相”(1),是康熙皇帝的老师、近臣、重臣。康熙皇帝在赠给陈廷敬的诗中称颂其:“…     

京畿范围帝后驻跸遗迹考察

定州大道京畿段是北魏帝后经常巡幸河北平原的必经之路,他们在巡幸的过程中需要中途休憩,经过研究,我们初步认定,现在古定桥附近、悬空寺、汤头温泉、觉山寺就是四处驻跸之所,即北魏行宫。     

文成帝和平二年南巡史事再考——以《南巡颂(并序)》为中心

《文馆词林》收录的高允《南巡颂(并序)》,是以和平二年北魏文成帝南巡活动为中心的颂文。该文有关皇太子拓跋弘参与南巡、巡幸路线、南朝使臣来访、衡水之滨举行宴会以及诸臣请求刻碑纪念等信息,为考证此次南巡活动的历史细节提供了重要线索。该文对衡水之宴的记载,披露了有关北魏巡幸宴会筹备、参与人员、活动内容等重要信息,据此可推测出北魏前期交聘宴会的仪式场景。和平二年的南巡活动,既是北魏对其自身游牧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吸收了华夏政治传统元素,呈现出游牧文化与华夏文化汇通交融的历史内涵。     

人文主义与自然：对一种复杂关系的反思

探讨人文主义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由于对人类文化属性的强调,人文主义把人性视为文化的产物,并将其与自然置于强烈的对比和对立关系之中。此种人文主义观念对于人类正在遭遇的生态危机有一定关系。但是人文主义并不因此而应该受到完全否定。问题的出路不在于人类文化的重新自然化,也不在于自然的文化化,而在于寻求一种将人性看作自然与文化之合成的新人文主义。借此,人文主义能够将其对自然的传统理解作为人类文化成就的潜能保持下来。同时,它还可以获得一种新的跨文化普遍性,使人类能够在保持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前提下分享共同人性,重新认识人类的本质。     

清代《乾隆南巡图》及其背后的金陵轶事

满清王朝经历康熙、雍正时代,至乾隆朝以后遂进入了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康乾盛世"巅峰。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登基后亦效仿皇祖(注:指康熙皇帝。以下"同"),曾于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四十九年(1784)六次巡幸江南,所行路径与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当年南巡时基本相似。     

Civil-military tensions during the Kangxi emperor��s first southern tour

Starting with a court debate which broke out in the spring of 1684,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multivalent symbolism of the Kangxi emperor’s first imperial tour to Shandong and Jiangsu provinces in the fall of 1684. Some courtiers advocated treating the Kangxi emperor’s touring activities as a rite of conquest, while others saw them as an exercise in sagely rule and benevolent civil governance. Here I suggest that this ritual controversy revealed a tension between civil and military values withi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Qing court. Furthermore, this ideological tension became most acute and apparent during the Kangxi emperor’s “eastern” and “southern” tours of 1684, when the imperial procession approached and crossed certain culturally and symbolically significant locations. As such, we are reminded that the legitimization of Qing rule was never fully complete, but was rather an open-ended and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启心郎与清初政治

启心郎是清初特有的官制,最早设于天聪年间,而其思想根源则来自努尔哈赤时期。至康熙时期,启心郎这一官职被废止。虽然其存在的时间仅四十多年,但它却反映出清初皇权与诸贝勒之间、满洲与汉军之间的尖锐矛盾。     

清康熙绘本《黄河图》及相关史实考述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有一幅不具作者与年代的长卷式绢本彩绘《黄河图》。经考证,此图是康熙帝亲自授命、由康熙朝河道总督靳辅延聘幕僚周洽、李含渼等人在清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六年(1684—1687)间绘制而成。周洽通过实地考察黄河并参照各地其他舆图,与李含渼等一起绘成两幅《黄河图》。靳辅于康熙二十六年九月将其中一幅呈奏康熙帝御览,后收贮于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现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另一幅在民国时期被北平图书馆舆图部收购,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周洽《黄河图》采用鸟瞰式画法,描绘了靳辅治理黄河、运河时修建的重要水利工程,以及黄河下游两岸重要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景观,反映了清代的舆图绘制机制,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此图是仅存的几幅鸟瞰式水利图之一,也是最精美、最能代表康熙前中期绘图风格的黄河图之一,在中国地图史和艺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Experts en Sciences Mathématiques et Projets Impériaux sous le Règne de Kangxi

In 1713 the Kangxi emperor commissioned the compilation of a treatise on mathematics, astronomy, and harmonics. For this project, he recruited literati, selecting them by special examination and closely supervising their work. Only two of them went on to have careers as high officials. In the middle of the 18th century, mathematics began to be taught at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Thus the Qing dynasty established the transmission of a degree of expertise in this field as part of the training of certain literati who aimed at a civil service career.     

明驸马赵辉墓志铭及明代驸马都尉制度考释

明代驸马赵辉墓志铭的发现对于研究赵辉的生平事迹以及明代的驸马都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墓志铭文不仅提供了赵辉的卒年、当选驸马的过程以及任职期间的公务等信息,也包含了史书阙如的记载,可修正史书中有关赵辉的讹误,同时,对研究明代驸马的择选标准、职掌以及子孙恩荫特权等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康熙皇帝肖像画及相关问题

帝后像是清代宫廷绘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并没有得到国内美术史界的重视。笔者希望通过对康熙帝肖像画相关问题的探究.引起更多的学人对清代帝后像加以关注。本文是在整理故宫博物院现藏的康熙帝肖像画的基础上,运用文献资料,初步对史籍中记载的这些画作的绘制者加以考辨。进一步勾勒出清初宫廷画家进行创作的工作程序。此外,借助梳理御制诗文,指出康熙帝对绘画的淡漠态度。揭示了其肖像画数量不多的原因.并探求了其行乐图极少的缘由。文中指出康熙帝肖像画受西方绘画的影响实则微乎其微,而且康熙时期的帝后肖像画创作既是清代宫廷肖像画的转型期又是定型期。     

康熙天坛祈雨的历史书写与史实考析——兼论康熙雍正灾异观念演变及其影响

康熙早年虔信精诚格天,分别于十年、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六年五次亲诣天坛祈雨,二十六年底为孝庄祈寿未果后,对"天道"认知发生显著变化,停止亲诣天坛祈雨,在荒政方面更侧重防灾备灾与人事赈救。《清圣祖实录》纂修者基于雍正的灾异观念,篡改康熙十七年、十九年降雨时间,删削康熙对停止亲诣天坛祈雨的解释,从而维护康熙敬天的"圣君"形象和上天的"灵验"形象。康熙不言祥瑞,对灾异持务实态度。雍正的灾异观念虽然有助于他加强君主集权,提升统治效能,但很大程度上也造成官僚系统灾情呈报的讳匿风习,对民生吏治与国家治理产生负面影响。     

康熙朝瓷质笔筒的分期断代

康熙朝瓷器的烧制,以笔筒最有特点。笔筒不仅是康熙朝文房用瓷中的重要一项,而且代表了当时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充分反映出康熙帝对汉文化的推崇。本文以故宫藏品为例,试图对康熙朝所制笔筒加以简要分期断代。     

康熙制作、赏赐松花石砚考

对康熙朝制作松花石砚的具体起始时间,学界有不同看法,作者通过深入考察康熙三四十年代松花石砚的制作发展过程,讨论了康熙朝松花石砚的发展史。作者通过分析提出两阶段说,特别是使用奏折等资料,梳理了康熙帝赏赐松花石砚的状况,揭示了赏赐对调节君臣关系的作用。康熙帝制砚、赏砚的行为被子孙所仿效,形成了清代特有的砚的政治文化。康熙帝制作松花石砚有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建构自身优秀文化的政治深意。     

明代西安城内皇室宗族府宅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利用相关史志记载和地图文献资料，深入探讨了明代西安城内郡王府、镇 国将军府及辅国将军府等皇室宗族府它在城内的分布、规模、平面布局特征等问题，指出郡王 府等的集中分布是西安作为明代西北政治重镇的重要特征之一。文中还对各郡王府内的园林 化环境及其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前人对明代西安城市景观与 人居环境缺乏系统研究的状况，也有助于充分认识明代西安城市园林建设的卓越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