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年间江南的漕弊

嘉道年间的漕务是与积弊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种常态而存在的漕弊,本身即是制度的组成部分。在财政层面,漕弊主要表现为旗丁帮费问题、大小户问题、漕粮的浮收勒折与亏空问题。嘉道年间的江南,一方面是仓漕卫所规费、旗丁帮费、官绅漕规、州县浮收逐年递增,而另一方面,捏灾、短漕、亏空也随之愈演愈烈,这导致了漕粮河运制度在道咸之交的崩溃。本文认为：从财政结构的角度来看,所谓漕弊是各种“浮费”代表的额外财政对於额定财政的空前侵蚀。     

从《南部档案》看清代州县的生员诉讼

有清一代,生员的诉讼程序不同于一般民人,他们在收状、问讯等环节享有一定优待,但对其呈词则有加盖儒学戳记之类的诸多要求。律例明确限定了生员的呈告资格及告呈范围,并利用"五生互结"、州县官监督、教官举报等方式约束生员的活动,但制度上的规定与档案所反映的社会实际多有悖离。生员除了因"切己"之事而涉案外,也会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亲朋友邻、家族、基层等"不干己"的案件之中。生员涉案的动机虽有谋取私利的情况,但也有维护邻里、家族等小范围秩序的一面。特别是清末办团练、设公局以来,生员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州县官在地方治理中的压力。州县官在处理这些案件时,会综合考虑法律规定、案件事实及生员涉案动机等因素,做出合乎情理的审断。生员诉讼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基层社会中官、绅、民之间的交流与博弈,也折射出清末地方社会经济状况及地方社会权力构造的变化等问题。     

包世臣与近代前夜的“海运南漕”改革

雇商海运漕粮,是清代道光年间漕运制度中具有新意的重大变革。包世臣的雇商海运思想虽非首创,却有着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雇商海运最终能在道光年间付诸实施,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化综合发展的产物,更是经世派官僚士子上下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身为幕僚的包世臣为此奔走呼吁,付出了大量努力,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务实精神,开启了道光朝大政改革重视私商力量的先河。包世臣在近代前夜的“海运南漕”改革中所起的实际作用,远超魏源。     

从官诬闹漕案看清代地方官漕政理念与地方社会治理——以陆名扬闹漕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官,作为清代漕粮征派在地方社会的代理人,其财政理念、办漕态度与对国家政策执行的差异性直接影响漕粮征派在地方社会的进行.在清代漕政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不法州县官不时擅用制度缺陷,运用种种策略与绅衿周旋争利,不同的社会治理思想亦对漕案的兴起、发展、善后产生影响,从而决定地方社会秩序状况.本文以陆名扬闹漕为典型个案,考察地方官对漕粮征派的执行情况及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影响,揭示清嘉道时期漕案频发、官民冲突加剧的内在原因,以及地方社会的应对策略和效果.     

嘉道年間江南的漕弊

嘉道年間的漕務是與積弊聯繫在一起的,作爲一種常態而存在的漕弊,本身即是制度的組成部分。在財政層面,漕弊主要表現爲旗丁幫費問題、大小户問題、漕糧的浮收勒折與虧空問題。嘉道年間的江南,一方面是倉漕衛所規費、旗丁幫費、官紳漕規、州縣浮收逐年遞增,而另一方面,捏災、短漕、虧空也隨之愈演愈烈,這導致了漕糧河運制度在道咸之交的崩潰。本文認爲:從財政結構的角度來看,所謂漕弊是各種"浮費"代表的額外財政對於額定財政的空前侵蝕。     

《莆田人民公控蒋唐佑呈稿》所见清末生员与恶吏的斗争

《莆田人民公控蒋唐佑呈稿》记录了一起生员联合控官案,属于民告官的案件,该案完整展示了地方恶吏倚仗自己的权势,操弄法律条文,屡屡滥用法律解释权与执行权,并寻求官官相护,欲置控告他的生员们于被动局面的过程。清代虽然号称立法严整,但在某些地区,法律明显地被州县官员任意打扮成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以生员为主体的民间力量既然祭起告官的旗帜,却也展示了自己的知识积累,抗争亦显得有理有节,抗争的过程既是州县官吏罪恶昭彰的过程,也成为民众自我保护意识增强的一种训练。     

明清漕粮运输方式推行中的区域差异——以州县水次仓为视角

本文从漕运的实际运作层面进行考察,发现明清有漕州县水次仓的设置及漕运运法的实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兑运法和长运法主要针对江南地区而提出,也只有在江南得到了贯彻,基本实现了运军至州县水次交兑的运粮方式。相比之下,江西、湖广在各州县设有征收水次仓,又于省城等水次设仓集中兑军,大多是在县征收后由民运至指定水次交兑;山东漕粮于运河沿线几处水次设仓,运军至水次集中交兑;河南兑军水次地点虽然有变化,但其全部漕粮始终集中于一处设仓兑军。虽然中央政府在宣德、成化间实行的运法改革,意在减少民运在漕粮运解中的比重,但在江南之外的很多地区,仍然存在相当比例的民运,这表明明清漕运制度的推行具有很鲜明的区域差异性和复杂性。     

清代江西诬扳漕运军丁讼案浅析——以《康熙四十五年诬扳军案集录一本永远存据》为例

清代漕运军丁是由明代卫所军户演变而来,原有卫所屯田的屯丁成为赡运漕粮的军丁。由于漕运军丁担负的造运漕船之责不仅耗费甚巨,而且兑漕任务艰辛危险,军丁避之若虎,因而军丁隐匿逃避,互相推诿,甚至诬扳民人为军丁的案件时有发生。本文通过对清代康熙年间发生在江西吉水县的诬扳军控案进行个案分析,由此探寻诬扳漕运军丁身份纠纷背后的社会经济根源,进而剖析诉讼展开过程中官方考量与民间诉求的互动关系。     

明代苏松江浙人“毋得任户部”考

明代苏州、松江、江西、浙江人“毋得任户部”这一制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苏松江浙人不得为户部官,苏松江浙吏不得为户部吏;但前者为“祖制”,后者是“成例”,法律地位不同。“祖制”针对的首先是苏松籍官员;“成例”针对的是苏松江浙的吏员,以及作为其后备力量的“市井之徒”。“祖制”在洪武后期有所松动,并成为建文时苏松江浙人仍得官户部的依据;永乐初对建文改制的全盘否定,以及由周忱戴衔户部而发生的变故,遂使“祖制”二百年不变。通过扼制“南人”特别是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士人,以缩小南北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达到南北平衡和政权巩固,是明代政治体制和统治方针的重要特征;苏松重赋及苏松江浙人不得官户部,正体现了这一特征。     

清代康熙年间两湖地区土地清丈与地籍编纂

清康熙年间,两湖不少州县出现了以清田均役为宗旨的土地清丈行动。这些清丈既有算手、弓手、图长、区正等专业组织,亦广泛动员了户长、湾长、地方生员等乡土资源。由于各自立场和观点不同,围绕着清丈活动,官府、地方豪绅和普通民众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纷争。因此,丈量与否,抑或是以何种方式丈量,更多的表现为不同地区、不同情形下的一种地方性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在清丈的州县,一般都进行了丈量册、鱼鳞册、归户册等地籍的编纂,这些赋役册籍构成基层赋税征收过程中实征册的主体,并与朝廷的赋役全书互为表里。     

李鸿章与晚清漕粮海运

晚清漕粮海运与李鸿章的关系密不可分.他通过恢复海运扩大漕粮海运的参与省份,调整海运规章、抚恤海运群体,扶植轮船招商局、促进漕粮运输工具近代化等方式,对漕粮海运的变革产生了全方位影响,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走向近代的重要人物.     

清同治四年江浙裁革海运津贴述论

同治初年江浙两省裁减漕粮正额,官书、方志记载殊多,而继之实行的裁减由河运帮费转化而来的海运津贴,关系当时积重难返的漕弊的整肃,意义更为深远,官方权威的编年史《清实录》却不见记载,今人研究也只在论述筹集海运经费时才有所涉及。本文拟从革除嘉道以来积重难返的漕弊的角度,对清代漕运史上这一重大事件重新审视,展示其进展的委曲和周折,揭示津贴沉疴最终革除的主客观原因。     

元代云南赋税征银考

历史上云南是我国白银主要产地之一,元世祖平大理后,云南与内地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蒙元政府结合云南实际,采取了为当地各族民众接受的赋税征银政策,通过差发征银、税粮折银、银矿课税、土司贡赋纳银等等途径,取得了相当数量的白银。蒙元政府进而通过出钞收银、以贝易银等途径,将所取得的白银转输内地。元代云南赋税征银,仍属于实物税,与内地的货币税有较大差别。但对云南白银矿企业的发展和内地白银货币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清代生员的进学年龄

生员进学年龄的大小与科举制度运作、朝廷文教政策、传统教育风习及当地社会文化区域概貌等密切关联。目前学界对清代生员的进学年龄虽有估算,认为平均年龄在24岁,但存在取样偏少,局限特定时段、单一地域等问题。以近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所收清人年谱为依据,统计分析其中277位有确切记载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子考取生员时的年龄,得到平均为19.72(虚)岁的结果。生员进学年龄比之前估算的要低得多,提示清代科举人口的数量应重新计算,也为今人对旧时中国教育普及程度的重新认识提供了重要旁证。     

何如璋与早期中日琉球交涉

光绪元年(1875)日本挑起阻贡事件后,清政府的对琉政策由被动而主动,一个重大的促动力是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积极建议。本文深入考察了何如璋的琉球建议,及其促使清政府对琉政策发生转变的前因后果。进而深入考查了何如璋在东京与日本政府的具体交涉,认为所谓的"暴言事件"(即照会事件)的出台,与寺岛宗则、森有礼为代表的日本方面的操作有一定的关系。户玑回国后,何如璋对琉球问题的关注并未就此打住,而是继续为重议球案作了不少努力。本文对现存何如璋琉球论著的写作时间,也作了相应的考证。     

Is There Life After Policy Streams,Advocacy Coalitions,and Punctuations: Using Evolutionary Theory to Explain Policy Chang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urrent state of public policy theory to find out if researchers are ready to readdress the research agenda set by the classic works of Baumgartner and Jones (1993 ), Kingdon (1984 ) and Sabatier and Jenkins-Smith (1993 ). After reviewing the influences of institutional, rational choice, network, socio-economic and ideational approaches, the article pays tribute to the policy streams, punctuated equilibrium and policy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s whilst also suggesting that future theory and research could identify more precisely the causal mechanisms driving policy change.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evolutionary theory may usefully uncover the micro-level processes at work, particularly as some the three frameworks refer to dymamic models and methods. After reviewing some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memes,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benefits of evolutionary theory in extending policy theories need to be balanced by its limitations.     

论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与嘉靖年间的农牧文化冲突

明朝曾采取允许周边各少数民族首领定期朝贡、明廷给以丰厚的赏赐并可在会同馆进行一定程度的互市贸易的政策,由此而形成明代的朝贡体制。但在嘉靖年间,明世宗顽固地拒绝和蒙古通贡互市,以至从嘉靖十一年（1532）以后,整个北边防线战争不断,终于酿成京城被围的“庚戌之变”。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是违背历史大势的非常有害的错误政策,它给明蒙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制约了明代历史的发展。     

陈云与粮食统购统销

陈云是20世纪50年代起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提出者和设计者。他提出和制定这一政策,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对棉花、食盐实行统购统销的尝试。陈云提出该政策的最初动机是为了解决当时粮食供销矛盾,但其根本目的,则是要将这些商品的生产和分配纳入国家计划之内。粮食统购统销实行后,陈云向中央提出“三定”办法,平息了统购统销过程中国家与农民的冲突。该政策最初是一种临时性、过渡性的政策,但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经济运行体制,成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越南使臣与清代中越宗藩秩序

以朝贡为载体的清代中越宗藩关系,自清初康熙六年恢复确立至光绪十一年法吞蚀越南,历时200余年而终结。期间,作为朝贡国的越南,虽在形式上对中国清朝恭行事大之礼,而实际却为取得对清关系的主动、平等以及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而推行"内帝外臣"的邦交之道。因此每逢贡期,都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尤其对入清使臣的物色,更是精心挑选。那些肩负着两国邦交使命、深谙中国儒家文化精髓的越南使臣,为不辱使命,妥善处理与强大邻国清朝的关系,以为本国政权的巩固和安全提供保护,往往在遵循既存宗藩朝贡体制的前提下,为争取平等的双边话语权而煞费苦心。他们为整个清代中越双边关系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