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县级政权的运作机制：1927—1937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县级政权运作机制开始向分职化、科层化运作方向发展.县的法律地位与组织架构较为明确,县行政体制中出现了县政会议、县行政会议、区长会议、县党政谈话会、以及各类专门委员会会议等运作方式;县对地方事务也有一定的立法权和决定权;县司法与县行政逐步分立.县级政权运作机制中出现的这种新因素,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地方政权组织中分权制衡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因素在实际操作层面,成效不大,因而其象征意义要大于其现实意义.     

裁冗“运动”与清代国家治理——以道光中期各省裁撤冗官为例

为调整政区建制,提高行政效率,或节省财政开支,清代曾发起十数次全国性的裁冗行动,形成较具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其中道光中期的裁冗行动,开始于十一年十一月,截至十三年十一月,遍布十八行省、二河区、三盐区,囊括知府以下正印、佐贰、首领、杂职、教官等178缺。这次行动突然发动,自上而下,打破了自下而上、因势调整行政建制的治理模式,又立足常规程序,逐级下达,层层转详,可谓“运动型”和“常规型”治理模式的有机结合,呈现中国君主集权体制下行政运作的内在逻辑。     

走出传统:北洋政府时期的县公署制度

清代州县行政存在组织机构不健全、行政与司法不分和财政家产制等封建性弊病。北洋政府时期,县行政长官任用私人势力履行县政职能的情况开始得到改变,司法与行政开始有所分离,法制化的行政经费制度开始建立。所有这些改革均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中国的县行政制度开始摆脱传统而走向现代。     

晚清的州县行政改革思潮与实践

清代州县行政在官员任用考核、机构设置、财政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弊病 ,表现出欠缺合理化的前近代性质。晚清时期 ,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对此提出改革意见 ,并在“新政”和“预备立宪”过程中得到清政府采纳。这种改革思潮与实践 ,对中国县行政的近代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宋以来区域文化建构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简讯

<正>2016年6月24日,由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办的"宋以来区域文化建构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在南昌大学召开,3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宋以来的地方行政建置与社会控制、区域生态环境与社会开发、地域文化建构与社会认同、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常建华论述了清代乾嘉时期江西乡保、地保等地方行政职役的变化。陈锋对清代     

河阴县建置考辨

历史上存在秦汉至隋的河阴(平阴)与唐至清代的河阴,因地域相近,时代相接,地方志记载中多有讹误。通过对方志史料的详细剖析,可以发现二县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分,在地域上有分属之别,其行政建置并无承继关系。方志记载混淆的原因,一是未能正确的参照历代地理志书的记载,二是康熙《河阴县志》对墓志资料的误用。     

清代伊克昭盟行政制度内地化的起始时间与标志研究

边疆行政制度内地化是边疆政治内地化的主要标志。作者认为清代内蒙古地区内地化始于行政制度内地化,然后是经济、文化内地化。清代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为其行政制度内地化创造了条件,清政府推进边疆行政内地化的努力不容忽视。以伊克昭盟为例,从范围、边界、行政中心等要素上考察,其行政制度内地化始于清初实行的盟旗,而非康乾时斑的设厅或清末的筹省设县。     

清代伊克昭盟行政制度内地化的起始时间与标志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边疆行政制度内地化是边疆政治内地化的主要标志。作者认为清代内蒙古地区内地化始于行政制度内地化,然后是经济、文化内地化。清代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为其行政制度内地化创造了条件,清政府推进边疆行政内地化的努力不容忽视。以伊克昭盟为例,从范围、边界、行政中心等要素上考察,其行政制度内地化始于清初实行的盟旗,而非康乾时斑的设厅或清末的筹省设县。     

清代以来西辽河流域人地关系的演变

本文考察了清代以来 30 0余年间西辽河流域行政格局、人口、土地利用、动植物等人地关系要素的变化 ,并得出四个主要结论 :1行政交错格局的变化使流域农业人口增加并确立了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 ;2清代以来政府实行的移民开垦政策是流域人地关系恶化的主导因素 ;3牧民游牧生活方式的转变是流域人地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 ;4气候和土壤条件是区域农业开发后流域人地关系加速恶化的基本因素。     

清代学额制度在地方的运作: 以散厅、废县和分州分县设学立额为中心

清代“科举必由学校”,学额的分配实质上是国家政治资源和权力在县级政区的分配。清朝近三百年间,地方行政制度多有变化。厅制行政区划为清代独有,其形成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后有废县(州厅卫)置乡;还形成具有“分征钱粮”职能的分州、分县。不过,按照规制非州县不得设学校。通过统计和案例分析可知,为保证各地都有一定数量基层绅士(生员),减少不同地区的学额之争,产生了散厅、废县置乡、分州分县设学立额的现象。清代看似严格的学校学额制度,在地方实际运作中有一定的灵活度。又通过适当的变通,保证了国家政治资源和权力在地方的有效分配。     

两晋寻阳郡领县与辖区考

江州寻阳郡置于西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初领寻阳、柴桑二县,郡境兼跨长江南北今黄梅、武穴、九江一带地,郡治在柴桑;永嘉元年(307年),增领彭泽、上甲、九江三县,统辖地域向东、南扩展至今湖口、彭泽县;永嘉二年至五年间(308-311年),原在江北之寻阳县治南移至江南之湓口城,寻阳郡遂失去江北地,同时,九江县废入柴桑;安帝义熙八、九年间(412-413年),省寻阳、上甲,原在寻阳县境内的松滋、弘农二侨郡降为县,隶寻阳郡。这一系列变化,是政局变动、区域政治格局、地方政治势力、经济兴衰以及军事行动、策略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唐代县令任期变动问题研究

任期制是唐代对县令进行管理的重要措施。就制度规定而言,唐代县令任期在三年、四年或五年间不断徘徊,而实际迁转中的任期往往少于制度规定的时间。其原因既有唐虞时期"三载考绩"制的影响,也有唐代统治者选拔人才措施及地域条件方面的因素。县令任期过短对唐代基层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     

明代州县区划及其沿革

明代州县增设改置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有历史的遗留,二是有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三是有当时政治的制约。自然地理环境固然有其优势,但它不能把人完全隔绝;历史遗留和当时的政治,都是人为的因素。州县的增改、疆域的划分,无疑是人的因素起主导作用。分析明代740多个州县增改的原因,不但可以看出统治者为加强自身统治而花费的苦心,而且也可以看出州县的政治职能。     

县域旅游发展模式的比较与剖析--对杭州三县(市)的实证研究

县域旅游是现代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构成了旅游业有力的支撑体系。各县域不同的资源和区位条件、经济水平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决定其旅游发展的不同路径与变迁模式,并且在不同时期推动或阻碍了区域旅游的发展。本文以杭州地区三县(市)为例,通过对三地旅游发展模式特征的比较和评价,进而分析三地旅游发展路径选择的决定因素及其启示。     

试析萧梁官班制度下的诸县分等

分析萧梁一代县官选任和调动案例可知,“县制七班”“大县六班”是当时客观存在的制度。但在制度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许多县官都会出现超班用人,即任职者官资超过县官对应内职班次的现象。正史所见高班大县全部位于扬、南徐二州境内,且主要隶属南朝国家腹心地区的丹阳、吴、吴兴、会稽等郡,这与史书记事的偏向性不无关系,但同时也是上述地区政治地理条件的直观反映。影响县官班次的最主要因素是人口,结合其他制度推测,等第最高的六班大县有可能是以领民满五千户为定等标准。探索县官班次,也可增进对当时人口地理的认知。     

唐代行州行县补考续论

唐代的“行州行县”,是指脱胎于正州正县,治所寄驻他地的一种权置的特殊政区。综合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的考证与笔者的补考(行雄州、行蔡州、行南扶州、行昌州、行翼州、行成州,行龙泉县、行潘原县、行洋源县、行黄金县、行朗池县、行将利县),唐代至少设置过37个行州、42个行县。唐代行州行县的设置,时间上以初唐和中晚唐为多,分布上以剑南道、关内道、河北道、陇右道为多,地点上则往往“依险为治”,这显示了唐代行州行县诸多方面的“现实功效”。至于寄驻正州正县界内的行州行县,会使原本正常的地方行政发生窒碍;管理职责归属部落首领的部分行州,会削弱中央朝廷对边疆地方的掌控力度,影响其循序渐进为正州的过程;行州行县的寄驻与升(还)正,会导致地名尤其是政区地名的名实混淆,如此等等,也是唐代设置行州行县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北魏军镇州郡化问题新探

军镇的成立、发展乃至转型皆深藏于北魏政治演进之中,并在政区地理以及地方行政制度维度,与州郡相互勾连。太武帝基于地方行政治理的需要,在部分军镇开启了州郡化进程,至孝文帝时,军镇州郡化全面席卷地方行政领域。而军镇在政区地理方面的差异,影响了州郡化的路径与结果。根据军镇的类型及其转型方式,军镇州郡化应细分为“改镇立州”“废镇立州”“废镇存州”三种方式,前两种直接改变了北魏政区体系,并使得军镇体制渐次退出地方行政领域,第三种的作用则仅限于制度变化方面。三者共同推动军镇政区及军镇体制的州郡化,进而在政权结构层面引发北魏地方行政制度的更张。     

春秋战国时期楚县公的多重身份属性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县公一般被作为秦汉以后的县级行政长官看待,与封君分属封建与郡县两个不同系统。然而考察这一时期楚县公的活动及其在先秦史上发挥的特殊作用,发现县公具有不同于行政职官的爵称属性和封邑主的特征。楚县公多出身于王族与世家大族,拥有超越任职地的影响力,常常在楚都城和王庭参与中央大政决策,领导对外军事行动。另外,县公与其任职地之间存在较强的私人连接,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在地化”特征。理解春秋战国时期楚县公的多重身份属性,需要对楚县的性质进行全方位把握,也有助于深化对现有的封建-郡县二元认知框架在先秦时期实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理解。     

侨郡改置与前燕政权中的胡汉关系

侨州郡县的研究一直是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难点,对于前燕设置侨郡的研究尤为不足。通过比对《通鉴》和《晋书》的记载,可知慕容廆设置侨郡的时间在建兴二年,早于东晋。慕容政权采取任用非本州人担任侨郡太守的政策,以此来削弱流民的力量,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一政策激化了汉人大族与慕容政权的关系,并导致了大族的叛乱。慕容皝将侨郡改置为侨县,进一步削弱大族的势力。侨郡的改置反映了慕容政权内部胡汉关系的微妙变化。     

里耶秦简牍所见郡县订补

《里耶秦简(贰)》新出现一些秦代郡县道,本文从中归纳出4个郡和34个县道,其中城父县属淮阳郡、镡成县属洞庭郡。简牍可见从秦都咸阳发文传送至南阳郡—南郡—洞庭郡,以及文书在内史和郡属各县道及县下乡里之间的传输路线和传送方式。里耶简牍还可以复原秦洞庭郡的全部属县,并可由此推论秦洞庭郡的治所先在新武陵县,后迁往临沅县,时间大约在秦始皇二十九年、三十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