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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题名》是研究“联省公车上书”的核心文件,它最早与康有为的上书全文一并收录在光绪二十一年刊行的《公车上书记》一书中。该书在同一年至少推出四个版本,而所附《公车上书题名》不但错漏百出,且内容互有出入。通过追溯《公车上书题名》的祖本,并结合清宫档案、硃卷、乡试题名录、地方志、传记、墓志铭、报刊、缙绅录等相关史料,本文不但澄清了参与此次上书的人员总数及各省名数,为研究“联省公车上书”提供可靠数据,也对此次上书本身提出若干新看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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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康有为是不是公车上书的领袖在几本通用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中都是把康有为描写成公车上书的领袖,根据的史料主要是本文开头所引的《自编年谱》的那段文字。而茅先生则对这段文字进行证伪,否定康有为是公车上书的领袖。这项证伪工作不是从茅先生开始的,而是从黄彰健先生开始的,孔祥吉、汪叔子和王凡先生等继其后。他们的基本方法是:按时间顺序排列有关叙述公车上书的三种主要史料(出版于乙未年五月的《公车上书记序》①、康有为的弟子徐勤写于同年八月的《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杂记》、康有为写于同年冬的《自编年谱》),将这三种文献对读,找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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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戊戌变法史研究之中,种种问题,争鸣甚多。唯独于其中“公车上书”一节,殊少异议,呈现这种局面,主要因为已有“成论”。此种“成论”,概括起来有四点: (一) 以为“公车上书”者,即是“康有为联合各省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签名上书”,或至少由康氏领导此大联署、大上书。 (二) 因而认为“公车上书”运动,“是由维新派领导发动的”,而“维新派”即康(有为)党也。 (三) 因而认为康氏《上清帝第二书》即为该运动之纲领文献;而该《书》“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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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先生的《“公车上书”考证补》认为公车上书是由翁同(龠禾)等政治高层发动和文廷式等京官策动、组织的,而康有为、梁启超为参加者。本文对此深为怀疑,因为茅先生的立论多以周边史料为支撑,仅为推测;对于一些史料发生误读,所得结论难以成立;某些分析违背逻辑一致性原则,其结论有预设之嫌疑;在论证《康南海自编年谱》说“谎话”时,未对反证材料一一辨析,其结论有片面性。本文认为公车上书不是由政治高层和京官发动、策动、组织的,而是由举人自发进行的,其中康有为起了重要作用,他是领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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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考证补（一） 总被引：3，自引：3，他引：0
“公车上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其主要史料是康有为的《我史》。自上世纪70年代起,黄彰健、孔祥吉、汪叔子、王凡、姜鸣、欧阳跃峰诸位研究先进即对此提出责难,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但并没有完全改变学术界的基本看法。本文作者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本文旨在说明,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一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本文亦说明,《我史》中的记载多处有误,是一不可靠的史料;但通过这类并不可靠的历史记录,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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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考证补（二） 总被引：4，自引：4，他引：0
五、官员与公车上书的实际政治作用。官员与公车的上奏波澜渐起,政治局势也随之渐起变化。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究竟如何？我在本文第二节中已经说明了每日上奏、代奏、电奏的情况,以下再逐日地说明三月二十二日以后政治中心的情况,及其与官员、公车上书的关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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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广生（1873-1959年）,字鹤亭,号疚斋,江苏如皋人。光绪二十年举人,历任刑部郎中、农工商部郎中。参与戊戌年的＂公车上书＂,名列保国会。民国时,历任北洋政府财政部顾问、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瓯海关监督、镇江监督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为上海市文管会特约顾问。著《小三吾亭诗》《小三吾亭词》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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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3月27岁的袁嘉谷第一次来到北京,参加当年的会试,因参加了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及给皇帝“上书言滇事”而名落孙山,只得返回昆明。据他的纪念文集介绍,当时他就住在珠巢街的云南会馆内,这是当时云南学子进京赶考的首选住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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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称他为中国近代史上早期革命的“精神之父”。他是通过办报撰述而进行思想启蒙活动的,56岁的生命历程中竟有27年的报人生涯。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喜形于色地回忆说:“鄙人20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他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开拓者。言论骄子1895年3月,康有为、梁启超策动来京会试的各省举人上书光绪帝,请求拒签和约,实行变法,以图自强,这便是震惊朝野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受阻后,梁启超便想到要“广求同志,开倡风气”,必须要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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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年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村,1895年他作为维新派的主要人物与康有为一起在北京组织和发动了震动朝野的“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政治要求。接着在与封建顽固派的论战中,他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喉舌《时务报》的挑大梁者,更是充分发挥了以文字鼓动天下,以文章推动变法的宣传才能。百日维新期间,他又与康有为一起利用在总理衙门专折奏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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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漈遗稿》卷三的《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是研究郑樵思想与生平的重要文献。各种版本的《夹漈遗稿》都有此篇。朱彝尊抄本《夹漈遗稿》(现藏北京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的《丛书集成》本《夹漈遗稿》所根据的《艺海珠尘》本即源出于此抄本。)此篇明显地可以看出有脱略的痕迹。据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宋人林竹溪的《竹溪(虍鬲)斋十一稿续集》(抄本)卷二十九的记载,郑厚、郑樵曾两次上书宇文枢密。其间,宇文并多复二郑。这两次上书及宇文的复书都完好地保存在林的文集中。《夹漈遗稿》收录时是把第一次上书的前半部与第二次上书的后半部合成了一篇,丢掉了第一次上书的后半部和第二次上书的前半部,但这丢掉的部分在研究郑樵思想时却是有用处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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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在1906年7月说过：“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但究竟哪七次追捕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翻阅史籍,寻根追源,梳理出章太炎先后七次被清廷追杀那惊心动魄的史实。一捕章太炎甲午战争以后,1896年春章太炎因十分钦佩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的“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疾呼变法维新,故而赠币16元报名加入强学会。1897年1月,又应梁启超、江康年之邀,赴上海任《时务报》撰述,发表了《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直保护》等文,猛烈抨击清皇朝的腐败内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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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于锴(1863-1923),字叔坚,甘肃武威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山东沂州府知府,“政绩卓然。斐声远迩”(王树楠《味檗斋遗稿序》)。他是甘肃近代著名的爱国志士、学者和作家,通经史,工诗文,尤长于文。在京会试期间,参加“公车上书”运动,会同甘肃举人61人署名康有为具草之请愿书,又联合76人,领衔起草《甘肃举人星请政府废除马关条约文》。“甘陇间近代学者,当推凉州李云章铭汉及其子叔坚于锴”(汪辟疆《李云章父子学术》)。著有《李于锴遗稿辑存》,“其文品盖在同里张介候之上,西方学者莫能或之逮也”《味檗斋遗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