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春秋》、《左传》研究

本文选择章太炎经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春秋》《左传》研究进行论述。章氏对《春秋》《左传》的研究基本上以论述《春秋》《左传》二者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 ,以批驳公羊学派的《左传》作伪说为皈依。他从史学角度论证《春秋》为经史一体 ,《左传》信而可考 ,论证《春秋》三传的关系 ,论证《春秋》《左传》笔法、体例、行文的不同之处等 ,从论据到论点均有精彩、可取之处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廖平《左传》研究对杜预的批评

杜预的经学成就主要在《左传》注,成书《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释例》。杜预在《左传》研究方面的创获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杜预所谓“集解”不同于何休之“集众家之解”,而是“集经传而解之”之意,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称:“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     

经与史：宋代《左传》学研究的二重路径

从学术史来看,经与史是宋代《左传》学研究最重要的二重路径。在宋代经学疑经思潮背景下,学者们对《左传》作者的身份及形成时代提出了怀疑;对杜注为代表的解《左传》之“例”,特别是其中的“从赴告”说之牵强提出批评;对《左传》中不符合义理之处进行批评与改造。经学上的怀疑与批评降低了《左传》的经学地位,从而使其史学特性受到重视,一些学者把《左传》当作史书来看待,肯定其作为编年体的典范对宋代编年体史书编纂产生的重要影响;对《左传》进行史学改编,促进了宋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重视《左传》蕴含的史料价值,据此对春秋历史发展大势以及制度沿革作出考察。宋代经学上对《左传》学旧说的怀疑与批评,为人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此同时,伴随着《左传》经学地位的“降格”,其史学价值则得到了进一步发掘。     

明代《左传》学概述

明人之《左传》著作甚多,所涉内容广泛,但至今未引起学人之重视。经学方面,明人对《春秋》学的一些基本问题都有探讨,而其人对《左传》之注解,特别是对杜预注之驳正,对清儒有一定影响。史学方面,则因《左传》所载之事错见别出,颇难寻其端委,故多致力于史体之改编,以便人之观览。子学方面,则将《左传》所载战伐之事分类整理,而成左氏兵法。文学方面,则致力于《左传》文法之细致分析,对于今人之解读与欣赏《左传》,亦有一定参考价值。     

《左传》疑义新证(成公篇)

《左传》为我国古代经典,注解此书者代不乏人.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杜预《注》,孔颖达《疏》,近代重要著作有日本学者竹添光鸿《左传会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等.本文对前人注释《左传》有关训诂、史实的若干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补充意见.     

胡安国《春秋传》的理学特征

胡安国《春秋传》有其鲜明的理学特色。他以二程理学作为解经的指导思想,以六经注我之精神,天理人欲二分之笔法,兼取三传,对《春秋》作了全新的诠释。胡安国将在《春秋》中明上下尊卑的礼用别义利之辨的理代替,理被诠释为人与事乃至君臣共同遵循的封建道德法则,以至天理。而理的社会道德表达就是义,并通过正名别类来达到。因此,义理不但是胡安国诠释《春秋》的准则,而且是其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所在。胡安国《春秋传》的这一特色,使其在《春秋》学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左传》新注小学补释刍议

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于《左传》注疏与古今中外诸家之研究,广参博采,详稽博辨,诚为迄今最佳之《左传》注本。惟千虑一失,在所难免,且计算机科技日进,古文字字形扫描入注,已易如反掌,本文谨提议透过展现文字初形、阐释引申义及阐明通假关系,提升《左传》注释之素质,加深读者对《左传》之理解。     

早期《左传》研究的两功臣——广东人陈钦陈元父子

一般的意见认为汉人刘歆是奠定《左传》学的元勋。那么,当时的陈钦、陈元父子俩对促进《左传》学的发展来说也贡献颇大,堪称是早期《左传》研究的两大功臣。 《汉书·刘欲传》说:“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据说《左传》是由春秋末战国初的鲁国人左丘明最先编撰的,因这部书中有不少内容对孔子所撰的《春秋》经文有所解释,故它又被视为解经之作。西汉时著名的解经之作有《公羊传》和《谷梁传》。两传具属今     

《清史稿·顾祖禹传》纠谬一则——兼考清初“三大奇书”之名实

民国初年所修之《清史稿·顾祖禹传》乃由清国史馆所著《顾祖禹传》删削而成。在叙及对顾氏《读史方舆纪要》之评价时,脱去一“世”字,使传文由“世以其书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钞》称三大奇书”变为“以其书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钞》称三大奇书”,从而顺势将前叙之魏禧作为“三大奇书”称谓之发明者。又考学界对于清初“三大奇书”之使用,其内涵除《顾祖禹传》所定义外,另有三种说法,一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李清《南北史合注》、吴仁臣《十国春秋》,一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李清《南北史合注》、马骕《绎史》,一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李清《南北史合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皆于史无明征,多为后世学者因文献中有类似记载,便轻下论断而未能切实追索所致。     

试论杜预的“《左传》癖”

杜预自称“有《左传》癖”,写成了《春秋左传集解》、《春秋释例》、《春秋长历》等著作。其实 ,杜预读《左传》成癖 ,主要原因是《左传》以礼治国、从政务实、重视武备、注重休养生息和法制思想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左传》作者兼有儒、法、兵家思想 ,但以儒家思想为主 ,杜预也是如此。他为《左传》作注 ,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即“立言”和“立功”的统一     

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

对汉代的经今古文之争。人们常常作出简单化、绝对化的评判。以《春秋》三传为例,所谓师法家法只是表面上的水火不容。实际上却互相渗透,《左氏》也并非绝对不用《公羊》、《谷梁》之义。由于受时代的政治要求和思维定势的支配,古文学派使用的观点方法仍没有离开今文学家深求圣人“微言大义”的传统。而对于《左传》开启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精神的深远意义。汉代学者并未给以更多注意。     

李贽《藏书》与唐顺之《左编》之关系考述

李贽《藏书》是一部优秀的史学作品,蕴涵着丰富的时代价值。其价值不仅脱胎于李贽所处的时代,也源于李贽对前人既有成果的吸收借鉴,其中明中期学者唐顺之学术思想的影响最明显。《藏书》无论在内容、体例还是在思想上,都印有唐顺之《左编》的印记。但在对四书五经、春秋笔法、道统论等诸方面态度上,又表现出与《左编》一定的差异。考之李贽和唐顺之同为王学后学的思想背景,盖两部作品所体现的是涵泳于王学内部不同派别之下的编纂旨趣。李贽《藏书》与唐顺之《左编》之间的联系及差异,体现了明代中期史学思想的内在发展线索。     

南阳春秋墓出土佩玉选粹

河南南阳在西周时为周的封国,周宣王时封其舅申侯于南阳,是为申国。春秋时期楚国势勃兴,兼城灭国,楚文王时灭南阳盆地的申、吕、邓等国,并在南阳设申县辖南阳盆地,春秋晚期南阳盆地尽属楚有。楚人进入南阳以后将融其信仰、礼乐、风俗、审美情趣乃至科学技术为一体的楚文化带至南阳,与南阳当地中原文化相互浸润,     

楚长城的建筑时间和形式考

春秋楚长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长城。楚长城并不是一道帽形长城,而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400年间根据不同防御对象建筑的三道长城。楚长城是依山而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军事战略防御工程,其建筑方式是石垛或土筑,主墙体为单护城栏型长城,建筑原始、粗糙、古朴、实用。     

铜陵谢垅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安徽铜陵谢垅窖藏出土青铜器因其出土单元明确、器物组合完整、器形风格新颖,是皖南青铜器研究的重要资料。根据器物组合、形制和纹饰的比较分析,可拟定其年代为春秋早期,其形制特征则可说明江淮群舒族群和文化的向南迁播。     

浙江安吉笔架山春秋战国墓葬发掘简报

浙江安吉笔架山春秋战国墓结构分为两类,出土了大量器物。以原始瓷和印纹硬陶为标准器,可将墓葬分为早、晚两期,其年代应处于战国早期,此墓葬为研究浙江地区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过渡及战国时期墓葬葬期提供了新的材料。     

山东日照首次发现春秋时期樊国铭文青铜器

今日照市春秋时属莒国领域。2008年3月日照市东港区首次发现春秋时期樊国铭文青铜器,这是继山东发现黄国太子伯克盆、陈国大丧史仲高钟铜器后的又一次新发现,为研究春秋时期莒国与樊国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舒城九里墩春秋墓的年代与族属析论

舒城九里墩春秋墓的时代,发掘报告认为与寿县蔡侯墓相当,若从鼎、簠、敦诸器的细部特征来看,似乎较蔡侯墓略早一些,下葬时间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墓内残存的部分青铜礼器,具有明显的楚文化风格和特征,说明墓主人与楚国和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该墓主的身份,发掘报告认为属于侯王一类的贵族阶层,很可能是群舒中某一位君主,可备一说。从其墓葬形制、规模、部分随葬器物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亦不能排除为吴国高级贵族的可能性。     

再议辉县琉璃阁春秋大墓的国别

本文通过对琉璃阁春秋大墓随葬青铜器形制和纹饰的排比分析,对其年代进行了推断;根据墓葬规模以及随葬礼乐器的规格对墓主身份进行了分析。同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记载,论证了墓主应为春秋中晚期晋国的范氏卿族。     

南阳春秋彭射墓出土青铜兵器初探

南阳春秋彭射墓出土兵器中包括有铁援铜戈、铜铍、铜殳、锥形铜镞等少见器物,在同期墓葬中并不常见。其中铁援铜戈的制作工艺与前期同类器物有着一脉相承的工艺技术。出土的铜殳和铜铍皆为春秋时期同类器物中的较早类型,又有所区别,有着地域性特征。圆锥头形铜镞镂空的装饰手法在同类镞中也较为罕见。这些青铜兵器含有较多楚文化风格,但也不乏淮河上游地区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