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走马楼吴简中的货币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商品货币经济衰颓,自然经济统治地位加强,谷帛取代了货币成为交换媒介,三国时期尤甚。但是走马楼吴简显示,临湘即便在物物交换的岁月中,货币也没有绝迹。随着社会经济生活走向正常,加之吴国许多徵收钱的赋税名目对货币经济的出现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大体在嘉禾年间,货币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的功能终於恢复,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激增,估计临湘货币的流通量应该过亿,甚至更多。新的货币——八亿钱也出现了,但它并非临湘流通领域中的．主要货币。在市场上,货币和米布并用,由货币肩负价值尺度的功能,大概是吴国统治时期临湘货币经济的最佳境况。     

钱币上的“同心结”

唐代所铸开元通宝、乾元重宝铜钱背多纹饰,或月、或星、或日、或云,还有一种背同心结,十分奇特。     

票据史话

正开元通宝:开元通宝是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铸行的一种货币,是唐代流行时间最长,最重要的流通货币。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为整治混乱的币制,废隋钱,效仿西汉五铢的严格规范,开铸"开元通宝"。规定每十文重一两,每一文的重量称为一钱,其形制仍沿用秦代方孔圆钱。从此,中国的币制正式脱离以重量为     

简议高阳桥下出土的铅锡钱

我国古代的金属铸币中,铜钱一直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货币流通领域里,铅锡钱也往往具有一定的份额。例如,五代十国闽王王审知的开元通宝钱,南汉的乾亨重宝钱等。清咸丰四年,更铸过大小多种铅钱。只是它们多被人以私铸和冥币相论,惟锡母钱方能引人重视。     

万历三十九年留都铸钱事件与两京应对

一引言 铜钱,在明代货币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家始终将铜钱铸币权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但是却始终受到私铸的困扰。私铸盛行,严重扰乱了明代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     

也谈巴蜀货币及其相关问题

巴、蜀国未铸币。见于列国遗址的桥形铜片非货币而为铜璜,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界的共识。但随着近十几年巴蜀青铜化大发现,这一问题又被提了出来。本先是重新审视了各地桥形铜片的出土环境(部位、伴存物件)、形制特点和存在时限,判定它与配饰品关系多多,并找到它在商周组玉佩的发展与衰减中的位置,遂确认它源于玉佩中的璜。为规范物定名,建议统一命名为铜璜而不再它称。最后,从巴蜀国的时代背景、经济化状况及其同周边国家关系、货币铸行规律等多方面考察,认为巴蜀国可能仍处在实物货币阶段,使用盐、帛(赛布)类为交换媒介。     

加强货币史研究 服务金融工作

正我国货币历史源远流长。殷周时期以贝为币;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布币、刀币、圜钱、蚁鼻钱、金版等不同铸币体系;秦始皇以半两钱统一币制,铜钱成为我国货币历史的主角,在我国流通使用长达两千年。纸币也是中国人的发明。唐代的飞钱带有纸币的性质,北宋早期,由于铜钱数量不足、铁钱难以携带,四川地区民间发行交子,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元朝更是将纸币作为官定货币在全国使用。明清时期,白银与制钱并行,日本、美洲白银     

细说“上海壹两”——“纹银壹两”、“上海壹两”、“关平壹两”及香港造币厂

以现代眼光来看,古中国的货币是没有制度可言。譬如金银虽自古即有价值,却没有制造金银币,即便铸过货币形状也不是用来作流通工具;真正作流通用的,基本上都是铜钱。到清朝时,大体上仍然是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铜钱与银两间基本上维持一千文兑一两的比价,以增减铜钱的重量来配合市场的变化。白银在作为交易媒介的使用上,虽有不同的形状,但仍是以含银的重量计算,不是以数量计,而各地习用的成色与秤法不一,在成色的鉴定及重量的换算上十分麻烦。因此当制作精美、成色重量一致的外国银元流入中国后,由于使用方便很受人民欢迎,慢慢在…     

永光版式谈

东汉以后,货币经济衰退,实物货币抬头。考古资料表明,东汉中晚期剪凿钱、埏环钱等劣质钱盛行,铜钱的实际质量只有五铢钱的一半或更低。虽然南朝宋元嘉四年(427年)铸行四铢钱,规范铜钱流通,但由于民间盗铸,四铢钱终不能行。孝建元年(454年)正月“壬戌,更铸四铢     

四川彭山江口遗址出土清代铜钱研究

四川彭山江口遗址在2016—2019年度的发掘中,共出土清代铜钱65296枚,约占出土钱币总量的90.19%。按照性质可分为制钱、私钱、母钱三类。以宝川局铸钱为例,制钱的重量波动较大,与法定标准存在显著差异,并且清代晚期普遍存在偷工减料行为。私钱可分为铜钱和铅钱两类,私铸者通过减轻铜钱重量或以制钱模印铅钱的方式铸钱牟利。母钱在铸造工艺上与子钱存在显著区别,结合出土背景来看,宝川局母钱应具有流通属性。对出土清代钱币按照年号和铸地进行统计,发现出土钱币的历时性变化不仅反映了该区域清代货币经济中铜钱的流通特点,同时也反映了人口迁徙、银钱关系、交通路线对流通中所使用铜钱类别和货币形式的影响。     

试论唐前期的私铸问题

唐代,是中古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新高潮的先行阶段,货币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而货币问题对整个社会也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唐代的货币形态,主要是铜钱和布帛两种。布帛作为代表社会财富的主要形式,汉唐之间曾长期发挥着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大唐镇库”大铜钱是臆造钱

《大河报》2006年4月26日刊载了一篇关于五代十国的钱币的文章,其中有“传世有大唐镇库大钱一枚(图1),钱体厚重,文字无唐代钱币风格,前人均定为南唐时物,很可能铸于大唐通宝钱的同时,因唐国通宝也有楷书特大型钱一枚(本文无此钱拓图),铜质淡黄,与此可互相印证,当同属镇库性质”。上文所说这枚大铜钱,实际是臆造的假铜钱,中国历史上的南唐时期(937—975年)根本没有铸造过这种所谓的“大唐镇库”大铜钱。根据如下:一、历史文献中没有南唐时期铸造“大唐镇库”大钱的任何记载。《十国纪年·南唐史》记载:“元宗(李璟)铸唐国通宝,二当开元钱一。…     

洛阳五代墓出土开元通宝钱初析

2009年10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洛阳市洛南新区龙盛安置小区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座五代时期的墓葬。这座墓葬除出土有铜印章、铜镜、石砚、白瓷碗、陶罐等文物外,还出土了64枚铜钱。这64枚铜钱全部为开元通宝钱．其中早期18枚,中期27枚,晚期16枚。这座墓葬出土的铜钱数量较多,版别丰富,这在洛阳以往考古发掘的唐代和五代时期的墓葬中是不多见的。现将这64枚开元通宝铜钱在以往分期研究成果①的基础上进行分型分式研究。     

福建铸币始于唐

福建何时有铸币？据史籍记载和出土实物考证,当始于唐代中期。《福建通志·钱法志》载：“唐会昌五年（845年）,令天下铸钱所,（铸币）各加本郡号。”当时全国各地地方铸币共有二十六种,其中有加“福”字的铜钱,货币学家普遍认为系福州铸造,通称。会昌开元福字钱”,这是福建铸造的最早的铜钱币。     

日本货币简史(摘录)

一、古代货币我国最早铸造的货币是和铜元年(780)5月铸造的“和同开珎”(又称“和同开宝”)。这种铸钱业是从武藏地区向朝廷献纳自然铜开始的。因为当时铜产量很少,所以朝廷似乎认为这是值得庆幸的事,便把年号从“庆云”改为“和铜”。开始铸造银币,而后又造出了铜钱。和同开珎开铸以前,是以稻米布帛之类作为实物货币(自然货币)使用的。此外,在飞鸟时代还有从朝鲜传入的无文银钱(菊文银钱)和无文铜钱(稻文铜钱)。在这种银钱上可以看到类似菊花的图案,而在     

滇(贝八)小录

明初,云南所使用的货币,除钱外,还有贝。但到明末清初,贝币被废止,铜钱起而代之,成为商品交换的主要媒介。货币是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过程中,从大批商品中分离出的一种特殊商品,它的职能是起到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从经济发展史上来看,货币应是在公元前三,四千年的远古时代,在商品生产发展过程中自发产生的。历史证明:在早期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各阶段,能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有各式各样的商品,如毛皮、牲畜、宝石、贝壳等。在这里,云南的贝,就是其中之一。贝的使用在中国有很悠久的历史。“贝”、“朋”始自远古,本     

由日本《朝日新闻》谈唐开元钱的版别

“开元通宝”系中国唐代货币，而《朝日新闻》乃日本当代影响最大的综合性报纸之一。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国开元通宝的钱文和日本《朝日新闻》的报头，同出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的手笔，恐怕不是人人皆知之事了。     

我是怎样收集历史货币的

每当我看到有人身上带着古钱币,心里真是羡慕极了。有一次,我和家里的一位客人发生了争论,他说开元皇帝是明朝的,我想了一下说“是唐朝的”。起初他还不信,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就拿出一枚刚得到的“开元通宝”铜钱和一本《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经过对证他终于认错了。此时我才知道从一枚小小的铜钱上还能学到历史知识,再看那古钱精     

“平定州专用铁钱”造币始末

<正>与我们现在使用的纸币不同,明清时的白银和铜钱（制钱）两种货币不仅是货币,本身又是两种金属商品。白银和铜钱（制钱）作为货币使用,具有等价交换的性质。在清代,这两种货币有各自不同的使用范围,“用银为本,用钱为末”“大数用银,小数用钱”,民间以银兑换为铜钱后,用于零碎小额支付。但是,由于中国银矿藏量很少,政府无法铸造统一的银币,所以白银只能作为称量货币流通（清光绪年间开始出现流通国内外的银铸币,     

河南尉氏出土窖藏史思明钱币

2013年,尉氏县公安局收缴一批铜钱,为唐代安史之乱史思明据汴州时所铸的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这批钱币的发现对研究唐代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及尉氏地方史提供了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