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古代法治之辨——浅析亚里士多德与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异同点

思想是现实和时代的产物,古希腊和古中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地理条件孕育了不同的法治思想。亚里士多德和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作为西方和东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异同集中表现在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法律性质以及法治的目的与作用三个方面。因此,分析和比较各自思想的特点和成因,不仅有助于了解中西方法哲学传统,同时对于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论中国当代法治建设与法制传统的冲突问题

分析我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就会发现其根源于中国法制传统中固有的法律意识、法律文化、法律思想的综合体在发挥非制度性的消极影响。这些影响与现代法治建设之间产生了人治传统与法治精神之间的冲突、法制的传统道德与法治建设中的法律冲突、革命传统与法治的保守精神相冲突、传统的恶法意识与法治建设的良法要求相冲突、统治工具论法观念与公平正义法观念之间的冲突等。理清这些冲突并寻求解决冲突的良策,是推进法治建设中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论中国宪政的文化基础

通过对中国宪政历史和现状的考察,中国宪政存在的问题不仅在于宪法本身需要修改和完善,需要确立良好的宪法制度,而且在于中国宪政的文化基础尚需筑实.因为如果不能改良传统文化中的非法治思想,不能培养公民的法治精神和宪政道德,则很难彻底地实现宪政政治.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新阶段——《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读后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新阶段——《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读后张忠培（故宫博物院·吉林大学）文头的话：发出此稿时,以毕生精力奉献给考古学研究与教育的杰出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已于１９９７年６月３０日一时三十分停止了思想,享年八十八岁。在中国考古学的历程中,这位老...     

论新中国法治思想与法学教育的发展

回顾新中国60年法治思想与法学教育发展,两者具有划分阶段一致性的特点,即共同经历了开创时期、中断时期、恢复时期和繁荣时期四个阶段。法学教育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之一,新中国对法学教育在法治建设中重要性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明晰化、具体化的过程。同时,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考察,法学教育为法治思想培育了法律文化基础。转换角度分析,法治人格的塑造是法学教育的目标,新中国在明确法治人格含义的基础上,不断地探索着塑造法治人格的法学教育模式。     

中西“德治”释义及其现代价值转换

几千年中国传统政治统治理念与方式中,"德治"占据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成为中国传统政治设计与实践的主导思想。尽管经历了几千年的风云变幻,"德治"因其自身的缺陷以及与现代社会政治治理的思路的巨大差异而受到人们的质疑甚至否定。但"法治"尽管是现代社会政治治理的基本形式,其本身存在尤其是在具体实践中的不足却必须有相关内容对其进行补足和矫正,"德治"的价值和功能便成为当然的选择对象而引起关注和研究,也就有了"法治"与"德治"相互补充的明确要求。在当下中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对悠久传统中的相关思想进行深入挖掘和整理已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尤其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治理内在特质的"德治"就成为亟需深入研究并对重大价值和内在缺陷进行概括分析的重点内容。     

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法治"思想是体现法家思想成就的最高形式,也是法家学派被称为"显学"的突出标志,即使秦王以后儒家学派占据了统治地位,法家所奉行的法治精神,也依旧长远地影响着后世。先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启示

儒家法律思想在我国法制思想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而“礼治”作为先秦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不仅是中国封建时期的法律思想的基石,影响着封建法律制度的构建,也因其历史上的功过对我国当代法治有所启示。本文在探讨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礼治”思想的基础上,对当代法治如何正确对待传统“礼治”思想提出了几点建议。     

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当代意蕴

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经历了一段相当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为中国走向法治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在当今这个发展多极化,社会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对于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我们仍然要发挥其积极作用,使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     

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国传统荣辱观的现代转换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国传统荣辱观的现代转换。通过分析中国传统荣辱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主要内容,从传统荣辱观的"爱国思想"、"民本思想"、"义利观"、"艰苦奋斗精神"、"科学观"与"法治观"入手,结合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论述我国传统荣辱观的现代转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