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铎铭文考释

2003年春 ,浙江省绍兴市出土一件50字铭的青铜甬钟。此器为典型的甬钟形式 ,却自铭为“铎”。西周甬钟源于南方商周时期的大铙 ,所以这件甬钟自铭为“铎”或许正是南方大铙的本来名称。此甬钟从铭文字体看 ,是典型的越国鸟虫书风格 ,铭文却注明是徐器 ,或可表明是徐人流亡越地后所作。因此 ,这件青铜甬钟的铸造地 ,当在越国故都绍兴 ,其具体年代约在越王勾践晚期或稍后。     

论商周之际铙钟随葬

作为商周之际青铜编列乐器的核心,编列小铙与编列甬钟一废一兴,虽有短暂重合,但总体趋势却是前后相继,甬钟替代了小铙。小铙的器主以殷商贵族及殷遗民为多,未发现姬姓周人使用编列小铙。周初姬姓贵族使用甬钟晚于非姬姓贵族。晚商编列小铙与最早的编列甬钟皆以三枚为列组基数,虽偶有增益,但仍不违三枚一组的基数原则。甬钟在编列方式上完全承袭了编列小铙的组合方式。从墓中的摆放位置来看,编列小铙与甬钟多被摆放在墓葬棺椁之间,且以墓主头脚两端最为多见。作为一种新器形,不排除甬钟在南方被发明的可能;但作为一种丧葬制度,编列甬钟则继承了殷商小铙编列制度。商周之际存在特磬、特镈或与特殊铜铃编列小铙、甬钟相配的情况,但没有较严格的成例。编列甬钟与其他乐器规制配列当在西周中期以后。     

曾侯乙编钟复制研究中的科学技术工作

编钟是中国古代具有民族特色的重要乐器。钟的前身是铃。从早商的扁圆形铜铃到殷商的编铙,西周中期三件一组的编钟、西周晚期的纽钟和鎛钟,到战国时期的大型编钟,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时期。商周时代用礼乐制度规定名位、等级,制礼作乐成为施行政教的大事。"钟鸣鼎食",作为众乐     

21世纪以来先秦瓷乐器窑址考古新进展

20世纪浙江海盐黄家山、杭州余杭、半山石塘等多处墓葬出土原始瓷乐器,器形主要有甬钟、錞于、句鑃、镈钟等,礼制瓷乐器作为随葬物,为研究先秦埋葬习俗提供了实物证据。21世纪以来,先秦时期瓷乐器考古现有许多新进展。除浙江贵族墓继续发现外,在江苏无锡鸿山大墓亦有数量可观、质量极佳的瓷乐器,同时遗址中也陆续有出土。瓷乐器考古及分析为其产品产地溯源以及先秦时期礼乐等级制度、葬俗特征、越国音乐文化等维度的研究都提供了新材料。     

先秦铜铎及其相关问题

铜铎与甬钟、纽钟、鎛钟及钲、錞于一样,是先秦时期先民们创造的一种青铜乐钟。它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虽较其他几种乐钟略晚,但沿用的时间并不短。《古今乐录》云:"凡金为乐器有六,皆钟之类也:曰钟,曰鎛、曰錞,曰镯.曰饶、曰铎。"可知在"钟"这个总的名称下,实包含了若干(至少六种)不同的青铜乐器。     

商周时代南北甬钟之关系及南北文化交流之检讨

甬钟是中国先秦时的一种重要乐器,它起源于什么地方?其说不一.本文作者认为甬钟是长江流域上古人民的创造,它的前身为江南商代出现的大铙,商晚期,这种乐器经汉水流域进入汉中盆地,进而被周人所采用并加以改善.文章认定汉水是上古时代长江中上游与关中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对认识中国早期南北文化的传播与融汇有一定价值.     

扶风五郡西村西周青铜器窖藏编钟及相关问题

钟在商周青铜乐器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既是宴飨宾朋、祭祀先祖神灵的礼乐用器,也是统治阶级身份的象征,因而备受重视。它以流行年代久、地域广、出土数量多及在古代特殊的作用,也一直为学界所关注。目前所见的西周甬钟主要出土于古周原及邻近地区,在湖南、江西等地也有发现,而以周原为大宗。本文主要通过对扶风五郡窖藏出土的5件甬钟与商铙和早期甬钟的比较,就甬钟的起源等问题略作探讨。     

试论马鞍山青铜大铙的年代及其性质

青铜铙在南方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马鞍山青铜大铙的造型、纹饰与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相似,因此,它的年代应与新干商墓青铜铙的年代相当,可定为商代晚期,相当于殷墟二期至三期。中原系统的青铜铙为军旅乐器,而南方系统的青铜大铙,具有明显的祭祀性质。从出土情况分析,马鞍山青铜大铙的卷云纹饰,以及出土地点距长江古道不远,因此它的功能极有可能是祭祀长江神灵的。     

楚公■钟侧鼓鸟纹研究——兼及商周时期的鸟纹和鸟形饰

楚公■钟侧鼓的鸟纹均为翘尾,与同时期甬钟上流行的垂尾鸟纹不同。商周时期我国南北地区的鸟纹及鸟形饰存在差异。楚公■钟侧鼓的鸟纹装饰,属于南方地区翘尾鸟纹装饰传统,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     

越系青瓷盉形器研究

<正>一、越系青瓷盉形器的基本概念越人是生活在太湖—钱塘江流域的於越族群,越国是於越族群建立的国家。越系青瓷又称“原始瓷”、“原始青瓷”^①,是夏商时期越人的伟大发明^②。用青瓷仿制礼乐器是越人一大的创举,太湖—钱塘江流域出土的青瓷鼎、甗、罍、尊、卣、觯、盉、缶、壶、豆、盘、匜和钟、镈、句鑃、錞于、钲、铎等礼乐器都是模仿青铜器造型烧制的越系青瓷器,其中带流的有“盉”与“匜”。     

城坝遗址M45出土一组乐器的分析研究

本文对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出土的錞于、钲、钟一组青铜乐器做了相关分析,研究发现:这组乐器属铜锡铅三元合金,錞于、钟含有微量砷;均采用范铸法分批、分部件浇铸而成,各部位合金比例不尽相同,錞于的合金比例差别较大。通过微痕信息观察,器身上的部分巴蜀符号为刻划成型而非铸造;器物用途可能仅为陪葬品而非实用器。     

城坝遗址M45出土一组乐器的分析研究

本文对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出土的錞于、钲、钟一组青铜乐器做了相关分析,研究发现:这组乐器属铜锡铅三元合金,錞于、钟含有微量砷;均采用范铸法分批、分部件浇铸而成,各部位合金比例不尽相同,錞于的合金比例差别较大。通过微痕信息观察,器身上的部分巴蜀符号为刻划成型而非铸造;器物用途可能仅为陪葬品而非实用器。     

《鸿山乐器五说》驳议——兼论南方音乐文物的定名

我国古代乐器的研究分为"乐名、乐悬、乐礼","乐名"即音乐文物的定名。我国古代乐器可分为中原系统和南方系统,越国乐器即南方系统的代表。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了陶瓷音乐文物400余件,由于《鸿山乐器五说》用杜撰之辞对鸿山乐器进行更名,从而造成了南方乐器定名的混乱。本文遵循"名物学"的要旨,对《鸿山乐器五说》进行了驳议,并就南方音乐文物的定名进行了探讨。     

《玉台新咏》编纂体例二题

赵刻本<玉台新咏>卷前目录、卷中篇名的作者作品标注,其中"杂诗",一是称作者所有诗作的总和,二是称某一类型诗作的总和,可以作为题目用,三是具体诗作的具体篇题.<玉台新咏>所录作品的题目有列于"篇末"者,当是继承自<汉书·礼乐志>、<宋书·乐志>,是乐府类作品标注法.     

越国贵族墓随葬陶瓷礼乐器葬俗探论

春秋战国时期崛起于太湖地区的越国历史文化中有许多独特的内容,其中在上层贵族墓中随葬仿铜的陶瓷礼乐器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本文根据近年来的考古新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认为,越国贵族墓不像中原和其他诸侯国贵族墓那样随葬铜礼乐器,而是随葬仿铜的原始瓷或硬陶的礼乐器。这种有别于其他地区的葬俗既非越国建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也不是矿源缺乏和战争的原因,而是对本民族传统葬俗的继承与发展。     

纪南城周边楚墓地出土青铜“越式鼎”现象的考古学考察

湖北江陵纪南城为楚国都城,在该城址周边楚墓中出土了约13件青铜"越式鼎",时代始于战国中期,延续至战国晚期。这批墓葬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显示其葬制以楚文化特征为主,但部分墓葬随葬品的越式风格浓郁。通过综合研究,本文认为此为楚化的越人或其后裔墓葬,他们在楚国的社会生活中担当着较为重要的角色。这批楚化的越人可能在楚国军队之中担任军士,或以巫觋身份参与了当地的祭祀等宗教活动,并有着与楚人彼此认同的宇宙观、灵魂观和祭祀习俗。这一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元楚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以及越文化在楚文化构建中的特殊地位。     

Cultural policies for national music in South and North Korea (1960s–70s): a comparative study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ultural policies of North Korea (DPRK) and South Korea (ROK) in the 1960s and 1970s, specifically concerning the disciple of music. In this period, both South and North Korean regimes demonstrated similar conceptualisations of ‘national music’, harmonising Korean traditional music with western musical styles, but the end result differed in the two regimes. The DPRK developed national music through a homogenised musical style by assimilating Korean folk music with a western musical style while excluding traditional court music, with drastic modifications to traditional instruments and musical forms. In contrast, the ROK’s policy on establishing national music resulted in a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ourt music for the ruling class and western classical music, indicating elitism. Particularl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se distinct features of their national music were the result of differences in the strength and interest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between the regimes.     

关于山东滕州前掌大M3、M4的年代问题

前掌大M3、M4一直被认为是商代晚期墓葬,但是两墓出土的青铜銮铃、车辖和陶三足盘却是西周时期才出现的器物,M3有墓上建筑,且被M4打破,说明两墓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不可能为同时墓葬,综合其他遗物的年代分析,M3为西周初年墓葬,而M4则为西周中期早段墓葬。     

句鑃国属新考

句鑃是中国先秦时期的一种乐器,它主要流传在南方是学界公认的,但已往学界对句鑃具体的国属或族属多存而不论,或笼统冠之“吴越之器”,这是因为从句鑃的发生情况确实难以确认其所宗归谁.但笔者认为,据现有的句鑃资料及吴越墓葬材料,应大致可确定其为越国乐器,即为“于越”族的本地特色乐器.本文从多个角度及理由试对此论点进行了论证.     

俗化南夷——岭南秦汉时代汉文化形成的一个思考

岭南地区南越国墓的文化因素构成情况大体有三:一种是相当典型的越式墓,墓主当为比较纯粹的土著越人;一种情况是越式特征已经减退而汉式因素亦不明显,墓主当为受到汉文化一定影响的土蓍越人;第三种情况是汉式因素比较明显却仍然存在相当强烈的越式因素。其中最后一类墓年代更晚,分布亦较为普遍,族属似可称"次生越人"。从考古学文化和历史背景分析,岭南汉族的最重要来源应该是"次生越人"。南越国土著越人与南下汉人融合的大趋势是"次生越人"的形成和壮大,"文化上汉化"的同时,还存在"民族意识上越化"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