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法律社会史研究的价值、导向及其进路

中国当代法律社会史是一个可以多视角审视、多层次观察、多领域延展的拓荒性研究命题.积极开展中国当代法律社会史研究,揭示中国当代法律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探求中国当代法律与社会演变的历史规律,确立中国当代法律社会史研究范式,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开展中国当代法律社会史,既需要有理论的关怀、通史的关怀,也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注重资料挖掘,还应有"瞻前顾后"的意识.中国当代法律社会史有多种研究进路,既可按照现行社会能够与法律产生关联的组成部分分别进行研究,也可根据现行部门法的划分标准分门别类开展研究,还可以新中国的历史分期为分析框架.同时,作为跨学科交叉研究,中国当代法律社会史应充分借鉴社会史和法社会学等学科的优秀研究成果,开拓研究视野,丰富选题内容,如此才能最终呈现一幅形象生动的当代中国法律与社会发展的动态图景.     

社会史:新的史学范式与新的通史观念--评赵世瑜著《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

赵世瑜教授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所著《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一书,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力图形成的新的历史解释思路、新的通史意识及其发展态势与存在的问题。     

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史学研究繁荣和发展的标志之一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和高潮迭起。然而,迄今为止,全国还没有一部权威性的当代社会史或包括当代社会史在内的中国社会通史问世。无论从中国通史的一个断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角度审视,还是从中国正在经历并将长期经历的一个社会形态史(社会主义史)的角度审视,当代社会史都是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者要以学习和贯彻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契机,加大力度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相对应的当代社会史,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支撑。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之我见

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但重点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社会建设和社会生活变迁三大部分。中国当代社会史应以剖析社会结构为基础,以论述社会建设为核心,以揭示社会生活变迁及其规律为目标。目前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仍面临种种难题。当下的首要任务是系统而全面地收集和整理有关当代社会史的研究资料。在研究中,力图把个案研究与社会整体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分析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注意当代社会生活变革与政治变动的互动关系。     

唯物史观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

西方社会史理论和学术话语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现阶段,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在理论建设方面开始了新的探索和反思,出现了一些新趋向:从热衷西方理论的追捧到开始注重本土化研究的学理凝练;从追求个案、专题、区域研究到微观、宏观研究并重;从注重社会史问题的研究到倾力于当代社会史理论的发掘;从学界毁誉参半到注重反思当代社会史研究,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     

国史中的社会史：内容和框架结构

社会史本当是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但目前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还基本是一片空白。社会工作的蓬勃发展需要对建国以来的社会发展历程和社会建设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于是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和学科构建成为急需开展的课题。目前的中心任务是要构建一个比较成熟的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体系,先分门别类地研究专题史,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综合研究总体史。而方志界已经在社会史研究和记述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很值得国史研究借鉴。     

新史学观念下的史料应用——访董国强教授

董国强,1962年出生于江苏南京。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研究、"文革"史研究和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等领域,出版《亲历"文革"——十四位南京大学师生口述历史》《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政治思潮研究》《遥想盛世——人治的理想与现实》《国共两党关系史》等著述。日前,本刊编辑汪丽就新史学观念下的"文革"史研究及史料的选择应用等问题对其进行了专访。     

科大卫与明清华南宗族研究

华南宗族是科大卫教授的重要研究领域。他以历史学为本位,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走进乡村社会广泛收集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并将之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形成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口述历史计划"堪称其进入传统乡村社会史研究的开始,"入住权"理论更是对宗族研究的重要贡献,补充了弗里德曼研究中宗族与地域社会关系的论点。在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宗族研究中,他从地方社会与王朝互动和整合的独特视角,以"礼仪"作为分析工具,展现了宗族制度的历史演变。正是这种路径,形成了有别于传统中国宗族研究的特殊风格。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口述史学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同志在2 0 0 4年 1 2月 1 1日“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文中对什么是口述历史、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口述历史学科建设以及口述历史的重要意义等方面作了深入阐述 ,尤其提出地方志编修中的当代部分是进行口述历史大显身手的时段 ,地方志编修的学者应重视口述历史工作 ,值得我们深思。     

分野与整合: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边界再议

近年来,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取向.跨学科研究在拓展当代中国社会史广度和深度的同时,也导致学科边界渐趋模糊.漠视学科边界的存在只能造成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重心的偏移,影响学科建设.在日益广泛的跨学科融通中,厘清和划定学科边界是保持学科独立性的重要前提,清晰的学科边界是实现良性学术交流与学科互鉴的重要依据.作为史学分支学科,当代中国社会史有必要在坚持史学本位的前提下跨越边界,借鉴并整合其他学科之长,实现问题意识、理论视角和技术方法的创新,这也是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不断深入的基本路径之一.     

2008年以来国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

国外学术界一直比较重视对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研究,2008年以来,国外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涌现了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构成的研究多集中于人口政策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当代社会阶级与阶层构成等方面,且呈现出研究进一步细化的特点。与国内研究相比,国外学者对中国当代生活的研究较早,研究成果也比较成熟,虽然其中有其研究的局限,但在某些方面,他们的研究走在了前面。这与其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悠久传统有关。此外,其采用的研究方法有的值得借鉴,如近年来国外学者越来越重视在研究中运用数量分析的方法,从而进一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兼论历史学的社会学化

“社会史的形成和把它划分为科学历史知识的独立领域都发生在20世纪上半期”。当代史学领域内这一巨大变动,推动了历史研究的日趋“下层化”和“大众化”。“社会史”的兴起,既是当代社会对于史学研究的一种时代呼唤,也是史学对这一时代要求的自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口述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国抗日战争口述史研究是当代中国口述史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文章主要就大陆抗战口述史的发展历程、抗战口述史研究与成果表现的新形式、抗战口述史研究的特点与价值、抗战口述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今后的发展等问题作了总结和评述。     

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议题与边界

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已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界内外所关注的新兴增长点。然而,由于相关的史学理论研究尚未健全,在跨学科研究已逐渐成为一种学术风尚的情况下,学科边界问题并未得到当代社会史学界的足够重视。同样是研究当代中国,相比于社会学等学科,学界有必要坚持其史学本位。在跨越边界去借鉴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之外,更有必要充分认识到本学科的独特价值。通过对《当代中国史研究》所刊载的相关论文的研究,梳理和总结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现有议题与边界,并与社会学等学科作方法论层面上的比较,可以更深入地探讨、认知当前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优势与不足。     

历史工作坊运动与英国口述史的兴起与发展

作为一场由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发起的史学民主化运动,历史工作坊运动以其再现底层声音、挖掘史料来源和研究大众记忆方面的相关工作而受到学界关注。这场运动在继承“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底层史观基础上,利用口述资料呈现社会底层的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口述史的兴起与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为恢复和拯救边缘人物和弱势群体的“隐藏的历史”,口述史被历史工作坊运动的史学家广泛应用于英国地方史、社区史、劳工史和女性史等领域,进而呈现出鲜明的“新社会史取向”。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工作坊运动日益关注记忆问题,尝试从记忆和意识的角度考察口述史背后的社会脉络及其意义,进而推动了英国口述史的“记忆转向”。     

浅谈口述历史对地方志馆的作用

近年来口述历史在中国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探讨了口述历史的概念、特点,以及口述历史与口碑资料的联系与区别,对口述历史做了一点粗浅的研究。地方志是记载一个地方自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该地方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地情全书,方志界研究并利用口述历史为本领域服务对社会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着重从研究方志馆收集、收藏口述历史的现实意义以及如何收集、收藏口述历史的角度,论证了口述历史在方志界的作用,试图摸索出一条方志界运用口述历史为社会服务的新路。     

唯物史观与民国时期傅衣凌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社会史论战影响下,傅衣凌确立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基本问题意识。此后十余年,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始终是傅衣凌分析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工具,但他不再像社会史论战者那样“为公式牺牲材料”,而是开始尝试处理规律的普遍性与中国历史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不再“把方法当结论”,用理论方法来代替历史研究,而是将宏大的理论问题具体化,通过具体、细化的实证研究,来验证理论的真确与否。傅衣凌的这些特点,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性转变。     

“自下而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社会史视角

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体制结束,是一个前后相继、不可割裂的时代。从"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角度对此进行研究,可以纠正以往研究的缺失,丰富我们对新中国历史的认识。中国社会史研究应当引入到现当代史的研究,这亦是社会史研究应有的社会关怀。     

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均关心人的生活,生活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社会文化史的面目出现。日常生活在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中得到的重视程度不同,表述的方法不一,然而都是这些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认为,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应更加明确与自觉地把日常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思想与社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华银投资控股公司共同主办的“严范孙、张伯苓学术论坛———‘思想与社会’学术讨论会” ,于 2 0 0 1年 4月 6日至 8日在南开大学召开 ,莅会学者有 80多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刘泽华教授做了主题报告。这次学术会议的主题是“中国思想与社会” ,集中讨论思想与社会互动过程问题。主要议题是 :关于中国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回顾与评估 ;关于中国思想与社会互动关系的专题研究 ;关于家庭、家族观念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等。有关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