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大慈寺在佛教史上的地位

大慈寺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市区东部,是唐宋时期成都最名的佛教寺院。佛教产生于印度,传人中国后不断发展,对中国人的政治、化和生活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寺院是佛教化的重要载体,至今人们没有进过寺院的为数甚少。汉至南朝时期成都是佛教从西向东传播的中转站之一。成都在佛教发展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在中国佛教史上意义非常。成都的大慈寺曾一度成为中国佛教的中心,对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化影响巨大,因此大慈寺的佛教源远流长,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极重要的位置。     

成都周边地区唐代石窟造像样式形成的相关问题

初唐时代,成都地区有着独有的佛教美术造像样式,而这种样式是承继南朝佛教美术、接受了西域美术的影响,构成了独特的成都样式。成都蒲江飞仙阁初唐石窟造像正是在成都样式和北方石窟寺文化交流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很多学者在探索唐初成都周边石窟样式总是从外来地区去寻找其源流,这种思维方式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在探索隋唐时代的唐代佛教美术样式时候,也许应该有成都样式这样的思维概念。     

齐梁之变:成都南朝纪年造像风格与范式源流

正目次一引言二凉州影响:成都南齐纪年造像三范式转换:成都梁代纪年造像四重心南移:齐梁之变的历史背景一引言在中国古代佛教艺术的长河之中,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发展阶段,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南朝的佛教艺术作品流传于世者远较北朝罕见。目前主要的考古实物资料     

慈心悲愿惜生命 利乐有情度人间——记佛教生命观研讨会

2013年1月16日,来自全国佛教三大语系（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及南传上座部佛教）、四大名山的高僧大德和专家学者共计40余人汇聚成都,举办以＂慈心悲愿,善待生命＂为主题的佛教生命观研讨会,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在四川、青海、甘肃三省藏区发生的自焚事件进行研讨。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斯塔、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四川省副省长曲木史哈等出席研讨会。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活佛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成都地区在南北朝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四川地区至迟到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就已受到西来佛教思想的影响,并产生了一系列与之有关的遗物。成都从汉末佛教传来之初到南朝末年情况非常特殊,在南朝统治的264年中,它有一半时间不在其控制范围内,从未完全归属过南朝中央。在民族和化传统上成都与甘陇地区的关系比与中原或南朝中央地区更近,因此成都地区与中原及建康地区实际上是三个并立的化区。从东晋至南朝,因北方战乱,佛教在东传过程中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成都地区在三个化区中均有着特殊的地位,它的佛教思想及其造像特点兼容了南北的一些特点,同时形成了不同于南北的地方特色。历史背景和化因素的改变在佛教造像上都得到了反映。     

浅析当代佛教慈善团体的组织化建设及发展趋势——以雅安地震后文殊院的慈善救济为例

佛教慈善团体作为社会慈善团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关注度也随着政府部门的重视而日趋上升。雅安地震后,文殊院在第一时间进入灾区并展开了积极救援行动,此次快速有效的支援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灾区的燃眉之急。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代佛教慈善团体的组织化建设及发展趋势,笔者访问了成都文殊院弘法利生部的负责人庆妙法师,并对当代佛教慈善团体的优势与不足进行探讨与研究。     

成都地区南朝石刻造像佛衣的类型

<正>清末至20世纪末,成都地区[1]相继出土多批南朝佛教石刻造像,并涌现出一系列研究探讨这批造像时代与渊源的文章,如《四川茂汶南齐永明造像碑及有关问题》[2]、《成都万佛寺出土佛像与建康佛教》[3]、《试论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4]、《四川南朝佛教造像的初步研究》[5]、《成都地区南朝佛教造像研究》[6]、《关于中国成都地区的佛教造像——以520~540年间造像为中心》[7]等。近年随着考古资料的刊布,揭示出的内容愈益丰富,特别是其中     

《巴中石窟研究》出版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雷玉华著《巴中石窟研究》已由民族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发行。这是郑炳林、樊锦诗主编"敦煌学研究文库"的一部新作。该书系由作者在全面调查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的基础上完成的,包括对巴中石     

试论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

南朝佛教石刻造像历来较为少见。从目前发表的资料看,主要出土地点集中在四川成都地区。清光绪八年(188年)在成都市西门外万佛寺遗址曾出土百余件石佛像,1937年、1953年和1954年又在该遗址中出土200余件。1958年刘志远等编著的《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一书刊布了其中的纪年造像和部分残石造像,但详细报告至今未能整理出     

汉代佛教入川之途

《成都物》在今年首期上,发表了《汉代佛教人川途径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拜读了李豫川先生的章后,觉得有不少可商讨之处。故为此,以求教于李先生。     

四川成都出土南朝石刻造像存疑——兼谈平杨府君阙龛像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成都万佛寺、商业街、西安路三个地点先后出土数十件有年代题记的南朝石刻造像,这些出土材料立即成为佛教造像研究的标尺。可是,经过笔者追根溯源的分析发现,成都出土的所谓南朝石刻造像实际上是宋代仿家的作品,从地层关系、造像组合、造像服饰、造像执物、佛座装饰、博山炉、幢、背景的芭焦树形、题记用语等方方面面都可以发现它们的晚期特征。     

來函照登

編輯同志: 您刊一九五四年第九期發表的「成都萬佛寺石刻造像」一文中,有兩點需要更正:(一)一百一十一面,第四行括號內「現在四川省博物舘收藏的佛教造像中年號最早的為茂縣出土的南齊     

彭县龙兴舍利宝塔

龙兴舍利宝塔座落于距成都38公里的彭县天彭镇,为能海法师率众于1949年建成的金刚宝座式塔。塔是佛教建筑物,源于印度、东汉末年,随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相结合,受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建筑,大体可分为楼阁式塔、密檐式塔、亭阁式塔、花塔、覆钵式塔及金刚宝座式塔等类型。金刚宝座式塔从佛教内容上讲,是属于密宗的塔。佛经上说:金刚界有五部,每部有一个部主,中为大日如来佛,东为阿閦佛,南为宝生佛,西为阿弥佗佛,北为不空成就佛。金刚宝座     

四川成都福感寺遗址佛教造像埋藏坑清理简报

2016年4月至2017年10月,为配合基本建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实业街30号地块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揭露面积约1.2万平方米,其中两个灰坑(编号H19、H68)出土了一批南北朝至唐代佛教石刻造像,数量较多且堆放相对集中。这些造像以红砂石质为主,包括佛像、菩萨像、天王像、背屏式组合造像、造像碑、盘龙碑首等,雕刻技法有圆雕、浮雕及线刻。根据发掘位置及出土文字信息等可知,本次发掘地点为隋唐时期益州城西著名的佛教寺院福感寺,出土的造像延续时代较长、艺术元素丰富,对于研究成都地区历史及佛教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成都市青白江区明教寺觉皇殿调查报告

2010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的明教寺觉皇殿进行了调查、测绘。该建筑虽经后世改建,但主体部分仍为明代木构,推测其建成年代不会晚于明成化元年(1465年)。殿内的建筑彩画、彩塑及壁画亦为明代遗物,是研究成都地区明代建筑、佛教历史的珍贵实例。     

人物介绍

杨春蕾,中国现代汉传佛学画家,张大千再传弟子。1969年生于成都,笔名杨丰源,籍贯重庆;1988年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2004年师从大风堂关门弟子孙家勤先生,擅长书法、工笔重彩、篆刻。常有作品参加国内外展览,并获得不少殊荣。现担任张大千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从事佛教绘画创作30余年。     

早期佛教南传系统中日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

1991年9月20日至21日,由日本龙谷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博物院发起的早期佛教南传系统中日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南京艺术学院、《东南文化》杂志杜、西南师范大学、四川美术学院、四川大学、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哲学所、民族所、四川省博物馆、文管会、绵阳博物馆和乐山文物研究所等单位30余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会议,日本龙谷大学专家山田明尔,木田知生和人泽崇等也参加了会议。     

浅析民俗佛教——兼谈世俗化与民众化的认识

传统宗教学往往立足于各大宗教与政权建设的关系及宗教自身的发展等问题,而忽视宗教在民间的发展状况,佛教也不例外,但随着官方主宰下的大传统佛教文化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民间佛教信仰及边缘化佛教信仰的研究.因为在关于中国佛教分类方面学术界没有统一的共识,不同的研究者根据其研究角度的不同对佛教进行了或细致或粗略的分类,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以下几种看法:许理和先生把中国佛教分为"王室佛教"、"士大夫佛教"、"民众佛教",顾伟康先生把中国的佛教分为雅文化层次的"经典佛教"和俗文化层次的"民俗佛教",李四龙先生认为中国的佛教可分为学理型佛教和民俗佛教.     

孙中山与佛教

孙中山尽管对佛教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但他对佛教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佛教的教义、佛教的功用等有相当的了解,他从佛教中获得了一些有助于国民革命的启发,对佛教"灵境"也有亲身的感受.孙中山在处理有关佛教事务时,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不仅在法律上确立佛教的平等地位,而且积极支持佛教的革新和佛教团体的建立,对蒙藏活佛、寺产等佛教事务的处理,提出了较为稳妥的办法.孙中山对佛教的认同和对佛教事务的妥善处理,赢得了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生前,佛教徒给了孙中山以有力支持;死后,佛教徒给了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以高度评价.     

峨眉山佛教的起源和传承

西汉时期的峨眉山,还是“夷獠蛰居之地,山中荆榛遍布,野兽放逐其间,未可得而游也”(见清顺治年间翰林院修撰蒋超所《峨眉山志》)。其地远离繁华都市和川I滇大道,故佛教的传人要比省内交通要道上的成都、乐山、彭山、蒲江、南充、绵阳、芦山、大邑、新津等地晚一些,但至迟也应在东汉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