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莱芜嬴城遗址炼铜渣初步研究

为了解山东地区早期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等方法,对莱芜赢城冶炼遗址出土的3件炉渣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其中2件为红铜还原渣,1件为砷铜熔炼渣。由此推测该遗址铜的还原可能存在两种工序,并且掌握了利用含砷矿物"点炼"铜液得到砷铜的技术。遗址所利用的铜可能来自于北江水铜矿,砷可能来自于鲁中山区,炉渣所属的时代应与遗址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年代相近。     

甘肃武威市雷台出土铜奔马年代考辨

近年来,《光明日报》刊登孙机先生《武威出土的铜奔马不是汉代文物》一文,把这件已经成为中国旅游标志的东汉铜奔马的年代改订为西晋时期。该观点得到了附和,有学者认为这件稀世珍宝铜奔马不是汉代文物,而是西晋文物遂成定论。但是     

我自铸铜铍及其相关问题

洛阳市宜阳县文化馆收藏有一件自铭为铍的剑形兵器。它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铜铍的起源、形制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新资料。一铜铍的形制、铭文和年代这件铜铍由身、格和茎(柄)组成。身扁平     

试析台西铜匕及其相关问题

河北藁城台西遗址M112出土的一件兽首铜匕,是目前唯一一件早于晚商的柄端带兽首器物。这件铜匕对探究晚商时期北方地带兽首类器物的起源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台西铜匕的形制做了仔细分析,并对与之相关的来源、出土单位以及出现的背景做了讨论。     

新见几件有铭铜簋

河南省开封市博物馆收藏有几件春秋期的有铭铜簋,其中束仲父簋3件、录簋盖件,原系1966年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薛店镇朴寨村(原薛店区太仆乡)陈德周捐赠给河省文物工作队,20世纪60年代移交今开封博物馆。现将这几件铜簋介绍如下,并对器进行考释。束仲父簋3件(馆藏号:09317、093109320)。形制、纹饰及铭文均相同,其中2件     

1958年武汉截粮事件

这是件发生在特殊年代的特殊事件。当我们敢于回首面对事实时,还能说那三年之祸完全是"自然灾害"吗?     

河南淅川县阎杆岭83号墓发掘简报

2005年12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丹江口水利枢纽加高工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阎杆岭墓群Ⅱ区的83号墓进行发掘。该墓为"甲"字形积石积炭墓,出土鼎、罐、瓮、壶、仓、灶、井等陶器和铜盆、铜甑、铜釜、铜五铢钱、铜兵器、铜车马器、铁剑等随葬器物99件,年代为西汉晚期,为汉墓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大堡子山秦陵乐器坑所出铜虎性质刍议

礼县大堡子山乐器坑所出三件铜虎并非乐器中的"敔"。文献记载中的"敔"是木质的,其演奏方式与铜虎毫无关联。三件铜虎具有神秘的宗教意义,是秦人崇虎情结的产物。     

浙江瑞安发现三件元代铜权

近几年来,瑞安县相继发现三件元代铜权。这三件铜权均为束腰扁六面体,造型略有差异。 "延祐元年"(1314年)权横山公社     

长沙树木岭出土战国铜匕首的族属问题

《文物》1981年第7期发表了胡顺利同志的《关于湖南一件铜匕首的民族风格》一文,对拙作《湖南发现的几件越族风格的文物》(载《文物》1980年第12期)一文中介绍的长沙树木岭一号墓中出土的铜匕首的族属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件铜匕首柄上的人物形象与‘断发’的越人不同,而与‘魋结’的西南夷属族相近。它是西南夷遗物的可能性更大"。对这一论断,笔者不敢苟同。     

安徽霍山县出土吴蔡兵器和车马器

霍山县文物组最近入藏两件错金铭文铜兵器,一为"攻敔工差"戟,一为"蔡侯(?)"戈。这两件铜兵器于1980年3月出土于南岳公社上元街大队十八塔生产队的一个小山头上,伴出器物还有铜殳、车(车口)和马衔等。经勘察,得知这批文物系出自一座春秋晚期的     

叶县、保利博物馆藏索氏劫簋铭文与年代

叶县与北京保利博物馆所藏索氏劫簋与簋盖,属于"殷民六族"中的索氏族所有,作器者之名应释为"劫",而不是"结".该铜簋的年代为西周晚期.     

“瑞福鼠——南京博物院藏鼠文物特展”开展

正"瑞福鼠——南京博物院藏鼠文物特展"于2020年1月5日在南京博物院艺术馆正式开展。此次展览展出百余件藏品,勾勒描绘出鼠这一物种在中国文化中的丰富内涵和独特意义。展品从写有"鼠"字的商代甲骨文卜辞,再到现当代的各类鼠主题艺术品,时间跨度达三千余年,包含陶塑、     

天祝铜牦牛的故事

1972年6月,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哈溪镇出土了一件青铜牦牛。与牦牛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铜马、一件铜骡,铜马、铜骡因锈蚀严重而未能保存下来。唯铜牦牛因质地厚实而几经磨难终于保存下来了。1980年铜牛被收藏于县博物馆。这件文物身长118厘米,前脊高61厘米,角长40厘米,重75公斤。     

麦积山瑞应寺藏道场诸圣牌及牌竿小考

麦积山瑞应寺藏有道场诸圣牌(1)34件以及圣像之下列插的牌竿46件,其创作者主要是寺院的僧人和民间无名画工。在整理过程中,发现部分圣牌的裱褙纸上有明代木刻"西方公据"(2)和"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壹日焚化"等字样。由此可推断,这一批水陆画最晚至清代早期所制,甚至可早至明代末期。另外寺中还藏有尺寸更小的牌竿若干,其作用与"拜佛如同在寺院"意义相同。这一批道场诸圣牌有着重要的艺术、文物和文献价值,对研究明清佛教史、民间宗教信仰、民俗文化、民族服饰及中国美术史等都是难得的宝贵资料。     

从张庄桥墓出土铜器谈“蜀西工”诸问题

从张庄桥墓出土铜器谈“蜀西工”诸问题郝良真７０年代初,文物工作者在邯郸市南效张庄桥村北发掘了二座砖拱多室墓①。其中,在一号墓出土了１件鎏金银铜酒樽;在二号墓出土了１件带刻铭的铜酒樽托盘和１件铜酒樽盖。三器现藏邯郸市博物馆。该墓出土的这三件铜器,均通体...     

西安北郊枣园南岭M1西汉墓铜器上的铭文

西安北效枣园南岭M1西汉墓出土了数百件文物,其中铜量和带环铜附件这两件铜器上刻有铭文,分别是"私府"和"中厨"。经研究,"私府"为当时皇后系统主要官职之一,"中厨"则是"中宫厨长或中宫厨丞"的简称。     

育人以何为本?

学校教育在培养学生时,要做到育人为本,应该重视三点:在教育内容和目标上,要育之以"德",德育为先,发展学生社会性;在促进学生身心发展时,要育之于"内",发挥学生主体性;在培养学生的途径上,要育之重"行",强调学生的实践。     

商周时期纵置提梁铜卣研究

<正>本文所言的纵置提梁铜卣,指的是器体呈椭圆形、提梁方向与最大腹径方向垂直的铜卣。商周时期的纵置提梁铜卣,由于数量较少且发现或保存地点较为分散,虽然以往曾有学者简要提及,但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目前所知的商周时期纵置提梁铜卣的型式与年代、起源与功能、时空分布特征及背景原因、使用者身份等级等问题进行探讨。一型式与年代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所知考古发掘及传世收藏的纵置提梁铜卣共46件,其中考古发掘品13件,未经正式考古发掘但出土地点明确     

深圳博物馆藏元代铜权及相关问题探讨

本文通过对深圳博物馆藏的一件铜权铭文的辨析与考释,从而引起了对元代同类"保定路"铜权的关注与探讨,揭示出"保定路"铜权为元代铜权中的一种特殊的铜权,其造型单一,铭文存在专属性。同时,亦探讨了元代铜权的铸造发行机构与使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