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生女真人的宗族文化(下)

原文分上、中、下三次发表四个论题：“上”为第一个论题,即生女真人在建国前后的宗族部族组织,发表在本刊第一期;“中”为第二个论题,即生女真人的宗族文化活动,发表在《黑龙江民族丛刊》２０００年第４期;“下”为第三和四个论题,即本文要论述的生女真人的宗族文化机制和女真人的汉化是其宗族文化发展的必然归宿。女真人的宗族文化机制包括浓厚的宗族思想意识、宗族权力的世选制传承方式、宗族民主集中制（宗族勃极烈制与宗族军事民主制）和宗族接续婚等。这些宗族文化及其机制与产生儒家文化的夏、商、周的宗族文化及其机制大同小异,因而女真人如饥似渴地学习吸收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所以女真人的汉化是其宗族文化的必然归宿。     

从程氏家族续谱建祠看当前农村宗族复兴

我国是个宗族传统浓厚的国度,近代以来,农村宗族势力受到严重打击并走向衰落。但自改革开放后,宗族出现"回潮"现象。本文基于对江西省T县程氏宗族续谱建祠的个案调查及剖析,探讨在当代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经历剧烈变迁的宏阔背景下宗族复兴的原因。最后提出当前的宗族复兴不是对传统宗族的复制,表现出"新宗族"的形式。     

从弥散型宗族到点缀型宗族——以浙江省福佑村鲍氏宗族为例

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族文化,其产生和变迁的过程与具体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由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宗族文化经历了由崇高到世俗,由实体到象征的变化,宗族与村落社会的关系也与这种变化相伴随。这种变化,概括地说,是由一种弥散型的宗族转变为点缀型的宗族。这种类型归纳的意义在于,对于具有弥散性的点缀宗族我们可以通过宗族意识唤醒人们的集体意识,村落意识。而对于纯粹的点缀型宗族,则要防止潜在的宗族力量变为显性的社会力量,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近十年晚清民国以来宗族研究综述

晚清民国以来宗族的研究有了明显的进展,在宗族社会变迁、宗族近代化、城市宗族研究方面都出版了专著,研究者还注意从区域入手探讨宗族,深入研究长江中下游、广东、福建、安徽等地宗族,极大改变了以往近现代宗族研究的薄弱状况.华北宗族的研究引起人类学与历史学学者的重视,客家宗族研究形成高潮,人类学者关注当代宗族.当代宗族复兴的研究方面,宗族与乡村自治的探讨成绩突出.     

试论魏晋隋唐时期的宗族政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中古宗族势力发展的顶点,也是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各王朝在巩固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虽然必须借助于宗族与士族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它们都与异己的宗族与士族势力进行着强力的较量,并开始清理宗族势力在乡村社会中的根基。就其宗族政策而言,魏晋以依托为主,南北朝以收拢为主;收拢之力度南不如北。至隋唐时期,旧式宗族逐渐消解,新式宗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隋唐王朝则从制度上完成了对宗族这一社会力量的有效分解与钳制。在隋唐宗族政策的冲击下,中古宗族的政治与军事功能逐渐消退,经济互助功能以及血缘凝聚力的效能与影响明显逊于前代,宗族威权发生蜕变,开始了向近古新型宗族的演进。     

近30年来皖中村落宗族的复兴与衍变——以舒城县山七镇牌坊村为例

农村宗族自20世纪70年代末复兴以来,发展衍变迄今已近30年。学界关于农村宗族复兴原因的研究也日趋增多。从30年来皖中地区的一个山区村落——牌坊村的宗族发展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宗族复兴与衍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为传统宗族功能的短暂复归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为宗族观念、行为及组织的变革时期。从两个阶段呈现的不同特点可以看出,宗族的负面影响是暂时的现象,并且随着新的宗族组合形式——网络宗族的出现,宗族在现代化大潮中不会最终消解。     

国民政府时期的两湖新族学与乡村宗族

国民政府时期,两湖地区的新族学实施近代教育,发展到相当规模和水平。新族学并不是单纯的国民教育机构,它与乡村望族具有密切的关系,也是一种宗族组织形式。新族学集合了城乡近代宗族精英,其中,新乡绅在新族学及其校董会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新族学及其校董会成为乡村宗族新的中心,宗族旧的祭祀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教育功能。新乡绅推动了宗族制度的改良,促进了乡村宗族变迁。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宗族”概念的界定

“家庭”“家族”“宗族”都是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社会群体,都是社会学的概念。我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立的人类学、社会学体系,主要受欧美国家和日本的影响。在英语世界,     

关于中日"自治传统"的比较分析

近代中日两国在实行地方自治前,都存在着一定的“自治传统。”这种传统在日本日村落共同体,在中国日宗族自治、乡绅自治。但是虽然同为“自治”,实际上有着很大差别。这种差别也可谓是导致两国实行近代地方自治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通过对中日“自治传统”在地方公选议会、地方公共财政的运营和地方公共团体法人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总结出中日“自治传统”具有的不同的特质。     

“房头”的凝聚与消散——鄂东南“接太公”习俗的社会基础及其当代变迁

对鄂东南地区"接太公"习俗的研究可以探寻民俗活动的时空语境。由于地理特征和早期移民活动而分散居住的宗族房支通过连年举行的"接太公"活动形成了日常生活中跨越地域的共同体意识和行动路径。进入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力量的深入,村庄流动性的增强,地方文化中支撑房头意识的意义系统和行动单位正在被替代,"接太公"习俗得以延续的价值依托和组织载体日渐消解。     

弗里德曼模式与中国宗族社会史研究

弗里德曼模式是从乡村社会、社会分化与国家一宗族关系视角研究中国宗族社会的。尽管弗里德曼模式存在着忽视中国亲属关系本土性特征的问题,但弗里德曼所建构的中国宗族结构模式仍然反映了中国宗族社会的基本结构特点。近年来对弗里德曼模式的批评并未真正颠覆弗里德曼模式,弗里德曼模式仍然可以作为中国宗族社会史研究的有效理论工具。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关系控制初探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族规家法等制度设计,对处理与其它宗族和成员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制定了相应的规范措施,并通过对这些规范措施的积极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自身及其成员社会关系的控制.而这对维持该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长期繁荣及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徽州宗族研究研究概述

传统徽州是一个宗族体系,因此徽州宗族的研究是徽州学的基础,徽州宗族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整体中国国情的认识,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对徽州宗族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徽州宗族的资料积累也十分丰富,在新世纪开始之际有必要对徽州宗族研究一学术回顾和学术总结,以便在更高的层面上发展徽州学。     

饶平县瓜园社张氏宗族历史与传统习俗考察

为研究客家亚文化,探讨客家聚居中心边缘地区的客家传统社会,笔者选择位于潮州市饶平县北部的客家聚居地瓜园社作为调查对象。瓜园社(即今上饶镇的一部分)虽属客家地区,但其方言、习俗等与客家中心地区有较显著的差别,俗称“半山客”地区,实即为客家亚文化区域。     

乡村都市化与都市村民的宗族生活--广州城中三村研究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乡村都市化进程加快,都市宗族这种特有的文化现象亦受到影响,传统观念的文化土壤、都市环境的心理适应以及经济利益的内在牵引是都市宗族得以存续的条件.然而,都市生活的浸染,致使宗族权力再度萎缩,宗族意识日趋消解.随着"城中村"的改造、"村庄的终结",都市村民的宗族生活必将转化为远离其传统载体的文化躯壳,并在跨越边界的社区网络中渐淡地延续下去.     

论唐代的分家析产

中国历史上的宗族结构，五服内外是亲疏关系的一个分水岭。五服之内的亲属板系都可以称为“家”。这样的“家”有三个大的同心圆：父、己、子构成同心圆的最核心结构，是为核心直系家庭；上下推及祖、孙，旁及堂兄弟，是同心圆的第二层次，若同居，是为四世或五世同堂的家庭；同心圆的最后一圈从曾祖到玄孙，若同居，是为九代之“家”，比如唐代的张公艺和江州义门陈氏，这样的“家”只是特例。     

宋明时代徽州的程灵洗崇拜

作为一名载入南朝正史的豪强人物,程灵洗在南宋以降的徽州社会一直是颇具影响力的神祇。当地对程灵洗的崇拜,从宋到元经历了形式上的变化。从南宋最初的露天社祭到世忠庙的营建,从元代程元谭-程灵洗世系关联的建立到元末各地世忠行祠的兴建,崇拜形式变化的过程也是地方神祇正统化的过程,其中地方士大夫是主导力量。随着程灵洗在明初洪武礼制中祀典地位的确立,以及明代中叶徽州商人力量的勃兴,在地方社会组建宗族的潮流之下,程灵洗崇拜不仅逐渐呈现由商人主导的态势,同时也具有了明显的宗族化的倾向。原先各地流行的世忠行祠最终演变成了各地的程氏宗祠,徽州早期的豪强人物程灵洗由此逐渐进入各个支派的程氏谱牒,成为了他们共同的祖先。     

论魏晋士人“孝先于忠”的观念

"忠"、"孝"是中国古代两种最重要的道德观念,二者都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基础。通常统治者往往更重视忠,但魏晋时期却由于种种原因,忠孝关系倒错,形成了"孝先于忠"的观念。     

丰顺县建桥围的宗族社会与文化变迁

随着客家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客家化的在地化问题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①客家社会是一个移民社会,客家社会的形成与变迁实质上是移民的在地化过程。所谓在地化,即主流化“地方化”,为移民依据自身的政治、经济、化优势,充分利用当地各种自然、社会资源,融入当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