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郊祀礼试探

两晋郊祀礼是国家祭祀制度中的最高礼仪。这一礼仪包括南郊和北郊祭礼。南郊祭祀的主神为天;北郊祭祀的主神为地。在所祭的主神之外,还有配祭神和从祀神。两晋郊祀礼具有完整连续的仪节,但是,两晋郊祀礼不重视以乐舞相伴,因而,与传统的郊祀礼具有一些差别。并且,郊祀礼也不能按规定时间举行,所以也就冲淡它的影响。两晋郊祀礼对主祭者与助祭者都有严格的规定。这正是他们现实的政治地位在郊祀礼仪活动中的体现。由于对郊祀神祇信仰色彩的减弱,所以,也就很难影响两晋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发展。     

西汉太一神祭祀与元宵节起源——唐代崇道思想下的政治附会

元宵节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民俗文化节日。关于元宵节的起源,目前有诸多说法。其中,元宵节起源于"汉武帝祀太一神"的说法最具影响力,也即"太一神起源说"。"太一神起源说"出现在唐代,但这一说法并不成立。因为从节日节期与活动内容来看,"汉武帝祀太一神"与元宵节相去甚远。而且,汉武帝时期建立的太一神祭祀活动至西汉末年就已经消亡,只有祭祀制度得以延续。唐代出现的"太一神起源说"是明显的附会,这与唐代统治者的崇道思想有关。     

五代宋初的洛阳和国都问题

五代宋初时期的国都建置 ,历来成为史学界所争论的问题之一。日本学者久保和田男的《五代宋初的洛阳和国都问题》一文 ,从郊祀功能和象征性两个方面 ,对这一时期的国都建置做了深入探讨。文章认为 ,在都城的南郊祭天 ,是中国古代国都的重要机能 ,而五代前期 ,各王朝大都在洛阳的南郊举行祭天典礼 ,故洛阳要优于开封。至后周时 ,郊祀则在开封举行 ,遂使开封的国都机能更加完备 ,奠定了宋都开封的基础。又从作为国都的象征性机能这一视角切入 ,论述了由洛阳表现为宅舍壮丽到开封表现出军事武力的都城景观之变化。     

“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读《史记·封禅书》札记

“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读《史记·封禅书》札记王守成《封禅书》是《史记》中的一篇佳作，不仅文辞精彩，而且富有思想性。《封禅书》记述自上古至汉武帝时期的有关封禅、郊祀、鬼神等属于宗教迷信方面的观点与活动。其中，有关汉武帝一代的内容约有一半篇幅。...     

东周时期车马祭祀探论

车马祭祀可以上溯至殷商时期。西周时期,车马用于周王室的重大祀典。东周时期,祭祀礼制逐渐被破坏,各诸侯国僭越周礼规定,车马被广泛用于郊祀、宗庙祭祖、社祀、山川望祭、盟誓、方神等各种祭祀,祭法多采用沉和瘗埋的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祭祀观念的变化,最迟到战国中期,木偶车马被用于祭祀,成为秦汉以后车马祭祀的发展趋势。     

西漢末年的“皇天上帝泰一”

<正>《漢書·郊祀志》載王莽於平帝元始五年(5)定立"元始儀",確立南郊郊祀制度。"元始儀"祭天、地於長安南北郊,並據《周禮》"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之語,於長安四郊分立五畤。中華書局點校本《漢書·郊祀志下》載王莽上疏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墬。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地祇稱皇墬后祇,兆曰廣畤。……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墬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畤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於長安城之未墬兆。……"(《漢書》卷二五下,     

塑造正统: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

在塑造华夏正统过程中,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在胡汉问题、南北正朔之争、皇权等因素主导下,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历史层面。北魏前期先祖祭祀以东庙为主,至孝文帝改革先祖祭祀制度,太庙祭祀的地位始得以凸显,彰显出北魏先祖祭祀由胡汉杂糅走向以华夏制度为主导的历史转变。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经历了孝文帝之前"天子七庙"的形成以及孝文帝以后太庙制度的确立两个阶段。中古时期宗庙制度的构建在经学理论上主要以郑、王礼说为依托,两晋南朝宗庙制度采用王肃学说,而道武帝所立太庙,分置始祖、太祖,具有缘饰经典及郑玄学说的明显迹象。此后在学说的择从上,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呈现出由兼采郑玄、王肃学说到全遵郑玄学说的趋势,并在孝明帝时期最终确立相对完备的宗庙制度。北魏以承继西晋自居,而在太庙制度的构建上,并未依从两晋南朝之制,显现出与东晋南朝争正统的态势。     

唐宋时期太庙庙数的变迁

自先秦以来,在宗庙祭祀方面,“天子七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但是,就七庙的构成,却是众说纷纭,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郑玄和王肃的解释,两者有很大的不同。郑玄模式和王肃模式的天子七庙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中古时代太庙制度的变迁。唐宋时期太庙礼制的运作逐渐超越了郑玄和王肃之争,传统的七庙制遭到了破坏。结合这一时期郊祀礼仪的争论焦点从郊丘之争转向天地分合之争,国家祭祀的两大支柱都摆脱了郑王礼学之争的支配性影响,这象征着国家礼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元朝太庙祭祀中的“国礼”因素

<正>元朝文化和制度中,以蒙汉两大因素的互动最为显著。蒙古传统制度、文化和习俗在元代文献中,称为“国制”、“国礼”、“国俗”等。这些词汇中的“国”,并非指现代意义上的“国”,而是指蒙古传统。研究“国礼”,有利于加深对元朝制度的理解。中原传统礼制中地位最高的郊祀、太庙祭祀,在蒙古因素影响下如何承续和嬗变,尤能体现元朝意识形态的特点。元朝郊祀的建立缓慢迟滞,而太庙祭祀在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即已开始,受“国礼”影响较大,最具典型意义。     

浅谈汉代统治思想由道及儒的转变

汉武帝时期,儒家学说代替道家学说成为统治天下的理论依据,是中国封建社会探索时期的重要成果,为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确立了正统主导思想。儒盛道衰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分析和研究西汉前期统治思想的这一转变及其原因,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几个问题

民间信仰自古以来就不为政府所承认,经常处于被官方压制、打击、甚至被禁止的境地.在古代,民间信仰被视为"淫祀",《礼记·曲礼》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1.那么何谓"非其所祭而祭之"?《汉书·郊祀志上》认为,天子以至庶人的祭祀,都有相应的典礼制度,不合典礼的各类祭祀,即为应当禁止的淫祀,所谓"各有典礼,而淫祀有禁"2.直至今日,民间信仰的处境虽有所改善,但仍然未被列入宗教法的保护中.     

殷墟墓葬铜觚爵随葬制度研究

青铜觚、爵是殷墟时期青铜礼器组合的核心,根据觚、爵套数多寡至少可把青铜礼器墓分为五个等级。铜觚、爵配套使用的原因是其在裸礼上两者要相互搭配使用,才能完成祭祀祖先神灵的祭祀活动。晚商时期,青铜觚爵随葬制度对商文化核心区产生影响并被广泛认同,至西周中期,这一制度趋于消亡。     

汉代"太一神"略论

"太一"是先秦已有的祭祀神,在汉武帝时期太一神的地位得到提升,被奉为最尊神,分析其原因有三:1、大一统的政治需要;2、统治者追求长生的目的;3、方士的鼓吹及楚民族的文化心理影响.同时在研究汉代太一神祭祀的兴衰中发现,汉代没有一个系统的神学理论指导汉代的宗教活动.     

东汉山川祭祀研究——以石刻史料为中心

西汉末年郊祀制初创,遍布全国的祠时祭祀被罢废,国家祭祀格局在空间上剧烈收缩,作为国家祭祀重要组成部分的山川祭祀也随之发生变革。本文关注郊祀制成立後的束汉国家山川祭祀,将之分为“岳渎之祭”与“郡国山川祭祀”两类,以石刻史料为中心,探讨束汉山川祭祀的仪制、性质与分层。在东汉,国家不再控制名山大川的祭祀,基本交由地方管理。五岳四渎外的绝大部分山川祭祀都进入了地方祭祀行列。同时,国家也不再以祭祀手段控制地方。因此,在整个山川祭祀体系中,国家祭祀退向边缘,地方色彩渐趋浓厚。山川祭祀随整个国家祭祀格局的变迁,摆脱了先秦遗风,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秦汉帝国的神权统一——出土简帛与《封禅书》、《郊祀志》的对比考察

将新出简帛材料与《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进行对比考察,有助于阐明秦汉帝国将分散的宗教信仰整合成统一神权的渐进过程。先秦时期各国皆有自己的山神、水神,秦汉帝国将秦、楚、晋、齐等几大祭祀圈的山川神祇整合成五岳四渎系统。国家制定统一的祭典,建立官祀系统,通过限制民间祭祀内容、禁止民间另立私社和控制祭祀频率等办法来打击淫祀。国家加强对巫觋和巫术的管理,固定其场所和时间,极力消解其地域性。汉初设立的梁巫、晋巫、秦巫、荆巫等巫官,不完全是对各地方巫术的移植或复制,而是根据刘氏的身世源流,对全国巫术系统的重新洗牌,人为划定其分属职掌。秦皇、汉武的封禅和巡游,也并非为了追求一己之福,而是为了寻求东方神祇的认同。经过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和汉成帝等数代皇帝的努力,整合全国神权的历程逐渐完成。     

商周祭祀动物遗存研究综述

<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乃研究中国上古社会的重中之重。有学者甚至认为"不了解中国上古的祭祀就无从知晓中国古代社会"①。商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更是祭祀大发展的时期,并且考古发现的祭祀遗迹不在少数。动物作为文化象征物,在祭祀活动和遗迹中常常出现。研究这些动物,对理解祭祀制度和礼制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回顾以往研究,明晰目前研究     

東漢山川祭祀研究——以石刻史料爲中心

西漢末年郊祀制初創,遍佈全國的祠畤祭祀被罷廢,國家祭祀格局在空間上劇烈收縮,作爲國家祭祀重要組成部分的山川祭祀也隨之發生變革。本文關注郊祀制成立後的東漢國家山川祭祀,將之分爲"嶽瀆之祭"與"郡國山川祭祀"兩類,以石刻史料爲中心,探討東漢山川祭祀的儀制、性質與分層。在東漢,國家不再控制名山大川的祭祀,基本交由地方管理。五嶽四瀆外的絶大部分山川祭祀都進入了地方祭祀行列。同時,國家也不再以祭祀手段控制地方。因此,在整個山川祭祀體系中,國家祭祀退向邊緣,地方色彩漸趨濃厚。山川祭祀隨整個國家祭祀格局的變遷,擺脱了先秦遺風,進入了全新的時代。     

汉代"解祠"黄帝的仪式与"枭羹"习俗的形成

《史记》《汉书》有关汉武帝时期"解祠"黄帝的记载重点在于呈现祭祀黄帝的方式和过程,即以破裂枭体的方式祭祀黄帝;"解祠"黄帝之"破镜"应是分解、破裂牲体的委婉表达.西汉方士的这一主张,拥有深厚的民间信仰和经典文献根据,他们主张使用"恶逆之物"祭祀黄帝,并非出于"虚诞",其背后存在着自古相传祭祀习俗的支撑.西汉社会对枭性的言说以及桓谭、许慎、高诱、应劭的书写可以证明:与解裂枭体相关的"枭羹"习俗盛行于东汉时期,这一习俗无论在方式和意义上均是西汉时期"解祠"黄帝仪式的延伸和遗留.从祭祀习俗至"解祠"黄帝,再到"枭羹"习俗的盛行,展现出民间习俗、祭祀仪式与文本书写之间的复杂衍生过程.     

汉武帝时期的改革与酷吏政治

汉武帝时期的酷吏政治是为了解决武帝朝出现的各种矛盾问题而兴起的,酷吏政治与汉武帝时期的行政、监察、司法、财政改革密切相关。武帝时期的改革主要集中于元光至元封年间,以元狩后半段为界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在前一时期的改革中,汉武帝主要对文景之治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了集中解决,酷吏逐渐兴起;在后一时期,新矛盾随着武帝个人宏图大略的展开而逐渐激化,更重大的改革被推行,酷吏政治达到顶峰。随着汉武帝各项改革的完成,酷吏政治最终走向衰落。本文旨在对酷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相关问题作具体的分析与阐释。     

孔庙的祭祀

孔庙作为国家推崇儒家思想的象征,一直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国家确定文庙奉祀的人物、祭祀等级、祭祀名目,制定文庙的祭祀礼仪以及使用的祭品、音乐、舞蹈,并将其列入国家祀典。受中国影响,越南基本随中国文庙祭祀制度而变化;朝鲜在清以前追随中国,清代则基本保持明代制度;日本平安时期采用唐朝制度,江户时期由于没有统一规定而各藩校自行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