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江船棺墓与新都木椁墓出土印章的研究

蒲江船棺墓与新都木椁墓出土印章的研究吴怡在四川巴蜀文化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并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印章。从已经出土的情况来看,这些青铜印章大致可以分成汉字印和巴蜀符号印等几类。印章的印文也可以分为符号文和篆书字体等几种。在有的巴蜀青铜印章的印文中已经出现了汉...     

四川荥经同心M18出土汉字印

正20世纪80年代,四川考古工作者对荥经同心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墓葬26座~([1]),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代,即秦据巴蜀至秦统一六国之际。M18出土7方印章,其中6方为巴蜀符号印,1方为汉字印(M18∶22)。该印为铜质,印面呈方形,边长1.8、厚0.5厘米。印纽残,原应为鼻纽。印面施以"十"字界格,印边残,不能判定是否有边栏。印文阴刻,     

记几方珍贵的巴蜀符号印

巴蜀印章是古代巴蜀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这类印章与中原华夏族的玺印不同,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印面所铸的并非汉字,而是一些人物、动植物以及几何形等图形。这些铸在印面上的各种图形也见于巴蜀青铜兵器、乐器或容器上。①目前学术界对见于巴蜀印章、青铜兵器等的这类图形仍无法释读,对其性质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1.文字,2.图语,3.符号,4.图腾或族徽。②根据目     

成都双元村154号大墓出土巴蜀文化印章研究

成都双元村M154大墓出土骨印背面并立两罍两钟或两罍的形象,是巴蜀文化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罍与钟的象形。罍与钟是是蜀人礼乐文化的最重要的象征。拥有钟、罍这二种蜀文化礼制核心器物并拥有祭祀权者,无疑是蜀文化社会中的上层权贵。印上的罍、钟的形象组合应该可以视作巴蜀印章上""与""符号组合的实物表现,双元村骨印可能处在巴蜀符号创制过程中由实物向符号过渡的阶段,在讨论巴蜀符号的生成与发展过程的课题中具有重大的意义。根据印章符号及墓葬器物组合等,本文认为双元村M154墓与马家大墓、成都商业街大墓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联系。     

考古学视角下的巴蜀印章研究

通过对巴蜀墓葬资料的系统分析和比较研究,可知是否随葬巴蜀印章与墓葬的形制、大小、葬式、随葬品数量的多寡及种类、性别等无关;巴蜀印章应非墓主身份等级、财富的标志,而可能是表示其所有者从事某种职业或具有某种技能。巴蜀印章的分布以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为核心区域。战国早期发现虽少,但已较为成熟;战国晚期形制多样化、复杂化。各地出土巴蜀印章的墓中,多见铜饰件,其在未出土印章的墓中甚为少见,应与印章有关。     

巴蜀铜印浅析

巴蜀符号,学术界争论较大,或称巴蜀图语,或称巴蜀文字,或谓巴蜀图腾,从说纷经,所以说巴蜀符号,是迄今仍未解开的巴蜀之谜。巴蜀符号,主要镌刻在巴蜀墓葬出土的铜兵器（如戈、剑、矛、铱）、铜乐器（如钟、5享于、怔）、铜工具和生活用具（如瓶、罐、壶、）器物以及铜印章上,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铜印上的这种符号。中国的古印,是指秦以前的官私势印。目前传世的古印,则大都是战国时期的遗物,它是当时政治关系的凭证和经济交往的信物,对研究当时的历史和汉字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价值。中国过去研究古印的主要是中原地区,对一些边睡…     

巴蜀印章试探

在中国大陆上最早使用印章的民族就是巴族。公元前两千年纪 ,巴族在贸易活动中必须使用印章 ,因为巴族是商业民族。近年在湖北省香炉石遗址发现的两枚陶印就是其实例。这些陶印是中国最早的实用印章。这些巴族陶印是巴族看印纹陶的技术得到启发作出的。公元前 6世纪以后出现的所谓巴蜀印章是受印度河印章的影响而成立的。但是 ,巴蜀印章不是在商业活动中使用的印章而是护身符或者服饰上的装饰用品。这个时代 ,巴族已不是商业民族了。巴蜀时代 ,巴蜀民族使用两种文字。其一是图像文字 ,还有一种是表音文字。图像文字是巴蜀民族独自创造的图画文字 ,是铭文专用的。而表音文字是受波斯阿拉米文字的影响成立的。这种文字是表示语言的、是当时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用的。在巴蜀印章的印面上用的是图画文字和符号。这些都含蓄表示“吉祥”、“侥幸”、“辟邪”等意义。中国东部地区的汉字印章是受巴蜀印章的影响而出现的。     

巴蜀铜印文字释读

近年考古工作中,出土不少巴蜀铜印,除部分是汉字印外,大多数是未经释读的巴蜀文字。有些学者对于巴蜀文字的图象化、符号化的表现,认为不应视之为文字;孙华先生称之为“巴蜀符号”,四川学者则称“巴蜀图语”。李学勤先生对此有很好的论述,刻在印章上的如不视为文字,就难以解释了。高文先生等大力搜罗,汇编成《巴蜀铜印》一书问世(高文、高成刚《巴蜀铜印》,上海书店出版社,     

“巴蜀印章”与古代商旅

(一) “巴蜀印章”是一类有别于传统印章的巴蜀考古文物,其显著特点是印面没有文字,而是一些图纹、符号。“巴蜀印章”皆为铜铸,绝大多数为圆形,少数为方形、矩形、半圆形、椭圆形,个别为八角形(峨眉) 及“”形(荥经)。圆形印章径0.8——3.5厘米不等,以径2厘米以下者居多;印体较薄,一般在0.5厘米以下;钮形较简单,一般为桥钮、鼻钮,个别为动物形钮。此外,在荥经南罗村,约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墓葬中,还出土了骨质刻制的方形印一颗。(附图)     

巴蜀符号的变迁及其性质分析

巴蜀符号主要发现在东周时期巴蜀青铜兵器、青铜工具和青铜印章上面。依据不同载体,分析了巴蜀符号的特征与演变。不同功能的器物上的巴蜀符号类型差异明显,当时的人们在使用这些符号的时候是有明确的区分,说明它们的性质、功能应该有所区别。青铜兵器上巴蜀符号可能与古蜀的古老传说和信仰密切相关,当时的人们相信其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增强兵器的神奇威力。印章上的符号可能象征吉祥的喻意,活人佩戴有护身符的性质,随葬于墓中有护佑死者的作用。青铜工具上的符号最大可能是代表所有者或生产者标识性徽记。     

汉阳陵博物馆馆藏印章考释

在阳陵陵园众多的遗址坑中出土了多枚随葬印。《说文解字》:"印,执政所持,信也。"它们镌刻有官名、署名和人名,都是用来象征与景帝生前生活关系紧密各个官署机构。它们的出土为研究西汉印章的形制、文字结构、官制内涵,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考古背景中的巴蜀符号

对于东周秦汉时期流行于四川盆地的巴蜀符号,除了研究其自身的形态、种类、组合外,考察它们产生、流行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的出土背景应有助于认识符号的性质以及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巴蜀符号可能是族徽,四川盆地内重要墓葬出土的符号显示出它们产生和分布的特点,以及各区域之间的关联。由巴蜀符号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构建四川盆地战国秦汉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图景。     

“巴蜀符号两系说”质疑——以6件特殊铭文的虎纹戈为例

在巴蜀符号研究中,有学者根据虎纹戈等戈铭的特殊性认为巴蜀符号可分为两个系统,据之提出两系说。通过对6件虎纹直行铭文戈的对比分析,参照上海博物馆藏戈,可知万县新田乡戈、云阳李家坝戈、渠县城坝戈、湖南省博物馆藏戈援部的铭文很可能是相同的汉字。这些戈铭不属于巴蜀符号,应从巴蜀符号中剔除。如此,学者提出的"巴蜀符号两系说"中的一系并不存在。因此,巴蜀符号两系说是不妥的。     

什邡巴蜀印文考义

什邡巴蜀印文考义冯广宏，王家祐一、巴蜀文字与古汉字有过共用时期１９９２年，什邡县丝绸厂工地发掘２１号船棺葬时，出土一枚３．５厘米见方的铜印。正面印文为巴蜀日语，背面纽部铸有四个古汉字（图一）。据什邡县文管所考证，此印时代约距今２５００年①，为春秋晚期...     

古蜀地存在过拚音文字——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的铜盉盖考

巴蜀文化的地方特点相当强烈,特别是古蜀文化,它是独立于中原文化之外的四川盆地的特有文化。在四川地区战国时期出土的器物上,常见一些图形符号,一般称“巴蜀符号”或“巴蜀图语”。其形态特征与常见的纹饰不同,与汉字(甲骨文、金文)也没有什么联系。 《蜀王本纪》说蜀之古代,“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今人也说,“早期的蜀文化遗物中并没有发现古蜀文字的遗迹”。     

蒲江新出土巴蜀图语印章探索

１９９８年１月５日,在蒲江县城东１公里处的鹤山镇飞龙村６组建筑工地,发掘出１具战国时期的船棺,船棺中出土１枚巴蜀图语铜印,至此,该村先后已发现船棺５具,出土巴蜀图语铜印２枚。新出土的铜印,形制奇特,为鱼形印,张开的鱼嘴,肥硕的鱼身,燕尾似的尾鳍向上翘,形似鳜鱼（蒲江俗称巨婆鱼）,背面桥形纽（图一）。这种鱼在四川河中是常见的品种,也是蒲江河溪水域中的常产。过去出土的巴蜀图语印章,形制上有正方形、长方形、八角形、圆形、椭圆形、半圆形（或称山字形）。鱼形印在四川是首次发现。鱼形印长３厘米,最宽处１．９…     

四川宝兴出土巴蜀符号印等文物

1998年3月,宝兴县文物管理所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赴海拔约1600米的五龙乡厄尔山西北坡调查一处古墓葬遗址。该处有时代较早的土坑墓,也有汉代的砖室墓,并清理了一座因当地村民修建猪圈而暴露的墓葬。墓葬为小型竖穴土坑墓,未见葬具,墓底尚存未朽尽的墓主残骸。由于破坏扰乱严重,墓葬规格和葬式不详。出土器物有巴蜀符号印及青铜器,现将出土器物简介如下。     

“楚骑尉印”及“蕲城宋父”印相关问题考

本文对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印章"楚骑尉印"和陶楼汉墓出土的"蕲城宋父"印进行了考释,认为"楚骑尉印"应非"楚骑都尉印"的省略,西汉初期可能设有"骑尉"这一官职";蕲城宋父"印的释读顺序有误,印文应当读作"城父宋蕲"。     

试析巴蜀青铜器上的虎图像

在四川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十分引人注目的巴蜀青铜器,特别突出的是在出土的青铜兵器等器物上,往往铸造或雕刻有一些内容丰富的纹饰符号,这些纹饰符号与单纯的图画或文字有一定的区别,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其纹饰简单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动物、植物、人形三大类。较为常见的动物图形纹饰有虎纹、鸟纹、手心纹、兽面纹和蠕虫纹等,这之中又以虎纹最为常见,无论在川东巴国或川西蜀国都出土有虎纹饰的青铜器。据刘瑛同志的《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中统计,巴蜀兵器上的虎纹饰约三十种。从近年来大量新出土的巴蜀     

唯印示信——滕州市博物馆藏印章考释

<正>中国印章起源于殷商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印章以铜质为主,因此印章的产生与灿烂的华夏青铜文化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并结合出土实物看,中国的青铜时代有可能是印章产生的年代。文献中最早对“印”字加以解释者,是东汉学者许慎,他在《说文解字》中称,“印”是执政者所持有的信物,凡是和印有关的东西都有“卩”这个偏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