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叙述中的理解与解释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要解释自己或他人已经历史化了的行为，因此回避不了历史叙述，它成了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当人们在不同程度上作为一位历史叙述者，通过理解个体自身的历史或生存情境，阐发自己的存在与实践目的，即进行历史叙述时，他已经置身于一个历史叙述的循环之中。历史叙述循环从现象上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叙述前的准备阶段，即阅读与历史理解阶段；其二是叙述阶段，即叙述与历史解释阶段。     

美国历史环境保护内在动因解析

在历史环境保护工作中,保证历史环境的存在权,是探索历史环境保护和再利用具体措施的前提条件。美国在其历史环境保护工作,尤其是在保障历史环境存在权方面的"事前性"保护中,有众多成功经验。本文就美国历史环境保护内在动因进行探析,旨在为我国现阶段历史环境保护与再利用提供有益的启示。     

张涵予旅行是一次探索

有些人,看过了风景,转眼就忘却;另一些人,停留不过10秒,却有感受万千,张涵予属于后者。他甚至可以特意买张机票,跋涉千里,只为在大洋彼岸购得心仪的那件珍宝,只为了那真实存在于眼前的历史遗迹而备受感动。此时此刻的他,是一个你从未见过的真实张涵予……     

关于历史人物籍贯的几点思考

历史人物籍贯的确定是地方史志研究中的一项理论课题,也是不可回避的实际问题。关于历史人物籍贯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对郡望、祖籍和出生地三个方面,侨置郡、县人物的籍贯和游牧民族政权属地人物的籍贯也存在争议。由于历史人物籍贯问题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解决,实践中也未形成共识,史志工作按照各自不同的理解来处理具体历史人物,随意性较大。因而,正确解决历史人物的籍贯问题对史志工作的深入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对《奥克叙伦考斯出土的希腊史》中一则史料用法的商榷

《世界历史)2000年第1期发表的徐松岩的《关于希腊奴隶制的理论和实践》一,对目前史学界奴隶制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奴隶使用的普遍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理有据,读后很受启发。不过,我们拟就其中有关《奥克叙伦考斯出土的希腊史》中的一则史料提出一点看法,以就教于徐松岩先生和学界各位同行。     

浅析阻碍中学历史教学发展的因素及解决对策

学史,使人们明智;学史,使民族强大;学史,使国家昌盛。自古以来,我国就有重视历史教育的传统。在全球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更有必要加强对历史教育的重视,加大力度对青少年进行课堂历史教育。但是现阶段的中学历史教学却出现了一些令人堪忧的教学现状,无论是从历史教师、家长还是学生而言,都对其产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为历史学科的发展指明正确的方向,推动新课改及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     

收藏历史

正时间是历史的母体,但并非所有的时间都能与历史并行。当历史因价值观以及审美趣味抑或生活方式对时间进行选择时,时间才会获得有意味的历史存在的形式,历史是对时间有选择性的     

马国俊：平唤敦煌

敦煌,你以宗教的形态,告诉历史存在的必然与律动、众生平等的理想与追求,正是这些虚幻和朦胧,导引来者,进入人生心灵世界的自修。敦煌,你以神秘的影姿,言说着人和自然的故事,无论传说与虚构,都充满真实与内疚,正是这些反思和智慧,开挖出人类永恒的主题,即劳动与自由。     

留住历史

2001年2月,塔利班的神秘领袖奥马尔下令摧毁阿富汗境内的所有佛像．包括具有千年历史的世界最高的石雕立式佛像巴米扬大怫：塔利班这一“光荣之举”立即遭到了包括联合国人类化遗产保护组织在内的许多国际组织和国家的纷纷谴责,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认为“这是人类明史上的犯罪行为”。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历史必然性问题

历史必然性是唯物史观理论体系所要论证的核心问题之一。历史必然性思想具有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依据,历史必然性与人的历史主动性有逻辑关联,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强调历史必然性思想是人类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理论武器,在未来预测中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

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是钱穆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钱氏往往是以此来阐明史学的本质、方法、功用和中国史学精神。其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主要包括中西史学关于历史中人与事关系的认识、史学的通变观、史学的体例和体裁、史学编纂方法、史学功用、史学发展形式等方面。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是建立在他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基础上的 ,意在为他的中国史学优越论和中国历史文化优越论提供理论和历史的依据。它既有积极合理性 ,也表现出文化保守性和民族狭隘性。     

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

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形成于 2 0世纪 3 0年代。从学术史的角度看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主要是由于 :(一 )新材料的发现 ,包括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发现及海外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搜求 ,特别是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发现 ,直接改变了学者关于近代史的观念 ,导致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 ;(二 )史学新思想、新方法的输入 ,可以说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 ,就是新史料运用新史学的实践的结果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进步史观的输入导致了中国近代史“近代化叙事模式”的确立 ;二是重视史法的倾向导致了中国近代史编撰模式的转变 ;三是普遍史的倾向导致了中国近代史内容的更新     

The Erasure of the Middle Ages from Anthropology's Intellectual Genealogy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curious absence of Middle Ages from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ical thought. An investigation of disciplinary histories reveals while anthropology's intellectual origins are often traced to early modernity or classical antiquity, the existence of authentic anthropological inquiry in medieval Europe has been either disregarded or explicitly denied. This historical lacuna is the product of an unexamined temporal logic that presupposes an epistemological rupture between the medieval and modern worlds. This essay challenges several historical myths that have underwritten the erasure of the discipline's medieval legacies, and then outlines the necessity of reintegrating the Middle Ages in anthropology's intellectual genealogy not only for enrich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pre-professional anthropology, but also for constructing a more holistic and inclu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anthropological project.     

陈垣在近代史学领域的开拓

2 0世纪中国实证史学家中 ,陈垣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泰山北斗。他不但以扎实的考据成果解决了大量历史疑难问题 ,而且以开创性的研究 ,拓展了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和其他历史辅助学科等多学科领域 ,为中国史学的科学化和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做出了他人无可替代的贡献。     

文化史学是什么?--兼论新旧文化史学的内在一致性

与以兰克为代表的政治史学相比较,文化史学主要围绕四个命题(或假设)而展开。第一,从研究对象看,文化史书写的不是攸关国家命运的重大事件和政治精英的历史,而是人民大众的历史。新文化史研究的课题虽趋于多样化,但对人民大众特别是下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重视有增无减。第二,从历史观念看,文化史书写的不是一治一乱的历史,而是进步的历史。新文化史家并未远离进步,进步主义史观是其反思和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第三,在目标和方法上,文化史学不以确立单个历史事实为至高无上的职责,而是要求揭示历史事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究明关系得以展开的背后因素。传统文化史重在探求历史背后的理性精神、科学法则、公理公例,新文化史聚焦文化的历史象征、意义和价值。第四,关于文化史学的功能和任务,无论新旧文化史均不满足于追求历史的真相,而是含有比较浓厚的致用色彩,重视在思想启蒙、教化民众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作用。     

李大钊对“历史”概念的探讨

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李大钊著的《史学要论》,标志着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已经走向成熟。在此书中,李大钊提出了历史的完整的定义。他的这个定义是有两个形成的过程的。他曾经思考过诸多国内外历史学者对于历史的定义,但在接受了唯物史观以后,他才真正明确了历史的概念。他对历史的定义,是他的史学思想中很有价值的重要内容。     

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

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所著《史学通论》,是一部广征博引西方诸家之说,同时又有自己识断的;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较为系统的新史学理论著作。梁启超在《新史学》等专论中所阐述的基本史学理论,实际上主要是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中有选择地移植过来的。20世纪初的梁启超在新史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创见,因此,将其视为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或创立者,是不准确的。当然,梁氏的移植并非完全照搬照抄,而是有所归纳,并结合中国旧史弊病有所演绎,这就使其《新史学》等专论所宣传的新史学思想更条理、更易为中国学界所接受,并且有了针对性。正因为如此,梁氏在中国新史学发展史上,有着无人能够取代的地位。     

从创造到普及:吴晗先生的学术贡献

在新史学思想主导下,吴晗致力于一种社会的、民众的新明史研究,重新选择传统政治史的问题和研究路径,开创了以明史为中心、元明清一线贯通的研究模式。吴晗最具创造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明代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他不仅在这些方面开拓出对于明史研究的展开有着重要意义的新课题,而且对这些新课题进行了具有深度的研究,得到了后来学者的广泛认同。20世纪50年代,吴晗由学者变为社会教育家,全身心投入到历史普及,形成了一套关于历史通俗化和历史普及的理论和方法,成为普及历史知识的积极倡导者,为史学和社会结合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历史与记忆

当代史学和历史哲学中关于记忆问题的探讨为我们关于史学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这一视野下,记忆超越单纯个体心理的层次获得了作为脑外"文化记忆"的历史维度。在历史与记忆关系的层面上,历史记忆的多元性对历史记载的单一性提供了重要的补益,同时,史学文本的宏观视野对于历史记忆的微观局部性和片断性亦显示出认识上的优越性。在认识论维度之外,历史记忆诉诸历史正义的道义性是其十分显著的特质,于此凸显史学科学性与道义性维度复杂的张力关系,历史科学性不能成为漠视道义性的理由。最后,在历史与记忆关系上传统的历史本位立场之外,对人生有意义的历史终究要落实在人间的历史记忆中,从而彰显记忆本位的合理性,这或许是关注历史记忆所能带给我们的一点理论启示。     

当代西方史学变革影响下的古典文明史研究

当代史学变革对西方古典文明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之研究领域和史料来源不断扩大,研究重心逐渐下移,与相关学科的联系日益加强,并在社会文化史的诸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然而,我们应当正确地对待传承与创新、宏观与微观、历史叙述与分析的关系,并处理好历史编纂中精英与大众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从而把古典文明史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