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难忘的几个片段

<正>20世纪40年代末,我作为家中的老大出生在拉萨。记得小时候总是听老人们说,拉萨这个地方是神和龙的殿堂,人和鸟的故乡。我父亲出生在山南曲松"埃"地方,母亲出生在山南扎囊"那若"地方,我出生在拉萨八廓东街小巷里的德庆饶丹大院。那天,听说是我的外婆给接的生。我一出生,母亲就自己动手剪掉了脐带,把我包好放在一边。这时候,外婆抱着一口热气腾腾的大砂锅,口子套在了母亲的头上。听母亲说当时她感觉特别舒服,头上     

父母亲对光未然的回忆

中山大道新开后,电视台刘军邀请我到老通城采访时,我专门请他绕道去一处位置.因为我母亲当时又再次证实了我父亲生前告诉过我的一件事:"黄石路(当年叫云樵路)路口对面,巷子口(汉安邨)高头两家,是'通成饮食'的分店." 她特别说道:"那年,光未然经常来这里,就在二楼你爸爸的床上睡午觉." 母亲说的,是1938年保卫大武汉、武...     

专访博古之女秦吉玛“父母离我很遥远”

秦吉玛,中国早期革命领导人博古之女。如今,她和丈夫住在北京郊区,过着种花养草的平静生活。"我没有见过爸爸、妈妈,我就是一个普通人",秦吉玛坦言,她对父亲的了解都是通过资料拼凑起来的;而母亲,则在她刚刚出生后不久,就失踪了,据说是牺牲在德国法西斯的轰炸中……     

“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

正我们要谈民族复兴,首先必须了解作为民族复兴主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是怎样形成的。所谓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说通俗点,就是人们能意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用梁启超的话说,"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①中华民族形成虽然很早,但自我意识十分淡薄。中华民族自我意识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而逐渐形成的。     

风雨人生路——泽西老人七十感怀

正1946年,我出生在昌都地区洛宗(今洛隆县城关),属狗,今年71岁了。现在想起来我家可能是城针上的平民家庭,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反正我上学的时候可以说是大家不识一个,也没有什么上学的概念。那时候(1960年)西藏自治区还没有成立,我们那个地方之前叫洛宗解放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是他们安排我到内地去学习的。找我妈妈动员我去上学的人是"筹委会"的一个女翻译,叫杨桂珍,她是四川阿坝那边的藏族,会说我们这边的藏话,她丈夫是个汉族人,叫贺显龙。他们的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后来在西藏师范学院上学时我就经常邀请他到     

我的“杨子荣时代”

在我的相册里,珍藏着一幅拍于1976年的照片。当时,大院里请来一位摄影师,轮到给我拍照了,母亲突然想起要给我来个造型,第一个念头就是杨子荣的扮相。只见她取来枕巾沿着我的额头捆成"绒帽",用她的     

抓住“一带一路”合作机遇,描绘新时代西藏发展新画卷

<正>六月的拉萨天空湛蓝,花繁叶茂。在雪域高原最美好的时节,古城拉萨张开热情的臂膀,迎来6月14日"2019·中国西藏发展论坛"启幕。西藏是历史上"唐蕃古道""茶马古道""蕃尼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构建者,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西藏也是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陆路通道,是国家确定的沿边地区开放开发重点区域,是我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省份之一,具有特殊的战略优势和政策优势。围绕"'一带一路'与西藏开放     

“私奔”的母亲

一个和母亲从未有过亲密接触的人,会怎么理解“母亲”这个词语,又如何确证母亲对自己的爱?在彭佳的印象里,4岁那年,生母跟一个陌生男人骑着摩托车走了,把她丢给了爸爸。直至2012年,生母因肝瘤去世,彭佳和她的见面不过几次。在漫长的时间里,她生气,愤怒,她想,母亲拒绝了她,她也要拒绝母亲。成年之后,她体会到愤怒里头包裹的是悲伤,她一直放不下的是,为什么生母不爱我?     

关於王安石“免役法”的几个问题

‘免役法’是王安石新法的一部分。它是针对北宋差役的严重弊害而提出的。由于北宋政府加在农户头上的差役的繁重,使得广大农户(包括农民和一个部分地主)陷于破产的境地。因此,当王安石提出改革措施时,便把他所拟定的变‘力役’为‘雇役’的办认——‘免役法’作为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内容有有下列几条:     

美国中情局特工麦卡锡谋划“藏独”50年

对于达赖集团在中国西藏和境外发动的一系列暴力事件,有不少舆论认为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有某些国际背景。3月26日,香港《亚洲时报》记者理查德·M·贝内特在《西藏、"大阴谋"和中情局》一文中分析称:"考虑到中情局—直与‘自由西藏运动’等‘藏独’组     

“抗战夫人”福芝芳

"人家都以为我这个梅太太,亨尽了人间荣华富贵,殊不知抗战八年期间,一直处在水深火热中……"梅兰芳听了夫人的这席话,百感交集地说:"名人总有本难念的经。没有福芝芳,哪有梅兰芳?"周恩来接见福芝芳时,也称赞道:"芳心总是伴忠魂。你是上海滩名符其实的‘抗战夫人'。"     

我的“经纪人”

"哦,阿姨,我娘正忙呢,我去喊她。"电话铃响,我依然盯着电脑,不受一丝干扰。我知道,女儿会接听。而且,她还会把子机递过来,以便我不挪窝就能接到电话。"哎,你女儿怎么喊你娘呢?"电话里,同学纳闷。我笑,自从看了电视剧《戈壁母亲》,女儿就对我改称     

我写西藏人和西藏事

我写西藏人和西藏事益西单增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１日晨,我出生在海拔４０００米的一个牧场上。据母亲讲,由于我的瘦弱,所以生我时并不感到艰难,比生我两个哥哥轻松多了。那个地方人们叫它稻坝,是甘孜州乡城县的一个牧区。我生长的环境,除了帐篷便是草地,高耸的雪山...     

我的“杨子荣时代”

在我的相册里,珍藏着一幅拍于1976年的照片。当时,大院里请来一位摄影师,轮到给我拍照了,母亲突然想起要给我来个造型,第一个念头就是杨子荣的扮相。只见她取来枕巾沿着我的额头捆成“绒帽“,用她的     

朱琳:永不谢幕的“话剧皇后”

<正>2012年,年近九旬高龄的著名话剧艺术家朱琳,在北京人艺建院60周年献礼大戏《甲子园》中登台,扮演王奶奶。这是朱琳最后一次登上首都剧场的舞台,坐着轮椅的她坚持完成了演出。她说:"我快90岁了,要给自己留个纪念,我要再听一听首都剧场的钟声。"至此她完成了自己的谢幕演出。"中国话剧皇后"之誉的朱琳,1923年5月出生在江苏连云港,1937年参加革命。历任淮阴长虹剧社、武汉抗日救亡演剧队、新中国剧社、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等,曾系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戏剧协会理事、北京市戏剧协会常务理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委会委员。     

“戏痴”周惠成

1938年8月,周惠成出生在天津一个梨园家庭,母亲周翠兰是天津著名评剧演员,为孩子今后能有出息,母亲给他取名“惠成”。惠成也的确不辜负母亲厚望,4岁即开始练功,耗腿、筋斗是他每天的必修功课,白天耗腿不够,晚上睡觉还用绳子将腿吊起来。练筋斗时在腿上绑上沙袋,每天还往里增沙。4岁的孩子,鸿蒙未开,便受这等罪,哪一个做母亲的不心疼？看到惠成呲牙咧嘴的摸样,母亲心里的疼真是无法言状,但她只能咬着牙、狠着心地看着,必竟,她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呀。     

我父亲“被作曲”的一首红歌

当下,"唱红歌"几乎成为专业词汇。对此,我倒有资格说点往事。我是唱着红歌长大的一代,因为自打我会唱歌,普天之下就没有不红的歌了。我母亲王昆是以唱红歌为职业的歌唱演员,她从唱《秋收》《翻身道情》,歌剧《白毛女》……再到《农友歌》,虽然她当过几乎十年的"黑帮分子",但她这辈子没有唱过任何一首不红的歌。我父亲周巍峙从上世纪30年代就参加革命,先是在上海搞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以何立山的笔名写过《上起刺刀来》等一系列抗日歌曲;后     

致信远方

正1985年,我十三岁,作为内地西藏班的第一批学生,考到遥远的东北读书。层层高山,条条江河,隔开了我和阿妈啦。阿妈啦出生在旧西藏代理家庭,家境尚可,上过私塾,藏文基础还不错。1959年西藏和平解放,十三岁的她随大人改造下了农田,老老实实脸朝黄土背朝天,种得一片好田,织得一手细氆氇,酿得一坛醇香青稞酒,那些字早就生疏了。我去东北那年,她四十岁,重新拾起藏文,是为了给我写信。     

“民国的产婆”:辛亥革命的幕后人物赵凤昌

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舞台上有一个重要的幕后人物赵凤昌,在近年出版的有关辛亥革命的著作中已很少提及。赵凤昌是江苏常州人,系我外祖父赵映沅(1851—1934年)的族弟,故与我外祖父家几代人有来往。我幼年就听母亲赵奂辰叫他“四叔叔”,有一年族人间有人忽然惊慌地告诉我母亲:“‘洋行’里的     

医院里的百合花开

18岁那年,我经历了人生中颇为重要的两件事,一件是高考,另一件便是妹妹的出生。我比妹妹大了整整18岁,她呱呱落地时,我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妹妹出生在4月,她的到来缓和了家里紧张的备考气氛,让那一年变得温馨而热闹。母亲是高龄产妇,而且宫缩频繁,为了能平平安安地生下小宝宝,她在预产期前就住进了医院,安心静候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母亲分娩前两天,姑姑带了一束洁白的百合花前来探望。这束百合花里,大约只开了三四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