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孔传》的出现时间

学多以为《尚书孔传》始出于东晋梅赜献书,时在公元317或318年,但皇甫谧《帝王世纪》数引此书。皇甫谧生于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至西晋泰始初撰《帝王世纪》,在公元265年或稍晚,足见此书于魏晋间业已存在。     

近三十年的晚出古文《尚书》及《孔传》研究述议

晚出古文《尚书》及《孔传》的真伪问题是一桩传统的学术讼案,至今悬而未决.近三十年来,学者们对其真伪、流传、出现时间、作者、价值影响等具体问题都作了深入探讨,特别是借助于郭店楚简、上博竹书、清华简等出土文献,进行新的审视和研究,极大地推进了《尚书》研究的发展.在讨论中,如何科学客观的认识和研究古籍的流传、成书及真伪等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进一步思考.     

“伪《古文尚书》案”平议

《尚书》是儒家六经之一。但从宋代吴棫、朱熹等学者怀疑传世本《古文尚书》为伪书以来,历代学者围绕这部《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一直聚讼纷纭。清代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之后,经过四库馆臣及后世一些疑古派学者的大力推阐,阎氏把传世本《古文尚书》判定为伪书的观点几乎被清代与近现代学术界视为定谳。到上世纪末,随着我国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和学术视野的开阔,随着郭店战国楚墓竹简的出土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问世,人们对传世本《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进行了新的审视和研究。这些新的研究成果证明阎若璩论证传世本《古文尚书》为伪书的方法和结论在学理和逻辑上均存在漏洞和软肋,从而使阎氏的结论发生了动摇。虽然目前彻底推翻阎氏的结论为时尚早,但起码说明阎氏的结论远非定论,是可以继续探讨的。     

《唐会要》成书考略

《唐会要》是现存最早的会要体史书,是研究唐史,特别是研究玄宗天宝以后历史的重要典籍。但目前对该书全面、深入的研究仍未展开,其成书过程、流传情况至今尚不明晰。本对《唐会要》编纂流传过程中的一些模糊问题作了一些新的探索,通过对以王应麟的《玉海》为主的几部引用《唐会要》较多的类书进行的细致考察,从中梳理出一些《唐会要》与《会要》、《续会要》之间的关系,从一个侧面论述了王溥对前后《会要》的整理工作。     

孔安国《论语孔氏训解》探微

孔安国是西汉的经学大师,所著《论语孔氏训解》一书被清代学者目为伪书。但事实上《论语》孔注绝非后人伪造,孔安国和《论语》有一定的联系,他确曾考论古今文字,为《古文论语训解》,但流传下来的《孔注》屡经后人的口传笔抄及增删,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模样。孔安国对《论语》的注解,重在训诂,兼及大义。《论语孔氏训解》是迄今尚存的最古老的《论语》注本,也是儒家经典中"行于世"的最早注本。     

《尚书大传》称名考

《尚书大传》是西汉初期伏生学派说释《尚书》的记录。关于其称名,汉代的文献记载、书目著录以及称引用名等共同说明,该书初名"传",而非"大传"。根据早期用例的出现时间可以推知:东汉之初,"尚书大传"名始出。这个问题的厘清,对于经学、训诂学、古籍整理等领域的研究不无裨益。     

《尚书义考》整理本指瑕

《尚书义考》系戴震研究经学的重要作,然整理本在校勘、标点上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标点,有未明句义、词义、典故乃至破句、破词;有未明语法乃至割断谓宾、割断谓补、错解句关系;有强奸人意;有其错莫名。章就该书问题指出古籍整理应当审慎,以免蹈。明人多刻书而书亡”之复辙。     

《司马法》成书及版本考述

《司马法》旧题"司马穰苴撰",根据《史记》和《左传》的相关材料可以基本认定,司马穰苴是陈完的后裔,其军事生涯大约在周景王十三年(公元前532年)至周敬王三十年(公元前490年)之间的某一段时期,今本《司马法》5篇应该是齐威王时齐国大夫追述的古司马兵法和穰苴军事思想的混合体,它来自宋代刊定的《武经七书》,有三卷本和一卷本两个版本系统。     

《皇朝礼器图式》成书考

《皇朝礼器图式》为清代乾隆朝敕撰的重要礼制文献,对清代的礼器制度进行了全面总结,是了解清代礼制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内阁大库档案被视作近代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一,兹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相关档案与《清实录》等文献资料相结合,对《皇朝礼器图式》成书过程中的编撰背景与编撰时间作了创新性阐释,并首次梳理出了该书校补工作中的三个不同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关于《皇朝礼器图式》成书和校补的研究不足。     

河间古文、孔壁古文和中秘古文——汉代古文经籍流传考

河间古文、孔壁古文和中秘古文,是汉代古文经籍流传三个重要环节,三者关系不明,汉代古文经籍流传和学术不明。河间王国学举六艺,二十六年间,学者云集,天下古文尽在河间。孔安国亦游学献书河间,是析清古文经籍流传的关键。孔安国与河间有着很深的学术渊源,河间在中央极大压力下,部分古文珍本由安国收藏,后由安国家人献于朝廷充入秘府,遂为中秘古文。     

中国学者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论语》研究

本文就“论语”一名之来历及含义、《论语》的编纂者、历代注本、历史影响、时代价值、出土文献、海外传播等七个方面,对中国学者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论语》研究进行了概述,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香港回归的历史"前奏曲"——1979年3月邓小平与麦理浩的"北京会谈"述略

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的北京之行,代表英国方面以香港"土地契约"问题为"突破口"逼中国方面对过"九七"的"英国管治"作出让步,第一次将中英两国政府"长期搁置"的香港"九七"前途问题明朗化.而邓小平"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的正面回应,初步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九七"以后"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的战略思考.以此为契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开始初步调整当代中国"国家统一"的战略重心,将以"一国两制"的"新思维"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表"提前,探索将"台湾版"的"一国两制"香港化".     

《春秋》“天子之事”发微

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这一说法对探讨先秦中国学术发展意义重大。西周时期的王官之中,史官至关重要,甚至被称为"天子之左右手",史官所记录的"史记旧闻"则是孟子所谓"天子之事"的重要载体。然而,在"礼坏乐崩"的春秋社会,史官的职责及其命运都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王命不行"的背景下,孔子作《春秋》,他是以布衣身份代史官行"天子之事",这标志着由史官到史家的转变。     

汉番禺城故址新考

关于两汉时期岭南地区经济都会番禺城故址所在历来多有争议,本文通过细致的考证分析,否定了今广州旧城区说这一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以及番禺沙湾说、顺德简岸说等异说,并通过历史文献资料、历史地名遗存、地貌状况、汉墓葬点分布、历史水道交通条件、历史城市生态环境等多重证据,认为秦及南越国时期的番禺城在今广州旧城区,但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则将南海郡治与番禺县治并置于旧番禺城之南,并考订两汉新番禺城的具体方位当在今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北一带,论文相应还探讨了东汉末年番禺县城迁回旧址的时间、原因和意义。     

新中国华侨捐资兴学政策演变及其特征

受私有制、资本主义及外资利用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困扰,也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及侨情等客观环境的限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华侨捐资兴学政策一波三折。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各级政府才正式出台了鼓励华侨捐资兴学的政策,之后这些政策又因种种原因,在实践中未能持续下去。改革开放之后,华侨捐资兴学政策重新步入正轨,并体现出注重保护捐赠人、制度化特征明显、地方先行先试等特点。     

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解决香港问题战略决策的历史考察

在香港回归的历史过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大局出发,尊重香港的现实,在坚持中国拥有对香港主权的大前提下,提出了“暂时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等一系列战略决策,不仅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而且其中某些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还成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思想来源。同时,这些战略决策的实施,不仅充分发挥了香港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作用。而且保持了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为后来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书籍插图与人物肖像画关系研究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城市经济和商品经济得到较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市民阶层的形成,促进了以戏曲、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的发展,戏曲、小说中的插图在继承宋元传统的基础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明代的人物肖像画家面对人物画的弱势格局和蓬勃兴起的书籍出版业,积极为书籍创作插图,两者之间形成了紧密联系、共同发展的关系。     

《诗》篇新证

传统《诗经》研究,由于局限于材料,往往在名物训诂、义理文意等问题上各持一端,纠缠不清。但随着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的发展,将新出土材料与传统文献结合,进行整合性研究的条件已经具备。在此基础上,运用“二重证据法”,分别针对《诗·叔于田》的诗序;《诗·大叔于田》的成诗年代;以及《诗·大叔于田》、《诗·小戎》等诗篇中的具体问题,结合历史背景,驳斥前论谬说,梳理诗中名物,还原诗旨文意,以求做到实物与诗互证、诗与史相映。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

在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等科举文献中,皆存在程度不等的官年现象。嘉靖以后,这一现象逐渐变得普遍且近乎公开化,虚报年龄者越来越多,虚报的年岁越来越大,至明末而流于糜烂。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继承了历史上的官年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嘉靖以后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科道官限年制度的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