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广东刻书质量考述

广东地区雕版技术,在南宋时已称极精,刻印过《九家集注杜诗》和《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等"惊人秘笈"①.就刻印质量而言,足以抗衡吴、越、闽三方之盛.降及明清两代,广东地区刻印书籍进入了鼎盛时期.雕刻印刷业十分普及,有些地区男女老少皆谙悉雕木刻字技术,因而受到外地的重视.     

明清时期甘肃私人刻书考述

明清时期,甘肃私人刻书活动受到经济、地域与交通等因素的限制,刻书史实鲜为外界知晓。通过后世传本及各家书目钩稽明清时期甘肃私人刻书的史料,能够客观反映甘肃私人刻书发展的历史面貌与特点。虽然明清时期甘肃私人刻书活动较之同时代的江南地区明显滞后,不具典型性,但甘肃士人学者的著述通过刊刻的方式得以流传,这不仅保存了甘肃文献,也延续了甘肃文脉。     

明清时期四堡的刻书和贩书活动

一、四堡刻书业的兴起。四堡位于连城县北部,地处长汀、连城、清流、宁化四县的结合部。它是宋至清代连城通往汀州(今长汀)的驿铺,交通较为便利,商业经济繁荣。四堡一乡多为邹、马两姓人共居。清代的四堡,刻书极为兴盛,书坊栉次麟比．印版汗牛充栋。清末汀人杨澜的《临汀汇考》载：“长汀四堡乡,皆以书籍为业,家有藏版,岁一印刷,贩行远近,虽未必及建安之盛行,而经生应用典籍以及课艺应试之文,一一皆备。城市有店,乡以肩担,不但便于艺林,抑且家为恒产,富埒多藏。”     

金溪刻书

本文对江南书乡江西省金溪县古代雕版印刷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以求赣版的代表"金溪书"的面目与脉络得以清晰的展现。     

海源阁刻书考

世人皆知海源阁藏书楼庋藏宏富,据王绍曾先生最新统计,其藏书达四千三百余部,十七万九千余卷①;海源阁藏书重宋元佳椠,其镇阁之宝"四经四史"传为我国藏书史上一段佳话.其实,海源阁刻书亦成绩斐然,但多年来为藏书成就所掩,且偶或散见篇章中亦说法不一.笔者经过多方考证,终于摸清海源阁刻书之底蕴.笔者以为海源阁刻书虽不能与以专事刻书售书的汲古阁等相提并论,但以海源阁刻书之内容及质量而言,它同样为保存传播我国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太平天国的刻书

太平天国很重视文化宣传,早在1844年(清道光廿四年),洪秀全游广西时,即作有劝世真文、百正歌等向人民宣传。金田起义后,因为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军声所至,敌人望风奔溃,不久即占领了广大地区。太平军在行军中需要雕刻印信、布告,散发宣传书籍,起初由广西、两湖及不少江西的刻字匠来刊印。到南京建立天京后,为适应文化宣传的需要正式成立出版机关,在复成仓大街设立"镌刻衙",在文昌宫后簷成立"刷书衙",并有"典鐫刻"的长官①来负责。南京在南宋与明代刻书已极发达,本为刻印工人集中地之一,至是又招致了一部分扬州的刻字好手,所以天京又成为天国的出版中心,刻书事业得到蓬勃的发展。这与当时在清朝统治下的地方"开书坊的连年倒运,做铁匠的到处发财"②的鼓儿词所描写的,形成鲜明的对比。     

贵州古代刻书

书籍是文化最重要的一种载体形式。在一定范围的地区内书籍刊刻的出现是适应当地文化发展所要求的必然结果,对文化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从历史上看,贵州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落后地位,书籍的匮乏较为突出。为了文化教育上的需要,     

宋代国子监刻书考论

宋代国子监既是中央教育机构,也是国家主要刻书机构,并兼有管理各地图书刻印之责。为满足其政治、思想统治,宋廷对国子监刻书之内容及其质量控制、机构设置及其管理、图书刻印发行出售等方面都订有颇为详备之制度,从而对当时各地州县官学大量印行图书,以及后世国子监刻书产生了重大影响。     

金代刻书地点考

金代的印刷业比较发达,刻书范围比较广,明确其刻书地点,有利于更深层次地认识金代雕版印刷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关于金代的刻书地点已有研究成果认为有9路中的34处,本文新考证出金代刻书地点10处,将金代的刻书范围研究从9路扩大到11路,并注意加强对乡、村级刻书地的考察。     

广东马冈女子刻书考索

在漫长的中国雕板印刷史上,女子刻书只是个特殊出现过的现象.正是这一鲜见的现象,打破了男性刻工长期垄断的局面,构成中国印刷史上多姿多彩的一页.     

清代河南书院刻书浅论

清代河南书院刻书浅论李景文雕板印书自唐五代始,发展至清代,可谓是达到了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刻印的图书不仅数量众多,种类齐全,刻书地点遍及全国,而且官刻、私刻、坊刻都十分繁荣,并形成了高质量的＂康版＂。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从来到清也一直是刻书的重要场所,...     

《古今书刻》续考

<正>作为现存第一部以刊刻地和刊刻者为线索编排图籍的中国古代目录学著作,明人周弘祖所著《古今书刻》一书在文献学研究方面有着独特的价值和作用。《文献》杂志2007年第4期曾刊发《〈古今书刻〉版本考》一文,对《古今书刻》存世版本进行了考察,梳理出该书叶德辉诸本(以下简称"叶本")和明黄嘉善校刻本(以下简称"黄本")两大存世版本系统,考察了两种系统版本在内容上的重大差异,罗列68家211种叶本脱漏之图籍。但限于篇幅,文章仅     

浙江古代刻书的优良传统

浙江历史悠久,是中国文明发源地之一。据王国维先生考证,早在唐代穆宗时期就已有图书出版了。唐著名诗人元稹为《白氏长庆集》所作序中有言：“扬越间多作书摹勒乐天及予诗,卖于市肆中也。”王先生认为“夫刻石亦可云摹勒,而作书鬻卖,自非雕版不可,”因而断定“唐之中叶吾浙已有刊版矣。”文人著述就更早,汉代的传世就有好几部,如,据史书记载,     

叶德辉刻书活动探析

叶德辉是清末民初的文献学家,其所致力包括藏书建设,藏书目录编制、读书题跋撰写、书史研究、藏书经验总结、前人书目考证纠正和订补等,并延伸到图书刊刻领域。叶德辉一生共刊刻超过百种图书。除刊刻内容严肃及与本人学术喜好相关的图书,还刊刻游艺、房中等流传甚少的书籍,其刻书几乎没有禁区。他不仅重视刊刻个人着述与家集,也重视刊刻海内外未经传刻或罕见之本,於保存文献、羽翼学术,居功至伟。叶德辉亦精於校勘之学,一些孤本文献赖其力得以保存。故叶德辉不愧为清末民初具有代表性的刻书家．其贡献应予肯定。     

书刻双绝 斐声艺坛——记邓散木解放前举办的书刻展览

我国已故著名书法篆刻家邓散木,原名铁,字钝铁。1898年生于上海,1963年10月病故北京。曾用名粪翁,号无外居士、居士山人、楚狂人、(?)青道人、且渠子等,晚年因病截去一足,又号“一足”、“夔”。篆刻上追周秦古玺,遍摹浙皖诸派,在此基础上,以其雄浑朴厚、大气磅礴的风格在印坛独树一帜。书法纵横捭阖,气雄力厚、篆、隶、真、草,各体咸精,蝇头、擘窠,大小由之,更进而融各体书的特点,自成一家。晚年病腕后所作“草篆”、“草隶”,独辟蹊径,风格高古。一生治学严谨,著述甚富。1931～1948年,邓散木在上海、南京等地,共举办书刻个展、合展和师生合展12次。当     

云南书局、官书局及其刻书考

清同光年间,各省官书局相继兴办,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践中扮演重要角色,云南书局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本文首先区分云南书局和云南官书局,对云南书局成立于光绪四五年间、云南官书局成立于光绪二十四年的史实作出详细考证,并通过现存局本发现云南书局与云南官书局并存三年的事实。其次,对前人所列局本去伪存真,迄今查实68种650册978卷,其中有20种局本是前人的文中从未介绍的,有6种局本藏于民间而图书馆未有收藏。最后着重介绍局本的版本特征,特别是翻刻新式教科书和践行西方意义上的版权保护行为,这在各省官书局中独具特色。进一步明晰云南书局、官书局发展历程,突显其在云南近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广西刻书考略（下）

清代广西刻书的兴盛,还以家刻本、坊刻本的大量出现为特征。家刻本,又称家塾本、家宅本或书塾本,是指私人主持或出资校刊的图书,其目的是为满足私家读书、藏书之需要,并不以营利为本,偶尔出售也只收成本。家刻本的刻印者多是官僚、地主、富绅等家业殷实者。他们有的刻印家集,宣扬祖德,以示门第高贵;有的刻印乡邦文献,选辑邑文,以示地望之不凡;有的搜罗佚典秘本,校刻行世,以示学问之博雅;有的代官场名流刻书,以利名人荐举;还有更多的是为读书做学问而刻,为发表个人著述而刻,为收集师友著作而刻,     

阮元与学海堂及其刻书

我国古代以科举取仕,其弊端显著,却造就了许多身居要职而博学淹通的官员。阮元是其中一位突出的代表人物。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或作云台),江苏仪征人。赐溢文达。阮元从乾隆五十四年成进士,到道光十八年以老病致仕,经历了整整50年的为官生涯。他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达官,在督粤前曾历任编修、詹事、山东学政、浙江学政、礼部、兵部、     

历代国子监刻书与监本概述

国子监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历代国子监均有书籍刊刻,国子监所刻印的书籍就称为监本。本文对历代国子监刻印书籍的情况与监本特征进行了简要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