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事变”中的地方民军

在外患严重,民族危亡时刻,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带领19路军在福建发动了反蒋民主运动,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简称“闽变”)。“福建事变”从酝酿策划到失败,为时极短,福建人民政府的存在仅两个月,昙花一现,瞬间凋零,成为现代史的一幕悲剧。究其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有一点却为人所忽略,即民军在此次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19路军对福建民军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剿灭”到“招抚”的转变,后被证明是极其错误的,是造成“闽变”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     

试论“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自崇禧于1936年6月1日打出抗日旗帜、逼请蒋介石政府领导抗战的一次反蒋事变。“两广事变”在抗战爆发前的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曾是一件颇具影响的大事。本文试图将五十年前的这一事件放在中国人民抗日民族斗争的历史背景下作出几点分析。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渗透华南地区的应对——以福建事变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与侵略有全方位的战略考量,除在华北步步进逼外,日本也意图渗透华南地区,扶植亲日反蒋政权削弱南京国民政府。福建事变爆发前,日本对福建的渗透,既是基于日本传统的对闽政策,也意在利用粤桂闽三省的反蒋力量。福建事变爆发后,福建人民政府虽明确表示反蒋,但也与日本和中共协调以求生存。台湾军企图暗中干涉福建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则针锋相对展开行动。日本因素遂成为解决福建事变中各方博弈的重要筹码。南京国民政府利用民族情感,制造了陈铭枢等人“联共通日”的舆论,同时也联系日本,力图避免日本干涉。随着福建人民政府的垮台,福建事变落幕。在日本侵华背景下,围绕福建事变中日本因素的明争暗斗显示,对日关系已成为国民党内争中各方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因素。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华南政策

从 1 93 1年上半年的“宁粤分裂” ,中经“福建事变” ,到 1 93 6年上半年的“两广事变” ,华南地区掀起了以广东—西南派主导的反蒋抗日运动 ,两广地区也维持了 6年之久的半独立状态。还在“九·一八”事变前 ,日本就与广东派发生了联系 ,企图以此促进“满洲问题”的解决。事变后 ,日本企图利用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的反蒋运动 ,按照伪满洲国成例 ,建立华南地区的亲日政权 ,分治中国。上述政治目标因“福建事变”的失败而落空后 ,日本转而在华南地区采取以扩张经济为主的政策 ,并改以台湾为其华南政策的基地 ,在华北事变期间加紧实施。随着日本南进政策的确立 ,海军也加入其中 ,并在“两广事变”期间企图借北海事件侵占海南岛。日本此一时期实施的华南政策 ,既是其对华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又构成了其南进政策的重要的先头部分。中国内部的分裂政局 ,无疑为日本制定与实施上述政策提供了可乘之机 ;只有团结才能抗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湖北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湖北的形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军的铁蹄践踏着我国大地。山河破碎,民族危急,全国出现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国共两党能不能再次合作？民族危机能不能挽救？当时党内存在一种危险的倾向,他们说,军阀、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     

“纪念七七事变”的提法不准确

在纪念抗日战争的活动中,经常看到“纪念七七事变”这样的提法。我认为,这个提法不准确,不恰当。原因是:“七七”事变和“七七”抗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七七”事变,主要指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军事进攻卢沟桥,开始了其全面侵华战争;同时,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全面反侵略战争。它包括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人民反侵略两个斗争方面。     

晋西事变前夕新旧军的斗争

“晋西事变”发生在1939年12月12日,所以,人们又称其为“十二月事变”。这是阎锡山一手策划的进攻牺盟和新军抗日力量,破坏民族统一战线,以达到其与日军勾结的反共阴谋的大暴露。     

为什么农工党能够酝酿发动“福建事变”——农工党与十九路军的深厚渊源

1933年11月20日,在全国抗日反蒋高潮的推动下,驻守福建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联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外界称之为“第三党”）等反蒋势力,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国民党决裂,同共产党合作,开展抗日反蒋运动。     

“他者”的观察：在华西方人士关于西安事变的舆论及书写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在华西方人士对此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并在报刊、论著中对西安事变有大量书写,为观察此次事变提供了独特的“他者”视角。他们对西安事变过程进行了评论,分析了西安事变起因、各界反应及其造成的影响;还对西安事变与国共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肯定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因他们的身份和立场各异,也出现了事中观察、事后认知等不同的书写视角。史沫特莱、斯诺等坚定支持张学良的行动,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则将事变称为“叛乱”,支持同情蒋介石,部分西方报刊则是秉承中立立场对事变进行报道。他们对西安事变的观察和书写,从不同方面向国外介绍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外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认知。     

胡适与抗战

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胡适一直反对对日作战。为此,他曾长时间担着“卖国”的罪名,受到舆论的谴责。但“七七”事变后,他却受蒋介石的委托,为抗日的事出国奔走,不久并出任驻美大使,成为国民党政府战时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角色。那末,胡适是怎样从反对抗战转变到拥护抗战的呢?他在抗战时期,尤其在担任驻美大使时期,做过哪些活动,这些活动对中国抗战有何意义?他对中国抗战发展前途是如何估计的?如此等等,这些问题,过去一向不很为人注意,都有加以研究的必要。一“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胡适在北平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他同他的朋友丁文江、     

山西“一二·一八”血案

一、山西大学“救国会”的建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恣意横行,屠杀同胞,而蒋介石南京政府为了“剿共”,采取“安内攘外”的不抵抗主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抗日反蒋的浪潮。     

评贵州“民八事变”

一九一九年正当贵州人民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掀起空前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之时,统治贵州的兴义系军阀内部斗争趋于白热化,引起省内混乱,西南震动。因这年是民国八年,故人称“民八事变”。时至今日,对这一事变的因果众说纷纭,是非莫衷一是。本文拟对之作一粗线评述。一争权夺利是军阀统治的题中应有之意。“民八事变”是贵州军阀权力斗争的必然产物。自护国运动起,在反袁还是拥袁的问题上,军阀内部就初步形成了王文华集团与刘显世集团的     

抗日名将蔡廷锴：影响中国历史的三次决定

蔡廷锴（1892～1968年）,字贤初,广东罗定人,保定军校毕业,早年参加同盟会,后成为抗日名将。他一生做了影响中国历史的三件事：一是他在南昌起义中拉走起义队伍,叛离革命;二是他在“一·二八”事变中坚决主张抗击日军,领导淞沪抗战;三是他与蒋光鼐等人一起发动“福建事变”,积极主张抗日反蒋。新中国成立后,他站到了人民一边,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九一八事变后的冯玉祥

九一事变后,冯玉祥慷慨激昂,呼号奔走,呼吁反蒋抗日,进而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揭起抗战大旗。透过冯玉祥“日记”,从历史上加以考察,这一切绝非偶然。     

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内的一次派系斗争

在民国史上,国民党内部历来存在着派系斗争,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内部又一次出现了激烈的派系倾轧。这使全国人民进一步看到,国民党政府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不可能使中华民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 一、起 因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在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影响下,驻扎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的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联合发出通电：“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旅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为…     

从共产国际档案看反“AB团”斗争

反“AB团”与“富田事变”,是红军时期在中央苏区影响很大的事件。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出版的党史军史,一般都不提这件事情。三中全会以后,曾经历过这一事件的萧克等老同志,写了回忆材料,党史军史研究工作者也有文章发表,但当时的文献,除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之外,其他文字的记载,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我国的暴行

中学《中国历史》第四册“抗日战争”,它概述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史实,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在讲授第三编“抗日战争”的内容时,是我们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进行反对非正义战争和侵略战争教育的最好教材。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不断发动侵华战争,欺凌我国的贫弱,纷纷划分势力范围,觊觎我国领土。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强占了东北,1932年爆发了“一·二八”事变,突然武装进攻上海,1933年侵占热河省,我国的领土一天天被蚕食、沦陷。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步步逼紧,终于在1937年爆发“芦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的对我国的侵略。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当时,日本武装侵略我国,“出动陆军一百万,超过第一次     

翱翔蓝天三十年

我１９１７年２月１５日出生于贵州盘县城关一个商人家庭。“南京中央军校”十期暨“中央航空学校”九期以及美国“道格拉斯高级轰炸飞行学校”“奥斯汀空运飞行学校”毕业。曾参加震动中外的反蒋“两航起义”壮举,由香港驾机飞回祖国。 记得我从南台小学毕业后,在贵阳读中学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目睹国土沦丧,民族危机,我满怀着抗日激情,参加“学生救国团”,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带领学生游行示威,演讲宣传,抵制日货,爱国学生运动高涨,焚烧日货,捣毁日货商店冲击了一批奸商,使贵州统治者感到不安,先对抗日活动进行…     

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的发生和失败

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继“9·18”事变之后,又发动了进一步侵略中国的“1·28”事变。当时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抗战,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情绪。可是这支爱国的抗日军队,竟遭到蒋介石的仇视,被迫调到福建去“围剿”闽西苏维埃区。在闽西的连城、闽北的将乐、南平等地,不断被红军打败,十九路军将领逐渐觉悟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同时,具有抗日传统的十九路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政策的影响下,厌恶内战的情结越来越深,要求抗日的情绪越来越高。于是十九路军领导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与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和第三党黄琪翔等,在福州密商决定反蒋起事。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了。这一天,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州     

《禹贡》半月刊与“禹贡学会”——天津历史博物馆馆藏期刊介绍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了我国大片国土,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此时,国民党政府实行妥协退让政策。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罪行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广大的人民群众纷纷起来,要求抗日,一些爱国学者也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