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五代书仪传播的一些思考——以中原书仪的西行及传播为中心

本文试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研讨敦煌书仪的制作与传入问题,分开元天宝、中晚唐和五代明宗的不同时段,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书仪进行讨论,发现这些书仪的传入并非带有随意性,而是有着特殊的背景和需要。除了必须的道路交通条件之外,其传入乃至制作都受到西北政局及地方证权与中央关系的影响。后唐明宗时传入的书仪尤有特征,它们既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时间性,又有具体的来源,是中原政权开发和拓展西部的产物。对书仪传播原因和来源的考察,不仅可以了解书仪传入的途径和方式,也能够了解书仪作为中原文化的组成向西部传递的特殊价值与时代意义。     

关于《朋友书仪》的再考察

敦煌《朋友书仪》现存十数个写本 ,在敦煌书仪中是唯一一件属于“月仪”类型的书仪。关于《朋友书仪》的渊源、形式及内容分类等 ,周一良先生及赵和平学长已作过十分深入的研究 ① 。笔者只是在前人基础上 ,对书仪的结构、文体、书体变化及产生年代、制作等问题进行一些再分析和探索 ,提出个人浅见以求正于学者方家。     

从敦煌书仪看中国中古社会

书仪作为古代应用文的范本,从形式和内容上体现着传统礼制的各项规范和要求,是一个时代社会风貌的反映。敦煌遗书中的书仪写本为我们了解中古社会的面貌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杜友晋《吉凶书仪》及《书仪镜》成书年代考

杜友晋《书仪》,《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都有著录,唯不见传本,对杜友晋所撰《书仪》年代发生歧异。王重民先生在《敦煌古籍叙录》第二二五页《书仪》条内说:“友晋事迹无考,新唐志置于最末,殆是唐末五代人。”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在《<元和新定书仪>与杜友晋所编<吉凶书仪>》①中认为,杜友晋可能是宪宗、文宗时代人。诚然,王重民先生和那波氏据伯三四四二号写卷,推断杜友晋的生存及著述年代,是可以的;但未叙述充分理由,似属臆断。我们不同意上述二位学者关于杜友晋生活及著述年代的     

法、俄藏敦煌书仪相关写卷叙录

本文在诸位学界先进校录书仪的基础上,尝试增加书仪及相关写卷卷号,将有助于对中古礼制与文化的认识。     

论西周早期蟠龙兽首铜罍及相关问题

通过对西周早期蟠龙兽首铜罍造型和纹饰的分析,认为这些铜罍的原型来自于中原地区晚商殷墟文化,后传入大凌河流域形成了这种特殊的风格,之后再传入成都平原、长江中游地区及中原地区。蟠龙兽首铜罍的出现和传播反映出商周时期中原之外的文化边缘地带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形成了边地文化圈。     

石造像塔上的半跏思惟像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原,随之成为人们重要的精神信仰,不论是皇族还是平民百姓都对佛教十分尊崇。为满足中下层社会人们对于自身信仰的需求,满足其礼佛崇佛的愿望,中小型的造像塔随之出现。半跏思惟像作为造像塔上常常出现的雕刻图案,不仅是佛传故事的表现,同时也代表了芸芸众生对于人生的思考。了解造像塔上的半跏思惟像及其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对于真正了解佛教文化在民间的传播有着重要的意义。     

敦煌本《刺史书仪》“俵钱去处”所涉后唐宫城诸门位置商榷

通过对《刺史书仪》"俵钱去处"所记后唐洛阳宫城诸门位置的重新考订,可以发现相同俵钱处置行列内的宫门或毗邻或依次贯通的空间布局特点,而其各自串联而形成的多条宫中通路,与后唐相应制度施行时刺史的活动路线高度吻合。因后唐宫城内的正衙文明殿、内朝正殿中兴殿已形成新的宫城政治与礼仪南北空间轴线,其整体偏处宫城的西半部,这也就造成刺史等在宫城内的活动空间以西面为主。如此,《刺史书仪》"俵钱去处"所记诸门整体分布于宫城西侧的内在原因,也就得以被揭示。     

试论中国早期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之功用

蜻蜓眼式玻璃珠是最早传入中国的玻璃制品之一,在西方作为防范恶眼意识的护符。在传入中国特别是进入中原之初就作为异域珍宝装饰品使用,完全没有护符之功能。传入中国后,蜻蜓眼玻璃珠制作材料发生变化,样式更加丰富,功用也变得完全不同。     

试论武威在中国佛教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及其贡献

武威是古丝绸之路自东向西进入河西走廊的重镇。自公元前1世纪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武威以其所处特殊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逐步成为佛教重要的译经和传播之地。很多著名僧人在这里驻足,弘扬佛法,写了重要的佛教经典,成为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第二故乡”。在佛教传播过程中,武威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历代的史学传播途径

在社会发展中,史学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史学传播既能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也能让史学的教化、传承、鉴戒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研究史学传播途径对于了解史学传播有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都对史学的重要性有了愈加深刻的认识,技术水平的提高、人民文化娱乐需求的增加、史学教育与通俗史学的发展都推动了史学传播的发展与史学传播途径的扩大。     

陶寺文化火葬墓试析

火葬墓是陶寺文化较为特殊和少见的埋葬现象,它并非晋南地区的文化传统,而是“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常见的葬俗。从龙山时代开始,“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强势兴起,中原与“边地”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和密切。火葬墓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传入晋南地区,是陶寺文化葬俗多元化的表现之一,也是“中心”与“周边”文化交融和人群变迁的重要体现。但是由于丧葬观念及文化传统的差别,火葬墓并未被陶寺人群广泛接受。     

王尧礼：儒学在贵州的传播与教育发展

在中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学,传入贵州主要依靠儒学教育,但贵州的儒学教育却比中原地区差不多晚了一千年。     

浅谈佛教文化在固原的传播

在沧桑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固原曾处于中原农耕区与西北游牧区交汇地带,是中原文化向边疆发展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穿越境内,不同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渗透,其中佛教文化传播广泛,产生了丰富的文化遗存。     

丝绸之路与佛教传播

丝绸之路与佛教传播樊亚平,李永宁佛教在中国的出现,纯粹是传播的产物。本世纪３０年代末兴起于美国的传播学认为,任何复杂的传播现象都可以用传播结构图表示如下：这个结构图体现了一切传播过程的主要环节。佛教由印度传到中国,是一种典型的传播活动。在佛教传入中国...     

宁夏博物馆藏胡旋舞石刻墓门赏析

胡旋舞是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西域舞种。本文对胡旋舞石刻墓门进行赏析,梳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中的胡旋舞资料,在此基础上分析胡旋舞的传入与盛行原因,探讨唐代六胡州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万国史记》在清末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正世界历史知识在中国传统史籍中早有记载,但诸多因素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制约着世界历史融入中国知识体系,外朝外邦的历史只是作为中原王朝史的补充,始终处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边缘。鸦片战争后,世界历史知识的传入与研究逐渐拓展开来,大量世界历史书籍的中译本纷纷刊印,广为流传,源源不断地激荡着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陈陈相因。关于世界历史书籍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学校教育,史学界也已进行了一定的考察。本文做进一步的深化和展开,以当时广     

敦煌写本S.1438背《书仪》残卷与吐蕃占领沙州的几个问题

敦煌文书S.1438背《书仪》残卷的作者是吐蕃占领敦煌初期的沙州都督索允,索氏为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大族。吐蕃在敦煌等地设置的都督源自突厥和唐朝职官,吐蕃沙州都督在793年之后开始设置,由当地汉人(包括当地粟特后裔)担任,为敦煌汉人担任的最高职务,主管民政,有正、副(大、小)二职,位居吐蕃人担任的敦煌乞利本(节儿论)、节儿监军之下。而英藏敦煌吐蕃文Fr.80号文书的作者则是S.1438背《书仪》残卷中记载的,在795年或796年沙州玉关驿户起义被镇压后由瓜州节度留后使派来的新节儿。     

民国时期卫星城学说的引入、传播与运用

卫星城学说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传入中国,在抗战时期进一步传播。市政专家和工程、技术精英在引介卫星城学说时,紧密联系中国的现实和需求阐释其价值和意义。抗战胜利后,各大城市规划大纲中的卫星城方案,不仅保留了西方的印记,同时还有基于国内工业化、城市化现状的思考和探索。民国时期卫星城学说的传播与运用,呈现了近代中国学习借鉴外来理论的丰富图景,也为后来中国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奠定了基础。     

从方志记载的辣椒地方名称看辣椒在中国的引种传播

辣椒传入中国已有400余年,在栽培传播过程中,辣椒获得了40余种地方名称。现对中国方志记载的辣椒地方名称进行梳理,对其记载时期、覆盖区域范围等进行分析后发现:"番椒"和"秦椒"是最能体现辣椒传播扩散过程的地方名称;从世界范围看,辣椒传入中国是迁移传播,在中国本土的传播扩散具有扩展扩散的特征;早期,辣椒传入中国形成了两个主要传播中心,即北方地区以陕西、河北、山东为中心,南方地区以福建、广东、台湾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