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地方政府立法权监督的几点思考

地方政府立法是地方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一种重要方式,加强对地方政府立法权的监督,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对现有地方政府立法权监督方式的分析,探讨提出完善监督地方政府立法权的建议。     

公共权力制度规范思考——以湖南省为例

围绕湖南省当前公共权力运行现状和社会需求,要求必须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权力制约为核心、以依法公开为平台、以社会监督为保障,进一步推进法治建设,切实健全以法治规范公共权力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决策流程,切实健全从源头规范公共权力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强化权力制衡,切实健全以权力规范公共权力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强化权力公开,切实健全以权利规范公共权力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强化社会监督,切实健全以群众规范公共权力的制度体系。通过有效构筑公共权力制度规范的科学路径,切实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公权力运行环境。     

深化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深化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要深化地方政府行政机构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二要深化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三要深化地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四要深化地方行政监督体制改革,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五要深化地方财政体制改革,构建公共财政体系：六要深化地方政府管理方式改革,建立电子化政府;七要深化地方政府运行机制改革,实现决策、执行和监督相分离;八要深化地方政府责任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政府责任体系;九要深化地方政府工作机制改革,再造政府工作流程;十要深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政事分开。     

论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权力格局的变迁

改革开放冲破了传统体制下的单极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重大变化,政府权力向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转移,中央权力向地方转移。地方政府既向市场、企业、社会转移了相当部分的权力,同时又拥有部分市场主体的权利和利益,没有逾越行政分权所致的弊端。地方政府最终只有将经济剩余分享权和控制权、社会管理权和自治权重新回归企业、市场和社会,才是地方政府权力格局优化的长期目标和最优选择。     

18-19世纪巴县八省客长的职能精英表达

18-19世纪巴县地方政府委以八省客长作为中间人处理地方事务,做民间诉讼调解,表达了其作为职能精英的官民中介特点,然其参与地方事务,只是有管理权力而无政治权力。     

加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与促进党内和谐

强化对党内权力的监督制约,是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客观要求。以加强党内权力监督促进党内和谐,必须不断增强监督意识,构筑强化党内权力监督与增强党内和谐的思想基础;必须切实提高监督的质量,打造强化党内权力的监督与增强党内和谐的有效平台;必须着力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推进强化党内权力监督与增强党内和谐的制度化;必须充分发挥和保障党员监督权利,夯实强化党内权力监督与增强党内和谐的根基;必须优化党内监督的环境,为强化党内权力监督与增强党内和谐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民国时期地方税收权力的流失——以1939—1949年重庆营业税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重庆由四川省辖市升级为院辖市,逐步建立起独立的地方财政税收制度。作为地方税收的大宗,营业税本是重庆市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重庆市营业税权力却遭到四川省政府、中央政府、重庆市商人团体和参议会的分割、侵蚀而流失。以营业税为主的地方税收权力大量流失,直接导致地方财政困乏,也是影响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胡锦涛权力监督思想研究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的基本观点,着眼于解决权力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创新党的权力监督理论,形成了胡锦涛权力监督思想。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务必从源头上加强权力监督、努力构建科学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体制、加快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观点共同构成了其主要内容。     

政府空间治理与地方产业发展响应——以重庆市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政府空间治理对地方发展具有深刻影响。西方学界在解释国家治理时有三个重要学说:非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福柯学说,但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的政府治理结构。中国治理结构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等多个层次,各层次的行为能力和权力空间有所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通过调节财税杠杆、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进行地方治理模式创新。同时,地方政府积极争取成为由中央政府批准的特殊经济区,对本地制度环境进行改革和创新,以促进地方产业发展。本文以重庆市为例,结合6次深入调研,探讨政府如何通过财税、土地等多项改革,提升空间治理能力,创造差异化治理环境,以带动地方产业发展的积极响应。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地方与商界的税收纷争——1931年营业税法颁布前后的分析

以营业税抵补地方裁厘损失是南京国民政府构建中央与地方税收权力关系的一个关键环节.然而,地方政府所订税则却遭到各地商界的强烈反对,以致税收纷争此起彼伏.国民政府颁布营业税法,试图缓和地方政府与商界之间的矛盾.随着财政危机的加剧,地方政府不得不与商界达成某种妥协,而中央税法则沦为一纸具文.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以集权为主的分税制...     

从“直督之争”透视民初直隶地方议会的权能与地位

辛亥革命后,直督之争始终是直隶地方议会机构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的重要政争之一。直督之争的实质是在由集权政制向分权政制转型初期,直隶地方议会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围绕人事任免权的政治博弈。直督之争的结果说明,民初传统行政权力高于一切的政治权力格局并未发生质的变化,议会也未取得应有的权力,作用也十分有限。     

地方政府流程再造研究——以淮安市为例

以"顾客"为导向的政府流程再造已成为我国地方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途径。如何进行政府流程再造,各地方政府与时俱进,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本文从主要做法、收获和对策等方面对淮安市政府流程再造进行了粗浅的研究,以期对我国地方政府流程再造提供有益的参考。     

权力的扩张及其分配：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再思考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并有“内轻外重”“内外皆轻”等概念的提出。权力并非静止或者此消彼长的概念,而是极富弹性。晚清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均创设诸多新机构,形成新的权力格局。在权力分配方面,以财权的争夺最明显,双方利益此消彼长一目了然,最终达到动态均衡。这一时期,中央和地方虽然都或多或少失去部分权力,但又在很大程度上极力拓展各自的权力空间。由于地方权力的扩张速度快于中央,导致中央逐步失去对地方的绝对控制。这种权力格局一旦形成,需要很长时间或者外部条件的重大改变,才能走向另一种平衡。     

关于增强对国家权力监督力度的思考

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是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针对目前在这方面存在的监督疲软的问题,本文作者以为,应从完善国家权力之间的制约入手,把强化专职监督机构的监督作为关键,以人民民主监督为根本,增强对国家权力监督的力度。一、完善国家权力之间的制约机制国家权力是一种管理社会事务的支配力量,要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需要有与其支配力对等的制约力。这种制约力量首先来自国家权力体系本身,来自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因此,要增强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力度,就必须从改善国家权力结构,形成强有力的权力约束机制入手,使各种国家权…     

从权力制约机制看党内监督体制改革

党内监督体制是实施党内监督的物质形态，由机构、人员、制度等要素构成，属于外在的“硬件”范畴。而权力制约则是贯穿于党内监督过程中的本质要求，属于内在的“软件”范畴，其核心是权力行使必须受到相应权力的制约。只有把权力制约机制融入党内监督体制之中，党内监督才能强而有力并富有成效，这已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历史经验所证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内的监督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因而迫切需要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从强化党内权力制约机制入手，探索党内监督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党内监督的本义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以来，就面临…     

试论公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在近代政治思想学说中,公仆理论始终占有着重要地位。所谓公仆即政府官员的代称,但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却蕴含有更为丰富的政治内容。这个理论认为,政府官员即为人民的公仆,以此为中心,详细阐述了政府官员的权力来源、权力监督、权力罢免和政府的目的等各个方面。它产生于近代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之中,一大批资产阶级思想家首先提出了公仆理论。而后,一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在构想     

山西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以1914—1916年金永在晋时期为例

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夺取了全国政权,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削弱地方势力,袁世凯派亲信对各省进行监督和统治。山西是北方重镇,自然首当其冲。金永来晋,插手山西政务,给以阎锡山为首的山西地方派势力造成不小的冲击。金永作为袁氏政府和山西的中间人,通过他的所作所为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山西地方派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素材。     

试论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必要性及实现途径

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确保政府权力有效实施、扩大公民知情权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要始终保持权力的健康运行,应通过阳光立法、阳光执法、阳光人事、阳光监督等多种途径来实现。     

中共十八大以来法治政府建设的进展及成效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各级政府依法履行职能;依法决策机制不断健全;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进一步加强;政府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明显提高。通过不懈努力,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正在逐步建成。     

宋代泉州安溪县的医疗与地方社会初探

为解决地方医疗资源的不足,我国宋代在各地设置了大量的官药局。这一机构的设立对宋代社会医疗起到了相当积极的影响,客观上降低了各地普通百姓的医疗成本,改善了地方上的医药卫生条件,对当地的医疗风气的改变也有积极的影响。当官方组织的社会公共医疗进入地方,并与地方社会上的其他势力发生竞争时,医疗活动不再是单纯的医疗活动,而成为一种政府进入地方社会的中介手段,并以此来树立政府形象。以宋代泉州安溪县官药局而言,官药局的设立展示了政府权力如何通过医疗这一手段,实现其对地方社会的渗入与引导,从而将各地方纳入到政府的统治体系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