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敕书说”质疑补述

笔者曾写《“贵州”一名由来考证》(载《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3期)其中,对“宋太祖敕书说”提出质疑。原文大意是:(民国)《贵州通志·舆地志》说,“按《康熙通志》载,太祖赐水西土官普贵敕书有‘惟尔贵州,僻在云贵’之文,是贵州之名宋世已有”;又《贵阳府志·沿革〉说,“五代之际,罗甸王之支属有普贵者,北据矩州,宋太祖初纳款,土人伪‘矩’为‘贵’。太祖因其所称者,用为贵重之民,‘贵州’之名于是起矣”。关于“宋太祖敕书”事,据说为安氏家谱所载,未见于〈宋史〉。检阅〈宋史·太祖本纪〉和〈蛮夷传〉均未见。这种内附,朝贡的记载甚多,独…     

贵州佛教引论

1贵州地处西南边陲,自古以来为“西南之奥区”。由于立省较晚,又地势险要,山重水复,与中原诸省相比较,佛教传入贵州较晚,在西南三省中,佛教发展办逊于川滇,中原佛教各宗之在贵州加四川之典型,佛教与民族宗教文化之融合又不及云南之浓郁,总体特征处于川滇之间,既有中原佛教的特征,又有西南地方民族的色彩,呈现出贵州自己独有的特色。贵州佛教,兴起于唐,传布于宋,发展于元,繁荣于明,鼎盛于明李,衰落于晚清,复兴于民国,恢复于当代。究其源流,唐宋元时多得自）;膜及中原诸省,明清时期主要受益于西蜀,大乘各宗与时并传…     

行吟贵州山水的歌者

三百多年前的1688年,山东德州人田雯,到贵州当了三年巡抚(省长),写了一本《黔书》。该书一大特色是对贵州山水之美大加称赞。他写道,贵州“山皆石,则岩洞玲珑;水多潜,故井泉勃窣。”一丘一壑,怪石犇湍,在在所有”。他一再发出“谁谓黔中无佳山水哉”的感叹,并期待有“高士品题”而使这些山水名声远播,“封禅于长安”。     

贵州大学堂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作为贵州近代高等教育发端的贵州大学堂,诞生于中华民族觉醒的二十世纪之初。可以说是清末欧风东渐、兴学育才的产物。创办以后,便以“得黔中英才而育之”为己任,点燃了贵州近代教育和近代科技文明的火花。在其后的发展中步履艰难,几经沉浮,但它对贵州教育近代化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与日俱增,尤其是它“实事求是,造就通才,兴学育人”的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贵州的“龙文化”与“石文化”

龙文化“龙”,有生物龙与精神龙的区别。两者的外形与内涵都不一样,前者属于生物学的范畴,后者属于文化学的范畴。但无论是从古代生物学的角度看还是从民族文化学的角度看,贵州都堪称其“故乡”。古生物学中的“龙”,有恐龙。飞龙、鱼龙等。而古代贵州,除有众人熟知的恐龙外,还有出土于兴义、安龙、关岭、清镇、大方和贵阳三桥等地被古生物学家称之“胡氏贵州龙”、“意外兴义龙”。“顾氏三桥龙”、“宋氏清镇龙”。“中国弯曲龙”等多种。特别是生活在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兴义市顶效镇绿荫村一带的“贵州龙动物群”,除了…     

状元墨宝

我友贾文宁 ,出身于贵阳教育世家。其曾祖聘三先生 ,是清末贵阳的名人雅士。聘三先生喜爱诗文书画 ,与之交游者大都是文人画士、社会名流。聘三之子一民先生 ,曾参加过清末戊戌科举 ,是贵州的“孝廉方正”（举人）。一民先生后投身教育事业 ,与凌秋鹗、黄干夫等人创办“达德学堂” ,为贵州的新式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文宁的外公蔡岳（字衡武） ,是贵州的实业家 ,对推动贵州的辛亥革命功勋卓著。辛亥革命成功后 ,衡武先生曾任“大汉贵州军政府”首任财政部长 ,对当时的军政界及商界颇具影响。值得一提的是 ,衡武先生曾提携过黄齐生先生 ,资助…     

贵州梆子

一、源流沿革贵州梆子又称呼本地戏,也有叫贵州戏的。现据个人所搜集见到的资料概述于后。安顺府志载:“明洪武九年,太祖将征云南,命陈友德巡行川蜀,推播之境,修城郭”。安顺府志又载“……昔尝二议立省会于此,固土之轻重,不及贵阳……”。可见,当时的政治经     

边际文化与文化批评——对“贵州文化”的人类学思考

“贵州化”在大众的心目中无疑被视为“边际化”。这个“边际性”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空间位置上处于边陲地带;二是在化上与“主流化”相比,是处于从属的“亚化”位置,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而言。在历史上,贵州一直被“蛮夷之地”、“夜郎自大”、“黔驴技穷”等等含有歧视性的话语表述着。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笼罩下,贵州从古至今分别受到两种力量的冲击,在封建时代因是“化外之地”,王朝的统治一直没有放弃对贵州进行儒家思想的灌输;     

贵州佛教三考

佛教传入贵州已逾千年,历代僧人游方、行化于全省乡野村镇,宏法、传教于官商士民之中,或行“经忏”,或倡“棒喝”,建寺庙,育僧才,咏吟山水,摩崖刻石,甚至于作入尘之举,消弥边患,化导“愚民”,在继承和宏扬中原佛教的同时,又创造出了丰富的贵州佛教文化。其作为贵州文化之一部分,不仅在贵州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对贵州的开辟、发展起过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在贵州社会发展史上亦占有着重要地位。然迄今为止,各有关贵州的史志,对贵州佛教的传入,发展、演变诸事往往述而不详,其间更有若干须考正、补白的问题,笔者不揣浅陋,意欲从诸多文献中钩沉一二,以拾遗补缺,供修史者察考。一佛教何时传入贵州?考诸家史志,皆无明确记载,惟《太平广记》卷一百十二引唐牛肃之《记闻》有所提及,其云:“唐牛腾,字思远,唐朝散大夫郏城令,弃官从好,精心释教,从其     

“宋太祖敕书说”质疑补述

笔者曾写《“贵州”一名由来考证》(载《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3期),其中,对“宋太祖敕书说”提出质疑。原文大意是:(民国)《贵州通志·舆地志》说,“按《康熙通志》载,太祖赐水西土官普贵敕书,有‘惟尔贵州,僻在要荒’之文,是贵州之名宋世已有”;又《贵阳府志·沿革》说,“五代     

王阳明“龙场悟道”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王阳明（王守仁）谪贬贵州龙场（今修文）,心学从此倡明。明清之际,阳明之学,风靡一时,李贽、黄宗羲等大家,都自认是“王学正宗”。后来扬波海外,传入东赢,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人,也极为推崇王学,梁启超称王阳明“是一位豪之上”,说他的学术,“象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遗憾的是,人们但知王阳明生于浙江余姚,却没有充分重视王阳明成道于贵州。其实,“龙场之悟道”,至关紧要,奠定了王学的基石,倘若不经此“大彻大悟”,王学恐怕很难臻于炉火纯青的境…     

明代安边化民政策与贵州佛教发展之特点

明代是贵州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也是贵州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明初,明王朝通过一系列武装征伐及政治安抚手段,控制了贵州大部分地区,将贵州正式纳入中央行政管理区划。与此紧密相联,贵州佛教作为其“安边化民”政策之工具,在中央政权的干预和利用下,迅速在全省传播、繁衍。其时寺庙林立,僧尼活动于穷乡僻壤,士民一时响慕     

贵州无处不风光

有人为贵州测了一个字,把“贵”字拆成“中”、“一”、“贝”三字,并解释说,贵州是“中国的一个宝贝之州”,这个说法一语道出了贵州的珍贵与奇特。贵州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宝贝呢?她是天、地、人三者完美结合,和谐相伴的一个大宝贝,是自然与人类文明的一片净土。     

时光机·教书先生

贵州是移民之地,无数优秀的外来精英,给贵州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并在贵州创造出了教育事业的奇迹。贵州教育曾经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展示过辉煌。今天,这些贵州辉煌的教育史仍然是可资借鉴的宝贵经典。 “以民为本”的“知行合一”创始人王阳明     

抗战时期吴泽霖对贵州少数民族民风民俗的调查研究

抗战时期,大夏大学由上海迁至贵阳后,社会学系仍由吴泽霖教授主持,于1938年春建立社会经济调查室,附属于文学院,亦由吴泽霖主持。一年后,为促进工作效能、充实研究内容和设备,将该室改名为社会研究部,“从事进行有系统之调查与研究,以冀促成贵州社会建设之事业”。“特别着重黔省境内苗夷生活之实地调查工作。”     

播州“杨保”名称含义再析

播州之“杨保”．在明以前的史书中不见有记载．而自明末车化龙《播地善后事宜疏》和郭子章《黔记》“杨保”之名出现后一就屡见于以后的许多史料中。近期笔者查阅了一些文献．发现诸文献及著述对“杨保”一名的含义理解有误．有再探讨的必要．兹将粗陋认识陈述于后。有关“杨保”名称的考释,请田霎《黔书》．乾隆《贵州志搞》．嘉庆《清一统志》、《正安村;志人同治《石吁府志》等．皆曰“按保乃搐州之裔”;黄尧承《贵州苗夷丛考》亦认为“杨保苗则以播州杨氏之裔得名”．直接把“杨保苗”当作措州杨氏的遗裔;民国年间,谭其嚷教授随浙…     

明季黔中逃禅出家士大夫考录

清初学邵廷采在《思复堂集》卷3中云：“至明之季,故臣庄士往往避于浮屠,以贞厥志”,“僧之中多遗民,自明季始也。”贵州安隆(今安龙)曾为永历帝驻跸之地,贵州一度为南明永历之畿辅,且时间最长,故南明衰亡,其故臣为全其志节多于黔地出家为僧,     

双乳峰：在天地之间灿若莲花

神秘夜郎国的诱惑 贵州是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但让贵州名扬天下的却是“黔驴技穷”和“夜郎自大”两个成语。从“黔驴技穷”这样的故事中可以看出贵州因了十万大山将其置于偏远封闭之地,后人从“夜郎自大”中读出的是夜郎国人的自满与白闭,却很难看出夜郎同人的那种自信与自豪。     

“贵州”一名考证

“贵州”,今为省名。元置“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于“贵州”;明洪武中改置“贵州宣慰司”,永乐年间建立“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成为全国十三布政使司之一。贵州建省,自此开始。在史志上,对“贵州”一名的由来,解说甚多。由于它与各个朝代的更替有着密切关系,涉及到古代建置沿革和地域划分等问题,加上史料不完备,各说互有(牛氐)牾,有的语焉不详,近乎牵强,实有继续考辨的必要。     

《象祠记》中的灵博山在黔西发现

明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先生所写《象祠记》中的象祠遗址,近日在黔西县被正式发现。《象祠记）是王阳明先生著作中的一篇重要文章,选入了《古文观止》一书,其开篇句就说“灵博之山,有象祠焉”。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所注和贵州《大定府志》所载,“灵博山在贵州黔西县境”。据此,黔西县组织有关专家多方考证,发现灵博山就是该县素朴镇内的“麟角山”,因山下多住彝族人民,彝语又称“山”为“博”,故又叫灵博山。“灵博山”原本建有以纪念传说中舜皇帝之弟“象”的祠堂,为当地彝族先民世代供奉,后于清初吴三桂剿水西时毁掉,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