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是“牛气”也“憋气”——竺可桢与浙江大学

正竺可桢自1936年任浙江大学校长,一干13年,把浙大办成了李约瑟称誉的"东方剑桥";也干得心力憔悴,常哀叹衰哉倦矣,多次辞职而不获准,最后终因大陆政权易手方改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这期间留下数百万字日记。本文主要依据《竺可桢日记》,参考其他资料,尝试从他的"牛气"与"憋气"两个方面,勾勒一下他当浙大     

竺可桢与浙江大学迁贵州

临危受命 1936年竺可桢被当局选中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这在竺可桢一生事业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也是引起他思想转变的契机。浙大前身是求是书院,由清末杭州知府林启创办于1897年,是有识之士图谋变革而兴的新学。1902年改称浙江大学堂,几经易名,于1927年建制为大学。随后,蒋介石约见了竺可桢,并点出了浙大校长这个话题。浙江大学当时虽然也是国立大学,     

竺可桢是如何留在祖国大陆的

正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中国。此时,浙江大学是否跟随国民党迁往台湾,成为全校师生密切关注的头等大事。1949年1月中旬,浙大学生应变会举办了一场座谈会,竺可桢校长对时局发表谈话,面对广大师生和夹杂其间的国民党特务,他公开说道:"我们学校是办教育的,不应该受国内时局变化的影响。浙江     

竺可桢与李约瑟在遵义的科学情谊

1937年11月,日军逼近距杭州市区只有120公里的全公亭时,浙大才决定内迁,前后经过4次,历程2600余公里,于1940年到达贵州。据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日记记载,他于1940年1月12日离别宜山,经都匀转贵阳,先至青岩视察,决定一年级学生的临时校址。一年之后一年级分部搬往永兴场。1月17日,竺可桢到了遵义。其首要任务,仍然是勘定办公室、教室、宿舍的地址,计师毕们右一个学习、安宿之处。     

竺可桢与贵州

竺可桢对贵州的发展作过大量工作,特别是抗战时期浙大内迁贵州期间,竺可桢领导全体浙大师生为贵州的发展作了各方面的努力,本文主要论述他们在贵州气象发展、志书修纂、禁烟运动、农业推广等方面作出的贡献.     

台湾报刊发表《陈仪致汤恩伯影印亲笔信件原件》辨正

不久前我收到一位同志来信,说他读了台湾报刊多次发表的陈仪致汤恩伯影印亲笔信件原件,又看了我写的《陈仪策动汤恩伯起义经过》一文(该文收入《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一书),发现两者不一致,从而产生疑问。他来信说:“陈仪先生请您去上     

钱锺书老师

抗战期间,暨大迁到闽北建阳。龙泉浙大分校外文系二年级生不去内地本校,就到我校借读。当时我校外文系相当有名,主任戚叔含教授对莎士比亚和英诗有深厚的造诣。抗战胜利后,1946年夏,学校迁回上海,文学院设在宝山路。外文系主任是孙贵廷,他是英国的语言学博士和哲学博士。教授多名流学者,如曹未风、陈逵、周煦良、李健吾等,其中最著名的还推钱锺书教授。     

竺可桢：烽火连天育桃李——浙江大学抗战时在宜山办学事略

1938年9月25日下午6时左右,一辆残破不堪的吉普车,开进广西省宜山县县城,停在宜山县乐群社(旧址在今宜州市商业局)门口。当时的乐群社,即相当现今县府招待所,这陌生车子的到来。引起群众的围观。这时,从吉普车上下来一个风尘仆仆的比较瘦小的中年男子,他就是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日本鬼子节节逼进浙江,浙大在校长竺可桢的建议下,为了在战火中能坚持办学,为抗日救亡提供人才,决定将学校搬迁到内地。     

“自治”与“训导”:20世纪40年代浙大校园中的《生活壁报》与壁报风潮

《生活壁报》由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创办于1939年,在浙大第二任训导长费巩的支持下,成为"左倾"学生表达诉求的喉舌,由此引发校内纷争,更进一步引起教育部的不满。双重迫力之下,校长竺可桢要求训导处着力整顿壁报,并最终于1945年6月制定了壁报管理办法。但在国共内战的时局之下,浙大的壁报管理制度终成一纸空文,对于战后学潮毫无约束力。《生活壁报》及其引发的数次风潮,凸显浙大学生自治会权力的日渐扩张,学生自治会成为与校务委员会对峙的另一隐形权力机构,对训导处的威信与合法性构成挑战。20世纪40年代末,学生自治会与训导处的抗衡,不仅是浙大校方无力控制学潮与学生的重要表征,还彰显中央执政当局对于国立大学管理的无序与失控。一定程度上,自治与训导双方权势的转移也预示了中国政治格局的走向。     

蒋介石怒斩重臣陈仪之谜

陈仪,188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与蒋介石是老乡。陈自幼聪明过人,饱读诗书,成绩优良。1907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5期。回国后,追随孙中山,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为国民党的元老之一。后又跟定蒋介石南征北战、东伐西讨多年,深得蒋总裁的信任与器重,对陈仪先后委以军界、政界的要职。陈仪为何后来被蒋介石革职杀头呢?这还得从他与得意门生汤恩伯的恩恩怨怨说起。汤恩伯年少时,拜在陈仪门下,且显出一副虔诚为徒的样子,博得陈仪的喜爱和欢心,汤趁机称陈为“干爹”,过从甚密。他在陈仪的指引和资助下赴日本进入军校学习。汤恩伯一回国,先到陈府,一面…     

台湾受降幕后秘闻

1945年10月25日,陈仪代表中国政府接受原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的投降,开始全面接管。这一天,他特别高兴,想起10年前奉蒋介石之命,来参加日本统治台湾40周年纪念典礼,而长期受到非议,就更感到扬眉吐气了。当时传说日本军人有与台湾共存亡的焦土阴谋,安藤利吉闻讯即召而告诫曰“:接受投降的是我们陆大前辈陈仪长官,你们万万不可轻举妄动。”日本国人对辈分极为重视,从而制止了一场灾难。陈仪在台湾的威信也就更高了。台湾受降幕后秘闻@周一鹗     

抗战时期浙江省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史料(上)

浙江省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为国内孤本,非常珍贵,抗战时期,为保护该书,教育部决议将此书西迁,抗战结束后复迁回杭州。本组史料为教育部、浙大校长竺可桢、交通部等各方之间为四库全书西迁事的来往文书。     

抗战时期浙江省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史料(下)

浙江省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为国内孤本,非常珍贵,抗战时期,为保护该书,教育部决议将此书西迁,抗战结束后复迁回杭州。本组史料为教育部、浙大校长竺可桢、交通部等各方之间为四库全书西迁事的来往文书。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教育家竺可桢的教育思想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竺可桢算不上一位数一数二的风云人物,他的知名度比不上蔡元培、胡适、蒋梦麟,但人微未必言轻,当我们再次翻开民国大学史册,拂去厚厚的尘埃,却惊诧地发现,他的教育思想余温犹在,不失为医治当今中国大学各种顽疾的一剂"猛药"。     

抗战时期国内大学借读现象论析——以战时大学报刊为中心的考察

抗日战争爆发导致国内大批高校停办或内迁,致使大量学生流亡,催生战时校际借读这一独特历史镜像。国内未受战争影响之大学,通过接受申请、资格审核和编级考试等程序,积极收容他校学生予以借读。国民政府及相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各大学,出台借读政策办法,安抚救助借读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延续,并为其后数十年的国家建设培养了骨干力量。战时大学借读之价值足与同期大学内迁相媲美,深入探讨这一现象,有助于完善对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     

马老讲学

马一浮初隐于孤山,读澜阁《四库全书》。抗战军兴,竺藕舫出长浙大,崇其德业,三晋谒之,(其事详见《竺可桢日记》),马老感焉。浙大西迁,诣江西泰和讲学。其学出入二氏,返之六经。首论治国学先须辨明四点。“一、此学不是零碎的知识”,“应知道本一贯”;“二、此学不是陈旧呆板的物事”,“应知妙用无方”;“三、此学不是勉强安排出来的道理”,“应知法象本然”;     

蒋介石冒领军饷

据曾任国民党浙江省主席的陈仪揭露,蒋介石对他说过：“你平时主张用人要廉洁不苟,依我看,泥塑木雕的佛像水都不喝,最最廉洁的了,可是他不能做事。所以必须廉而有能。     

胡适与清政府的留美官费生榜单

浪子回头金不换。胡适考学放洋,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因此他对此事十分关注。后来他在同榜的竺可桢那里看到了当年油印的"第二次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学生榜",并得到了抄本。     

陈仪策反汤恩伯

经过再一斟酌,陈仪决定亲自给汤恩伯写信,策动他同时起义.这是由地下党提议而采取的一个重大行动,是为保存浙江地方元气、争取京沪杭地区和平解放而作的一次勇敢的尝试. 但是,汤恩伯现在手握重兵,是蒋介石最信得过的三员“宠将”之一(另二人是陈诚、胡宗南),陈仪这样做,有把握吗?“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的陈惕庐、贡沛诚等人,早就向陈仪进言,说汤恩伯已不是前些日子赋闲的汤恩伯,一阔脸就变,不知安的什么心,劝陈仪对汤不要过于相信.     

1949年的竺可桢与“拒竺”风波

在众多民国教育家和科学家中,竺可桢可谓是杰出代表。他那与生俱来的复杂经历,形成了他独具个性的思想和观念,更让他成为关注焦点。特别是1949年浙江大学的＂拒竺＂风波,再次把他推向了历史的风口浪尖。在时代发展的重要关口,他将面临怎样的命运,作出怎样的抉择？《1949年的竺可桢与＂拒竺＂风波》一文作了详细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