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梁启超的未来想象及其历史哲学

康有为和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各自完成了其成熟的未来主义想象。两人的思想有不同的历史哲学在背后支撑。这体现在康有为完成于1901至1902年间的《大同书》和梁启超发表于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两书中。康有为《大同书》的背后是一种千禧年论式的历史哲学,而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想象选择的进路则是可臻完善论。千禧年论和可臻完善论,这两种理念代表了近现代中国转型的两种主要的思想模型,也影响到了现代知识分子以及他们追求中国现代化的策略。探讨这两种思想与历史哲学模型,有益于更好地思考中国近现代转型的复杂状态。     

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一文写作时间考

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谈到梁启超、康有为读《天演论》,学术界往往据此信来推论严复《天演论》的成书时间,推论康有为历史进化观的形成时间。因此,搞清楚此信的写作年代,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哲学史、史学史的研究,显然不是一个小问题。     

恩爱姐弟恋·梁启超与李蕙仙

正中国近代史上康梁齐名,二者既是师生,又是变法的政治战友。但论及真实的历史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做学生的梁启超要超过其师康有为。论学术,梁启超的新史学可谓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开创了一种迥异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方法;论文章,其风格汪洋恣肆,一篇文章可敌十方报纸,袁世凯孙中山都争着要他;论政治,他眼光敏锐,总能以今日之我打到昨日之我,一生总是选择正确方向:从最初拜倒在康有为门下接受的君主立宪,到无     

女界英豪沈兹九

沈兹九（1898—1989）,浙江德清人,1898年4月出生于城关镇（今德清县乾元镇）丁家弄6号,一个石库门内的中产阶级家庭。我们知道,那一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发动了“戊戌变法”,想让中国走上强国富民之路,     

康有为、梁启超论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

康有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主将。他们在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时,常引据外国历史昭示中国的发展前途,上醒皇帝,下喻百姓。印度是他们常提到的国家之一。康有为著作中讲到印度的约有84篇200处,梁启超有近100篇200多处。这样多地讲印度,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印度的情况和中国有很多共同点,“举印度之事警中国”很有说服力。尤其重要的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     

清末民初中国政党运动

在中国,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是到20世纪初即清末民初才出现的。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加上中国清末封建王朝的没落与腐朽,在西方列强的蹂躏下,中国的社会政治危机不断加深,遭遇亘古未有的巨变。正如梁启超形容的:中国面临“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此民族存亡的时刻,许多卓越的仁人志士都努力探求救国救民之道。洪秀全发动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和李鸿章发起的具有近代化意义的洋务运动,康有为和梁启超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清朝末期…     

从康有为到孙中山

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他们都是广东人,年龄也只相差八岁。然而,一个由维新运动的领袖而逐渐蜕化,一个由民主革命的先驱而不断前进,以致对他们的评价,每不一致。其实,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是先进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

康有为《戊戌奏稿》作伪,康著《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多有夸张,然而,从今存《杰士上书汇录》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多部著作进呈本,仍能清晰地看到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思想交流。光绪帝采用了康有为的建策,5次保全康有为,并在百日维新的后期,准备设立懋勤殿以安置康有为。康有为仍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如此圣人——"南海圣人"康有为鲜为人知的一面

一、贪钱财,用华侨捐助的巨款挥霍享乐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组织保皇党.随行的弟子梁启超有改弦更张之意,欲与孙中山联手改组新党,拯救中国,康有为闻之色变,称"我等与孙文这帮乱党决无妥协余地".     

略论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知识结构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理论渊源既有儒学基础,亦有西学渊源,其中尤以西学为核心,且无论儒学还是西学,都受到其老师康有为的深刻影响.然而,梁启超将传统儒学及西方近代政治和法律思想只是作为理论渊源和参考,都左右不了其宪政思想的独立性.儒学作为理论基础,可使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更贴合中国实际;而西学作为理论渊源,可使梁启超接受西方先进宪政理论的指导.梁启超宪政理论研究上的实事求是精神,独立自主而又博采众家之长的气魄,应当是学界特别是法学界坚持和学习的     

戊戌后康梁与维新派学术研讨会综述

1993年11月23—27日,在广东省新会市和南海市召开了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我国首次以戊戌后的维新派为主题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由《历史研究》杂志、《近代史研究》杂志、广东康梁研究会、广东省社联历史学会等单位联合发起举办,莅会学者96人,其中来自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南朝鲜和台湾、香港、澳门的学者20余人。会议收到论文49篇。与会者围绕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和维新派的思想与活动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内容丰富,新见迭出。现择要序以介绍。     

秦州二骏

那时候,大清像一个垂暮的老人,没有了秋风扫落叶的霸气。慈禧这个怪诞的执政使中国晚清历史笼罩在一片迷乱的恐慌中,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尚处于筹划之中,十八省的1300多名举子还没有踏上进京会试的公车。     

康梁交恶溯源

康有为与梁启超最初是志同道合的师徒,而后,他们渐行渐远,最终甚至站到了相互敌对的阵营。二人的交恶不是偶然的。本文从学术门户的分立、政治信仰的乖异、国事参与的冲突和组织事务的龃龉等四个方面做了深入分析,认为康梁交恶是一个多层次的过程,其政见的迥异是最根本原因。康梁交恶只是政治上的决裂,梁启超对康有为的师生情则从未泯灭。     

才子苏曼殊为何欲刺康有为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坛上,有一位奇才,他集诗人、作家、画家、翻译家于一身.他创作的恋情小说以惆怅、忧郁之情,细腻地叙述了一个个梦萦情牵的爱情故事,因而有人谓其开“鸳鸯蝴蝶派”之先河,他就是一代才子苏曼殊.然而,这看似多愁善感的一介文士,一度曾想刺杀康有为! 原来,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孙中山的帮助下逃亡到日本东京,当时与康同行的梁启超有改弦更张之意,想与孙中山联合起来重组新党,但他知道康有为的执拗脾气.于是,梁启超便试探性地与康有为商量道:“此事对我们也大有好处.孙逸仙答应假如联合有望,他就给我开个介绍信去檀香山募捐.先生,我们现在困守异乡不是办法,要想重振大业,手中有钱才行啊!”     

戊戌政变后的唐才常和自立军

戊戌政变以后的唐才常,一方面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有联系,另一方面又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兴中会有接触,思想矛盾,主张模糊。反映在他所领导的自立军,也就呈现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究竟对唐才常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应该怎样估价呢?究竟自立军是进步的起义还是反动的“勤王”呢?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值得探讨的课题之一。我以为唐才常是在近代中国起过     

了不起的张謇 不一样的研究——《开路先锋：张謇》读后

<正>研究张謇的学者众多,成果丰硕,罗一民先生的《开路先锋：张謇》却让我耳目一新。作者通过不一样的研究,给我们还原了一位了不起的张謇的鲜活形象。一、了不起的张謇回望中国历史,每个时代都出现一批觉醒者,而最能凸显觉醒者精神的往往是在社会大突变的年代,比如终结皇权统治向共和政体转化过渡时期,孙中山、黄兴、康有为、梁启超、张謇……     

梁启超与方志学初探

一、梁启超其人 提起“饮冰室主人”梁启超,大家都熟知他在近代史上与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是维新派领袖之一,以“康梁”并称于世。晚年在厌倦了政治以后,他又致力于讲学与著述,在清华、南开、东南诸大学纵谈时政,阐释文化,演讲学术。他广泛的学术研究成果,显示了他广博的兴趣、炽烈的“学问欲”和卓越的秉赋。     

“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方志钦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３日至２７日,由历史研究杂志社、近代史研究杂志社、广东康梁研究会、广东省历史学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历史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南海...     

试论康有为的民族观

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在甲午中日战后预感到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曾呼喊过要“救国安邦”。但因为他的“发愤爱国”则始终和他那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安定国家内部局势的宗旨联系在一起,因此他的言行基本上未能跳出“君主”一家一姓的正统观念。在百日戊戌维新变法时期,他呼喊要“救亡图存”,并有意识地做了不少提高人们民族意识的工作,但由于阶级立场的局限,他始终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因此在实践上并无多大作为。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由北京逃往上海转香港,又离港赴日本与梁启超一起拒绝了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争取。不久,康有为赴加拿大,鼓吹“今日国势危急”“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为了争取光绪皇帝垂掌政权,康有为不仅运动英国政府干预中国内政,扶助光绪皇帝东山再起,而且还在加拿大组织保皇会与革命派抗衡。康有为、梁启超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的复辟,然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整个汉族地主阶级都已经与清朝满族地主阶级联合起来维护封建经济基础和政体的时候,康有为的希望只能是空想。因此,他高喊一阵子的改良主张,既失去了资产阶级的     

康有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

康有为、梁启超作为叱咤风云、家喻户晓的近代名人物,他们的名字是与戊戌变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两人曾经生活在中国近代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对近代历史的演变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为实现改良政治、救亡图存而进行的教育改革中,音乐启蒙教育也成为他们思想主张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