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敦煌文化创新发展——以动画片《九色鹿》为例

创新是延续文化生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从文化到中国动画",以动画片《九色鹿》为例,剖析《鹿王本生》的现代化途径,为文化产业化,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研究提供思路,承延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六经”文学论》

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代表的文化经典"六经"的形成,带动了中国古典时代的哲学与文学繁荣,实现了古典时代的思想和艺术飞跃,也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趋向。因此,"六经"的研究是学术研究无法回避的课题。本书作者几十年来一直关注和研究文学与经学的关系,在现代学术背景下,从"六经"与"轴心时代"的思想和文学突破、周代礼乐歌诗与雅颂诗篇的艺术形态、"变风变雅"与春秋文学的精神转向、礼典仪式与《尚书》"六体"的文学性书写、《月令》模式的思想意义与中国文学的四时结构、"乐经不缺"与周代音乐经典的体系性构成、《周易》的诗体结构形式与诗性智慧、《左传》与"春秋笔法"的文学超越等方面对"六经"进行了全面的文学解读。     

新书微讯

《中国文脉》内容简介本书以中国文字起源为引,从《诗经》讲起,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及楚辞,再到秦汉时期的大一统与书同文对文学的影响,汉赋及"无韵离骚"《史记》,魏晋时期的三曹及"竹林七贤"等文人雅士的诗作文采,再到唐宋诗词,元曲及明清小说,一气呵成,使历史与现实相沟通,文理与形象相交融,为广大读者解读了中国文化的演化过程。     

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

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干是文化史。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到20年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间有发展变化,也有矛盾冲突,但总体上是一个逻辑展开的过程。从文化史角度看,梁启超所构建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以文明史立根基,以普遍史致广大,以专门史为核心,以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过程中由博到专、分工趋细的特点,又可看出文明史—广义文化史—狭义文化史—文化史观之间的逻辑关联。这一逻辑结构对理解和反省当下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清代文人与秦淮河

秦淮河是一条美丽的河,因为承载历史文化遗存最多,堪称"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河"。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灿若群星;名篇佳作,传之久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与秦淮河关系非常密切的是清代的三部著名文学作品——《儒林外史》、《桃花扇》、《红楼梦》,其中《儒林外史》、《桃花扇》都是以     

朱维铮先生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

朱维铮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本文以作者亲历的事实,并利用相关书札文献,比较翔实地描述了朱先生组织"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策划出版《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和《中国文化史丛书》,以及筹办"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和著作《走出中世纪》等若干重要的工作,阐明其作为80年代中国文化史学科建设和规划的主要策划人的贡献。     

史学精粹

<正>王晴佳、胡萧白:《中国史学的元叙述:以"文化中国"说考察正统论之意涵》(《江海学刊》2017年第1期)杜维明教授在1991年提出"文化中国说"。这一学说和其他当代新儒家的理论,与宋代士人的"中国"观有不少可比之处。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汉朝灭亡之后,如何定义"中国"及其延续和变化。魏晋时期中国史学开始出现     

《收藏家》杂志APP正式上线

正《收藏家》杂志,全彩色精美印刷、资讯及时、品味高雅。作为文博及收藏界的专业期刊,具有专业性、学术性,面向全国文博系统及所有收藏爱好者。提倡"以鉴定作为收藏基础,以中国传统文化提高收藏品位"。《收藏家》杂志与北京华星成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携手发行《收藏家》电子杂志App。高度还原纸质杂志中的内容,为广大读者和收藏爱好者提供精彩下载阅读体验。     

《道德经》中“道”的概念在西方的误读与误导——以韦力和安乐哲的译本为例进行分析

道德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世界各国的哲学、宗教、文化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世纪末被来华传教士翻译介绍到西方,如今已成为除《圣经》之外译本种类和数量最多的一种典籍。但是这些译者在向西方介绍中国经典时传递了一些错误的信息,因而造成对《道德经》的误解,进而使西方对中国文化本身也产生了许多误解。本文以《道德经》的核心概念"道"的涵义为分析切入点,选取韦力和安乐哲的译本进行分析,并与《道德经》"道"的本身涵义相对照,发现由于早期译者自身并没有认识到中西思想文化结构中存在的本质差异,单纯片面的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来解释中国经典著作,这是造成经典误读的根本原因。     

沈兼士与《四库全书》

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客观上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大文化奇观,它是中国数千年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它与长城、大运河一样,为世界所瞩目的"中国古代三大伟大工程"。乾隆皇帝不仅策划了《四库全书》的编修,而且还想好了有关《四库全书》的收藏。该书共缮写了七部,分藏七阁     

排华法案时期华人非法越境美国现象探析——以中国传统法文化为视角

论文以中国传统法文化为切入点,通过对《排华法案》出台的原因及影响以及华人由加拿大、墨西哥越境美国现象的分析,阐述了华人越境入美的主观因素。认为美国《排华法案》时期的华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稳定的守候者,中国传统法文化也深深烙印在他们心中。面对《排华法案》这一仅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法律时,在"理、情、法"权衡之后,很多华人冒着生命风险,付出更大代价做出越境行为,既是被逼无奈之举,也是追求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正义"的体现。     

戒文、戒书与戒文化考溯CSSCI

戒文与戒书是中国戒文化的重要载体。戒文活跃于三代至六朝,以《尚书》为渊薮,以汉晋间为盛;戒书起自班昭《女诫》,成熟于《金楼子》《颜氏家训》;从戒书开始戒文化走向大众与普适。对戒文化的认识发源于《尚书》的弼违意识,以李充论戒始为自觉;六朝晚期戒文化成熟,有刘勰等的泛戒文学观,又以萧统弼匡的戒文化观为标志。萧统编撰《文选》是戒文化发展的重要事件,其《序》中论戒而书不选戒,是萧统戒文化观而非戒文学观的一个折射。中国戒文化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上古三代为萌芽期;汉晋为发展期;六朝为形成期;隋唐以降为流变期。     

戒文、戒书与戒文化考溯

戒文与戒书是中国戒文化的重要载体。戒文活跃于三代至六朝,以《尚书》为渊薮,以汉晋间为盛;戒书起自班昭《女诫》,成熟于《金楼子》《颜氏家训》;从戒书开始戒文化走向大众与普适。对戒文化的认识发源于《尚书》的弼违意识,以李充论戒始为自觉;六朝晚期戒文化成熟,有刘勰等的泛戒文学观,又以萧统弼匡的戒文化观为标志。萧统编撰《文选》是戒文化发展的重要事件,其《序》中论戒而书不选戒,是萧统戒文化观而非戒文学观的一个折射。中国戒文化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上古三代为萌芽期;汉晋为发展期;六朝为形成期;隋唐以降为流变期。     

《收藏家》杂志App正式上线

正电话:010-65127493《收藏家》杂志,全彩色精美印刷、资讯及时、品味高雅。作为文博及收藏界的专业期刊,具有专业性、学术性,面向全国文博系统及所有收藏爱好者。提倡"以鉴定作为收藏基础,以中国传统文化提高收藏品位"。《收藏家》杂志与北京华星成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携手发行《收藏家》电子杂志App。高度还原纸质杂志中的     

新书微讯

正《〈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内容简介本书是北京大学教授陈苏镇先生潜心研究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的力作。本书深入细致地描述和分析了在儒家士大夫的推动下,以春秋学为主的经学如何诉诸"大一统"帝国的创制立法,如何影响汉帝国的实际历史进程,从而成就"汉道",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确立了基本模式。     

梅隆雪川赋作

梅隆雪川即雪川,原名廖学良。中国辞赋研究学会会长、文化学者。籍贯四川乐山。多年来以"辞赋中国的文化传承"为题在国内外云游宣讲。写作包括小说、散文、文学评论和诗词歌赋。作品较有影响者,新诗如《太阳血国魂祭日》、《峨眉诗魂》、《郭沫若祭》、《中国我们问谁》、《老兵的诅咒》、《拯救》、《黑人白人和我们》等;评论如《中国诗:传统与现代之辨》《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昆仑之巅,一面猎猎招展的史志大纛--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志》、《中国柯尔克孜族百科全书》和《柯尔克孜民间文学精品选》,兼谈主编贺继宏的成长、成才与成就

巍巍昆仑,以"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冰山公主"--公格尔峰及其姊妹峰公格尔九别峰,并称"昆仑三雄".与之相媲美的,尚有"昆仑文化三宝",这就是史志奇葩--《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以下简称《州志》)、《中国柯尔克孜族百科全书》(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以下简称《百科全书》)和《柯尔克孜民间文学精品选》(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出版,以下简称《精品选》)."文化三宝"论,乃笔者阅读上述三著后的命题,广大史志界有识之士,或将有此共识.     

晚清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上古神话研究——以《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为中心

晚清传教士从基督教文化的普遍主义出发,试图以《圣经》为基准,在中国典籍中爬梳中国上古史,索隐、比拟及调和中外历史文化,借此打破中西文化的沟通藩篱,以证明《圣经》的权威性及其普世价值。其中既有对比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与《圣经》记载的暗合之处,也有对中国上古时期之上帝的信奉文献的爬梳,同时也涉及到中国上古人物与《圣经》人物的比拟论说。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复仇还是宽容,这是一个问题——《喜玛拉雅王子》对《哈姆雷特》的互文与颠覆

被称为"最具有艺术精神的藏语电影开篇巨作"的《喜玛拉雅王子》用后现代、后殖民手法和视角颠覆了莎翁戏剧《哈姆雷特》的"复仇"主题,着力表现"真爱与宽容"。电影揉合了中英文化、中藏文化,成功地移植了东方哲学思想、宗教文化气息,东方理念和东方神韵,让观众领略东西方文化的奇特交融。本文拟以互文性理论为切入点,解读电影《喜玛拉雅王子》对戏剧《哈姆雷特》人物关系和情节的互文与颠覆,并着重挖掘《喜玛拉雅王子》如何嫁接藏族苯教文化、汉族儒、道教文化和西方文化,全新演绎雪域王国的哈姆雷特。